据《日本时报》报道，近日，日本地方法院裁决，赔偿15名二战时受害的韩国劳工4500万日元。此案是集体诉讼案，原告是80名韩国人，他们本人或亲属在二战期间被日本抓紧去做劳工。1945年战争结束后，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韩国人乘轮船返回韩国，途中遭日本军队轰炸，船上524名劳工遇难。幸免遇难的劳工和死难者家属后来对日本政府提出控诉，要求30亿日元的赔偿。但是，日本法院的判决认为，得到赔偿的15名韩国人，确实能证明当时自己是船上的乘客，而其他的原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在船上，或者是受害人的家属。
“花岗惨案”日方要求和解而非赔偿道歉
抗日战争随着日本战败结束后，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法庭先后接到了60多个控告日本战争罪行要求赔偿的案子。此案只是其中之一。据报道，这60多个案例，绝大多数不是败诉，就是处在冗长的司法程序当中。另外一个原告得到部分赔偿的案子，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花岗惨案”。日本东京高等法庭去年底判决，“花岗惨案”中的中国原告可得到5亿日元的补偿。1945年春夏之交，日本秋田县花岗为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挖矿的986名中国劳工，由于无法忍受恶劣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以及残酷的虐待，发生了暴动。《日本时报》报道说，中国劳工杀死了五名日本监工，而日本人报复打死了113名中国暴动劳工。不过，据中国中新社报道，暴动被镇压后，遭到杀害和被迫害至死的中国劳工，有418人。
1995年6月，花岗中国劳工大队长耿淳和十一名生还劳工向东京法院提出起诉。历经五年，日本法院做出了“庭外和解”的裁决。鹿岛建筑公司在裁决前发表声明说，战争期间劳工环境十分艰苦，“尽管本社诚心诚意予以最大限度照顾，还是出现许多人因病亡故等不幸之事，对此，本社一向深感痛心。”鹿岛建筑公司还说，近年来，部份中国劳工起诉追究本社责任，一审遭到法庭驳回，日本高院建议和解。“本社在不承认诉讼内容法律责任前提下，进行了和解协商。鹿岛建筑公司认为，他们只是拿出法院建议的金额，建立一个“花岗和平友好基金”，而这一基金，并“不含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
“和解协议”掩埋罪行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日本索赔的北京学者和企业家童增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支付1800亿美元的民间受害赔偿。童增是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毕业，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最积极的活动人士和代表，他曾发表“万言书”，历数日军之残暴。他认为，‘花岗和解’，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童增说：“当时，案子败诉了。两年前，上诉也被驳回了。当时美国方面发起了对日索赔，日本律师提出庭外和解，给了鹿岛一些钱，案子在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 庭外和解内容，很多劳工家属不清楚，有蒙人的感觉。最主要是，日本企业不承认当时的责任，而且规定原告今后不能再提出其他方面的诉讼。”
浙江教育学院退休数学教授高雄飞，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断一只胳膊。他也聘请律师，向日本政府提出起诉。他是六十多个案子当中，唯一以“大轰炸受害”人的身份提出起诉的。高雄飞谈到日本对“花刚惨案”的判决，非常气愤。
高雄飞说：“其实，花岗事件这样解决，对中国人来讲，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种‘和解协议’把指控日本企业的罪行，全都一笔抹煞了。对他们应该承担的罪责，一点都不承认，而且也不叫赔偿，好像是做好事，可怜中国人。”高雄飞教授说，日本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倾向中国的战争受害人的。这是由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本质所决定的。
高雄飞教授也是1995年在日本法庭提出起诉。1999年9月，一审败诉，他随即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目前，还在审理当中。高雄飞说，他并不期望能得到多少赔偿，主要是要伸张正义，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中国人民要求日方认罪谢罪
美国华裔教授吴天威和朱永德发起的日本侵华浩劫纪念筹备委员会对“花岗和解”提出严词批评说，鹿岛公司以富豪资本家心态，给花岗受害者一些施舍，不仅污辱了受害人及其家属，也污辱了整个中国。
“花岗案件”的判决，在中国一些网站上引起了热烈讨论。原告代表花岗中国劳工领袖耿淳的儿子耿宇硕也发表文章，对这个“和解协议”表示抗议。但是，“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跃，发表长篇文章，认为，“花岗和解”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的胜利成果。林伯跃说，从 1990年开始同鹿岛公司展开谈判以来，中国受难者的目标就是，以鹿岛的认罪、谢罪为前提，986名受难者事情一起解决。而最后的裁决，鹿岛接受了全体解决问题的方案，赔偿金额从6050万提高到了5亿日元。全体人员的同时解决，是日本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尽管是政治上的妥协，但收获是很大的。
林伯跃说，就“和解”的内容来说，用中国人的感情和期待的尺度来衡量，确实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必须了解，通过“和解”，中国受害人获得了一项不可多得的成果。林伯跃说，它对今后的战后补偿诉讼斗争，带来了一线希望。
美国之音2001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