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两国间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国入世问题展开较量的大背景下，人们往往忽略了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而实际上中美科技交流综合网络的建设已有30年的历史了。

    由于中美在安全合作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共同利益，所以两国在贸易和环境领域的关系以及科技方面的合作极为广泛——从为应付众多实用技术挑战而展开的基础性研究到两国进行中的为制定更广泛的科技合作政策而展开的对话等等，不一而足。

    两国的高等学府、专业协会、政府机构及公司企业都已参与到这些交流中。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常常不能得到美国决策者应有的、足够的重视。

    然而，当条件成熟时，这种科技的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就会迅速上升并凸显出来。但这种重视度上升很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复杂本质的严重扭曲。

    最初的构想

    中美科技合作关系经历了三个层次分明的发展阶段；现在，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科技合作关系正进入其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则打开了中美交流的渠道，推动了中美科技成果交换进入开始阶段。

    伴随着美国政府专门机构负责人掀起的访华浪潮，以及中美关于交流学生和学者的协议的签定，中美科技合作的第一个阶段达到了高潮，而这一切成果都是在1979年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前取得的。

    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及中美进行大规模科技合作的协议的执行，成千上万以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为专业的中国学生开始涌入美国；中国政府机构也同美国方面制定了积极的合作计划；而美国公司也开始同中国工商业界进行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合作。

    而中美科技合作范围和深度的持续扩大也使得中国政府日益担心中国新生代会在外国商业利益面前迷失自我。

    中美在科技和教育领域合作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1989年6月之后突然中断，原因是美国政府及学术界作出了暂停两国科技和学术交流的决定。

    九十年代早期，美国放弃对华制裁后，两国科技合作关系得以继续，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第三个发展阶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私营企业在两国合作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大幅上升。海外投资的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技术转让的增加以及开发中国技术潜力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的日益增加，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升着中美科技合作的发展水平。

    北约对中国驻南联盟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以及美国出台的考克斯报告在中国国内造成的舆论哗然都成为中国对国际科技合作的态度产生微妙转变的动因，这两起事件也由此成为中美科技合作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的一个里程碑。

    一个大胆的假设

    随着布什新政府的上台，中美科技合作关系也由此迈进了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在新阶段开始之初，回顾一下中美科技合作在此前的三个发展阶段中所取得的成果对我们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是极有帮助的。不可否认的是，成千上万曾经留美或已经驻美的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为美国科技的进步做出了不可低估的杰出贡献。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美国的“挖墙脚”，中国在这一阶段损失了大量最好最优秀的人才。然而中国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也并不是一无所获，事实上，从整体的角度考虑的话，中国所得应该大于所失。尽管人才的外流仍在继续，但是越来越多的曾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中国科技人员和工程师都踏上了归国之路。回国寻求发展的科技人员的持续增加为中国科研体系迅速萌发新的生气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商业化对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间接地帮助中国参与到高科技商业化的竞争中来。

    中国借学习美国科研机构在研制和开发方面的管理经验和政策模式的机会，将掌握的先进方法同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而这也使中国社会日益富于创新意识。

    对数据的评价

    与此同时，对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来说，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科技合作在两国关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愈发明显。对美国企业来说，不论是生活在中国国内还是旅居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都已经成为他们宝贵的财富。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显然有理由担心她所培养的新生一代才华横溢的技术人员，以及中国独立研制和开发的成果会在海外商业利益的冲击下迷失前进的方向。

    而对美方来说，人们对中美科技合作的日益加强也忧心忡忡。美方担心双方商业和学术联系的强化成为崛起的中国获得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先进技术的渠道。

    作为这种担心的结果，当两国开始一个新阶段的科技合作时，双方对科技交流的风险意识也日益增加，即使在中美科技合作对双方都有益已成为普遍和明显的共识的情况下，这种危机感也还是挥之不去。

    增进了解 重建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决策者都面临一个认清风险的本质、适度控制风险以及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的问题。而这首先就需要两国都把注意力放到那些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中。

    而这些领域及包括基础科学的许多研究方向，也包括了能源、环境、农业、医药及大众卫生等涉及公共科技的所谓“问题领域”。

    目前，在两国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及非政府组织几十年的努力下，中美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基础建设已相当的完善。但是，研究资金的不足却时常限制了两国科技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

    由于中美两国在资源投入方面相对不足，因此，或许只有通过某种创新的公私合作模式才能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使两国一些重要的合作项目有良好的经济基础。

    然而，鼓励将两国的科技合作延伸到商业技术领域又给两国带来了另一些完全不同的挑战。在这一领域里，通常是私营企业的商业利益推动着科技的合作。虽然政府的公共政策对私营企业间的科技合作仍有影响，但政府的作用已变得不那么直接且受到了必要的更广泛的限制。

    至于对这一领域的合作有重大影响的一些问题，比如在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及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可靠性问题等，都将在中国入世后得到极大的改善。

    美中不足 白璧有瑕

    另一个影响中美科技合作商业化的的棘手问题可能要算是美国对那些具有“双重用途”的高科技的出口限制了。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高科技的出口限制一直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难题。在后考克斯时代（post-Cox Committer era），美国的出口限制政策毫无疑问会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可是，如果执行严格审查的话，就不可避免的使得这个本来已经高度政治化的合作领域越发走上政治化的不归路——在对华具有“双重用途”的高科技的出口成为美国国内总体对华政策的争论焦点后尤其如此。

    况且，这种技术出口限制对美国实现其商业利益是极为有害的，也极有可能降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方向的影响力，从长远的眼光看，这也是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一大损失。

    基于此，对中美在科技合作领域进行再思考是十分必要的。考虑到之前考克斯报告所具有的局限性，因此在分析对华科技合作的风险得失时，不让考克斯委员会作出最后权威的结论是很重要的。

    因此，布什新政府应努力对对华技术转让作出一个彻底的、超党派的合理评价。这样的评价应该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问题放到必须和中国展开更为广泛的科技合作的大环境下考虑，并探究这种合作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益全球化的科研和技术创新模式的问题。

    发展的新轨道

    随着中美科技合作的关系进入发展的新阶段，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机会也摆在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面前。其中就包括了两国都面临的增进国际社会对新科技尤其是生物科技在社会、伦理方面的认识的挑战。

    比如，中美在转基因生物、新科技的可能性及通过人类基因组研究开发基因疗法方面有强烈的共同利益。

    与此同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对大型跨国公司开发基因资源的商业和科技行为也持极为谨慎的态度。

    因此，不论是要深化在以上领域中美科研和开发的合作，还是使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国人民对新技术在社会、伦理方面的影响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两国都有同样的机会和挑战。

    当然，两国在将新科技的益处推广至那些欠发达国家的问题上也存在共同的利益。这样的努力将最终使这些欠发达地区的科技能力得到提高。

    中国一直致力于将她在科技研发方面的经验与第三世界国家分享。可是，中国要想实现这一富于挑战的重要事业，成为目前科技研发经验丰富的美国的合作伙伴是十分必要的。

    结语

    总之，中美两国第四阶段的科技合作的开始既为两国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新机遇。而怎样使这些新机遇与政治现实协调一致则是两国领导人下一步所要解决的严峻挑战。

       美国 "中国在线" 2001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