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足球队17日主场7:0战胜中国香港队,但由于在小组赛中的总进球数比科威特队少1个,因此仍然未能避免在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中即被淘汰的命运,而中国队第四位外籍教练阿里·哈恩即将面对的结局也可想而知。
哈恩的个人失败较之于中国足球的失败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两个失败都只能归咎于一个原因,即中国队选择外籍教练的失败。由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思,外籍教练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什么?
外籍教练不是救世主
哈恩带领中国队的失败再次证明,外籍教练并非救世主,中国足球要想改变落后面貌,决非请一两个外籍教练那么简单,也决非出一次线那么容易。
在施拉普纳、霍顿、米卢和哈恩中,米卢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位,因为他书写了中国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但是,被称为“神奇教练”的米卢也难免在韩日世界杯赛后被“扫地出门”的命运,中国队在韩日世界杯赛上净输3场、一球未进的纪录使其神奇化为乌有。
另外3位外籍教练的执教成绩则乏善可陈,霍顿失败于奥运会预选赛,而施拉普纳和哈恩的结局类似,都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中就“阴沟翻船”。
哈恩无情地将这个道理证明到极致,中国队在最后一场比赛中狂捞的7个净胜球不足以还掉此前的欠债;他将中国队带上了最后一轮取胜也无法确保出线的悬崖,最终证明他不但不是救世主,而且谁也救不了他。
外籍教练启示中国足球
反思中国队聘请外籍教练走过的曲折历程,我们会发现外籍教练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强调的许多东西,一直是中国足球的软肋,对此进行深刻认识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中国足球真能在这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队的成绩一定会水涨船高。
施拉普纳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强调的爱国主义精神。直到今天,强调这种精神并不过时,对于被假球、黑哨和近来甚嚣尘上的赌球传言包围的中国足球来说,道德标准的沦丧确实需要注入更多的精神力量来治理。
霍顿强调的是战术纪律,讲究阵型和队型的保持以及攻守平衡。这些在国外也许并不新的观念,却在固步自封的中国足球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霍顿强调的这些东西,直到今天我们做得还是不够。
米卢是中国足球空前但不会绝后的一次豪赌,而且这次赌博一度成功。他的成绩改变了中国足球44年的历史,但他在世界杯上的带队成绩则从反面给了人们一个启示:聘请外籍教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现状,“出线足球”救不了中国足球。如果中国足球不能从整体水平上取得进步,“快乐足球”带给人们的将不再是快乐。
哈恩的不同在于,他在此前并无执教国家队的成功经验,同时在俱乐部执教也无佳绩,这不免让人对聘请他的中国足协生疑: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主教练?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而呼唤一个透明、有效的选帅体制。
选帅标准飘摇不定
中国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外籍教练?中国足协在挑选上述4位外籍教练时态度都是飘摇不定,尤其是在聘请哈恩时。
签下施拉普纳和霍顿时,中国足协在挑选外籍教练方面尚无经验,昂贵学费的付出也许情有可原;签下米卢并取得世界杯决赛圈入场券,使中国足球终于有了成功的经历;但有了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之后,中国队选择哈恩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究竟凭什么打动了中国足球的决策者们?
米卢率中国队走过的一程,令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出线足球”的实际效果,但在中国足球整体水平仍然不高的大背景下,出线终归是一个漂亮的肥皂泡。
哈恩的命运仍与出线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很难为这位荷兰人找到任何服众的优点、特点,又何谈率队出线的潜质?他凭什么当上了中国队的主帅?中国队的选帅标准和方向到底是什么?选帅时为何搞得那么神秘?在中国队此次止步于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后,中国足协理当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应当承认选帅失误,更应当认真分析为何会有这样的失误。
基层更需外教
学会引进外籍教练,是中国足球的进步之一。在国内教练水平尚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选择外籍教练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如何科学地引进和使用外籍教练,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出线足球”的错误在于,中国足球总把出线的梦想寄托在一个教练身上,寄希望于此人能够点石成金,而忽略了从基层抓起,从青少年抓起。再神奇的教练,在一群身体、技术已经成型的队员面前,所能做的只是组合起一支相对实力最强、打法最好的队伍,根本无法让中国足球有所超越。
中国足球整体水平不高,很重要的一个症结在基层——球员选材和训练方法都存在问题。因此,那些过早“成才”的队员在少年、青年时期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但此后却没有多大发展。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早有人为中国足球指明了发展重点。怎样从娃娃抓起?花费巨资也为少年队或青年队请个外籍教练的做法并不可取,因为惠及的球员毕竟只是极少数。
依记者之见,提高基层教练员的素质才是最重要的环节,而这一环节始终没有引起中国足球足够的重视。中国足球最急需做的,是聘请一位世界级的青少年选拔、培养“高手”,对基层教练进行系统、科学的培训,使这些人能通过学习得到质的提高,然后再通过这些人的努力真正壮大中国足球金字塔的塔基。(蔡拥军)
新华网 2004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