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很多人刚开始都说不敢读；但一拿起来之后就放不下了，经常读到半夜三更。

有一个上海记者很典型。早上刚拿到小说时，他给作家发短信说，你这么大部头的书像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我怎么读得下去呢？后来夜里三点，这位上海记者又给作家发短信，说你这个家伙真坏，害得我半夜三更睡不着。

这部小说叫《圣天门口》，作者是读者熟知、却沉默了六年之久的武汉作家刘醒龙。小说从上世纪初写到 60年代末，写的是鄂东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雪家和杭家两个家族的遭遇，着力点虽是中国南方大别山区的一座小镇，所涵盖的却是上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风云。作品题旨深邃广阔，文笔纵横捭阖，指正历史，拷问人性，堪称难得一见的史诗性作品。

为了创作这部史诗，刘醒龙自 1999年开始突然从公众眼里消失了，隐身都市，甘于寂寞，呕心沥血。曾经两次推倒重来，开了 3次头，废弃了 17万字，写垮了 3台电脑。初稿完成后，又进行了两次修改，三易其稿才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写完这部小说，刘醒龙说自己的心情，就像长途跋涉后来到一座驿站。

他说，小说中的很多细节是从小听来的，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历史秘密总在逼着我，催着我。对我而言，它更多属于灵魂层面的东西。我写了我所熟知的生存真实、命运真实、灵魂真实，尽管那些全是发生在小山下、小溪旁、小屋里，它们无一例外地与我们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

“对于读者，我从来都不失望。在中国的读书人口中，总是由一些优秀的读书人在引领方向”。刘醒龙相信这部小说自会有它的读者。

不是所有的书都是文学，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是书。

刘醒龙觉得自己生来漂泊不定，没有真正意义的故乡和故土。

刚满一岁，父亲就请了两个挑夫，一位挑着他和姐姐，一位挑起全家的行李，一步一步地走进大别山腹地，停留在一处名叫石头嘴的小镇上，后来又搬了七次家。

他说， 30岁那年，为了替垂危的爷爷选一块墓地，父亲第一次带他回到老家。当父亲指着一块已被别人做了菜地的废墟说，这就是当年栖身之所时，自己心中关于故乡的梦突然裂成碎片，四散地一去不返了。从此，我就有了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除了将心灵作为老家，我实在别无选择。

当然，心灵老家中也有美好的记忆。

小时候，他的夜晚只属于爷爷。爷爷为家里的孩子讲过各种各样的故事。作为长孙，爷爷非常喜欢他，从小就教他读《三字经》和《论语》。这在那个时代容易招人非议，为此当区长的父亲恶狠狠地烧了爷爷的书。虽然后来的历史将父亲的革命淡化成一种苦涩的笑谈，但爷爷的影响成了他理解小说和文学的惟一渊源。 13岁那年，他从母亲工作着的乡村商店所收购的废品中，发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萌芽》，读得陶醉，读得惊醒，才知道人世间除了阶级斗争，还有一份博爱，小说还有别的一种色彩。

此后的生活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小说，与小说打交道更是早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了。由于条件所限，刘醒龙当时读的小说多数是与“革命”相关的。然而，他却总是能在第一时间里感受到民间的人文传承，与当时主流意志的冲突。譬如，民间说的长毛贼，长毛匪，书本上却美称为“太平天国革命军”。上高中的时候，街上流行搞教育闹革命，开门办学，主要是到一些革命圣地参观，回来写作文。当时老师带他们参观烈士堂，但回来后作文却不知道该怎么写了，因为给他们讲故事的老红军说的竟然是红军杀红军的事！

尽管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学的知识很少，但刘醒龙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出了教室门，就是自己的天下，那就是玩，欢天喜地的玩，高中毕业后在县水利局短暂工作期间更是踏遍周围山川。他特别喜欢的是那些令人生畏的山谷和山峰，总觉得几步之外的大树后、葛藤下甚至是深深的茅草里蕴藏着什么神秘的东西。有些地方无论如何给自己壮胆，仍然不敢深入进去。直到多年后他才悟出，用雄奇险峻的峡谷行文，用风雨留痕的大树造人，用四季草木飞流潜水当情怀，这些不正是长篇小说的魅力所在吗？山川的记忆和专注的写作，使这些山，这些小镇，在他心里鲜活得一如既往，很多次，半梦半醒地躺在都市楼群中，他都能清晰地听到当年夜半时分“驴子狼来了”的惊呼。

刘醒龙认为，在一切看不见的时空中，历史和自然就像是两本无边无穷的大书，对每个生命个体的影响无所不在。特别是那种非教科书的、只存在于民间的、口口相传的历史故事中蕴藏着许多被忽略的历史真实，能给人们带来许多思索，而这就是文化，也是我们民族性格所在。

因此，刘醒龙建议青年人要多了解历史和自然，不要整天泡在网络上，毕竟网上交流的内容十分有限，缺乏对民族、对自我纵深解读。

他说：“不了解历史的人，一定是一个没心没肝的人。”

偶像没有让他拜倒，无名小诗却真正改变了他。

像所有的真正作家一样，刘醒龙的创作路途充满了艰辛，而又平静如水。

他从 1979年开始写作，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自从转而经营长篇后，才发现长篇特别适合他的写作状态。

给他带来盛名的是《凤凰琴》、《村支书》、《秋风醉了》等一系列中篇小说。《凤凰琴》表达的是刘醒龙“向善”的传统道德理想，是对人性至美的深情礼赞。然而，到了《分享艰难》，刘醒龙已经对人性中恶的东西的泛滥有所警觉，自觉加以鞭挞，谁曾想这样的作品反而引来了众说纷纭，让他深感迷茫和苦恼。

应该说，刘醒龙早期的创作，按评论家的说法，是湖北地区的第一个现代派所谓先锋意识的作家。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刘醒龙的改变却非常之大，一头扎进了新现实主义的阵营不说，还成为了新现实主义写作的一面旗帜。

很多人对他的转向感觉十分突兀，因为很少有人知道，刘醒龙写作风格的改变，其实缘于一首小诗的影响。这首诗叫《一碗油盐饭》，刘醒龙从来不知道作者是谁，只记得是这样写的：

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

这首非常直白的诗，对刘醒龙的震动极大，这种震撼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刘醒龙一直认为，相比较自己读过的许多名著，只有这首无名小诗真正默默地改变了他。因为来自乡村，来自广袤的大别山区，他深知百姓的心思，而他自己的心灵里也深藏着一种深厚的乡土情结，虽然现在他已生活在大都市里，可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着那些数十年如一日的农民们：“苦与谁言？”

在鄂东山区小镇上度过了童年与少年的刘醒龙没有当过“农民”，当然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他那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中尉。高中毕业后他在县水电局做过临时工，后来进厂做了一名车工，尔后是车间主任、厂办秘书、主任，后又到县文化馆、地区群艺馆搞创作，最后才到武汉市从事专业创作。他的经历若放在中国当下个人成长史里评价，确实如他所说，是半步半步地走过来的。正是这种经历，使他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艰难，并亲历了这种艰难，才有他今日的痛楚与忧患，使他逐步走上了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并成为领军人物。

小说是放养的，小说家是圈养的。

刘醒龙自认不是那种天才型的作家，甚至不是才子型的人，写作要靠自己一点点领悟和感悟，还要靠去学，去挤兑，当然这个过程中有思考。

他说，作家只有两种，一种是用思想和智慧写作，一种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我崇拜用灵魂和血肉写作的作家，他们是真正的作家。他坚信，只有民间那些口口相传的历史才是那个时代人文精神的体现；文学从来出自文学之外；优秀的文学传统，不是出自书本，而是民间口口相传过程中不断淘汰、不断丰富的那些东西。因此，刘醒龙一直只坚持写小人物的大命运，或者小地方的大历史。

在他看来，除了小说，没有哪种形式的书写能够在汉民族心灵史中汪洋纵情，也没有哪种文体能够不辜负了真正人文传统总是栖身民间的意义。他认为，一部好的小说理所当然是那个时代民间的心灵史。做到这一点，才是有灵魂的作家。而他之所以写《圣天门口》，是要给后来者指一条通往历史心灵的途径，从打捞散落民间的人文精髓起始，通过书写的那个时代的种种心灵隐秘，最终衔接起对个人当下和社会当下的思考。

6年前，刘醒龙说，他要用新的小说，比如这本《圣天门口》，为现实主义文学正名。这的确是他的肺腑之言。他认为，在文学的各个流派中，真正的“现实主义”有点像家父家母，抬起眼皮就能见到，透彻地了解他们却不容易。这就像男人非要到 40岁以后才懂得如何做父亲，如何善待女性。有人终其父母一生也没做到这一点，朋友亲人来说时，他还不服气。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实践，远比现代主义来得艰难困苦。

为此，他希望母语写作者应该承担起命定的义务与责任：拷问灵魂，指正精神；而不要蜕变成把玩，或者是那种大俗若雅的私人炫耀。

文／李丽

刘醒龙 1956年生于湖北黄冈。高中毕业后当过水利员、车工。 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凤凰琴》、《威风凛凛》、《至爱无情》、《挑担茶叶上北京》等多部长篇小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小说《凤凰琴》等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同名电影获“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