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主编生前看到《民国丛书》前五编共五百巨册精装本和百余种单行本的出版及其远销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的盛况

与毛泽东“同师”

1913年，十五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这是湖南省内第一所省立中学，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是符定一。符定一治校严谨，以“公、勇、勤、俭”为校训，对学生进行勉励。进入省立一中，周谷城像跨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英语和数理化等每门学科都感兴趣，如饥似渴地学。

他曾有过八年在“周氏族学”中读书的经历，养成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周谷城的作文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那时他已经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籍，作文时喜欢引经据典，阐述道理。国文老师袁吉六后来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吉六是前清进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又受聘在第一中学教国文，在一中的作文讲评时他经常引周谷城的文章为例。

周谷城与毛泽东有三个共同的老师，另两位便是杨昌济和符定一。杨昌济是杨开慧烈士的父亲，当时在省立一中教修身课，他的学问、道德和风采，给周谷城留下很深的印象。符定一是一位前清宿儒，袁世凯称帝时，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符定一紧紧跟上，在湖南筹安会当上了会长，但他跟杨度一样，后来的思想也转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了。

接受“五四”洗礼

1917年周谷城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甫入大学，即逢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周谷城后来回忆，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和许多哲学原著。他十分赞同科学和民主的观点，还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阅读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中外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实用主义的。

广泛涉猎，兼收并蓄，百家争鸣，推陈出新，这是“五四”时期知识界、学术界的风气，也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术风气，可以说，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道路。从那时开始，周谷城在学问道路上一直是解放思想，打开视野，广博地阅读，不断地求知，贯通中西，穷究今古，自立新说而成一家之言。进入盛年以后，除史学领域外，这位学人在哲学、美学、教育学、逻辑学、社会学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令人刮目。

1921年，周谷城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在那段令周谷城终身难忘的日子里，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说古论今，作竟夜长谈。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的周谷城，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间，自有说不完的话题。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做过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心理学。与此同时，周谷城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笔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构建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生活系统》一书。在这本兼融心理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中，他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承续，首先是物我浑然一体，而后是物我分立，进而是信仰生活。这部著作既是对构造派心理学的批判，也是周谷城向哲学领域挺进的起始，其早年的创新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新复旦首任教务长

1942年春，周谷城经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介绍，受聘于迁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在陈望道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开设英文报纸分析课。周谷城仍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还协助陶行知开办社会大学，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顾问。他的学问人品受到学生们的景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历史系的学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诗：“周谷城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人才济济”。

周谷城还致力于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缺憾多在于堆砌历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于不顾。周谷城认为，不能也不应该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希腊、罗马并非驾驭其他地区的文化中心，中国、印度跟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周谷城着手编写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综合为统一整体，阐明欧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国、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互相渗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画面。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趋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一开始便蕴涵着互相往来、互相交叉和互相渗透的趋势，这种趋势又是必然的。

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

1946年，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与张志让、潘震亚、翦伯赞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周谷城作为“大教联”中坚分子，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

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新复旦的首任教务长，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的委托，创办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1952年高校实行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的全国知名学者、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多达十五人。作为复旦教务长，周谷城代表校长陈望道，带着车队把十五位名教授接进复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苏步青、陈建功，沪江大学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后，苏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个大头团结了起来；周谷老也是有功劳的，我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带了车队接来复旦的。”

“时代精神汇合论”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场“斗争哲学”的重围。那就是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

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弦正越绷越紧。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积薄发，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他是这样诠释的：

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

这就是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一时间，“商榷”文章蜂起。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前后延续了两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评周谷城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他观点的仅三十余篇。在这段时间里，“金棍子”姚文元为显示其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他看过周谷城、姚文元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战文章及其他有关文章。而对于金为民、李云初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7月6日他看完这篇文章清样后，立即让中宣部把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付印出版，并亲自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批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从今天的眼光看，毛泽东的这段序言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但对这场讨论的态度，对辩论双方观点的态度，对老朋友周谷城的态度，意思全在里面了。不久“文革”爆发，“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列为全国重点批判的“黑八论”的第二位，周谷城终究还是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人生第二春

粉碎“四人帮”后，周谷城迎来了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第二个春天。

1978年以后，周谷城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频频，先后发表《秦汉帝国的统一运动》《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关于艺术创作地位》《看重统一整体，反对欧洲中心论》等论文，创言立论，老而弥坚。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史学与美学》一书，重新修订出版了《中国通史》。1982年，他编著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周谷城晚年一直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以八十高龄登上教坛，讲授世界史，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史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写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所谓意境》、《论古封建》等有影响的专论。1984年，他主持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集丛》，并主编了“中国文化史丛书”。1986年，又担任了“世界文化史丛书”主编。1988年，又主持编纂出版了大型学术丛书“民国丛书”。199 0 年11月和1992年3月，周谷城两次写信给全国人大和上海市人大负责人，表达对自己身后事的态度：“谷城去世以后，不要搞告别仪式，不要骨灰，一切书籍、文物交给人大科教文委员会。”

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九岁。

摘自《周谷城画传》 张光武著 上海书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