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写过一篇《顾准谈吃》(发表在2000年的《书屋》杂志上)，文章的起首是这样的：

“中国的食文化源远流长，谈吃的著述也就不绝如缕代有佳作。但说来也怪，名家谈吃，却往往意不在吃，远的如袁枚那份素净的《随园食单》不说，即如现代文化史上的两位喜欢谈吃的名人周作人梁实秋，也很少胶柱鼓瑟般谈某款菜的秘方或一味渲染珍馐杂错前的大快朵颐，用知堂的话说，他们寻找的是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看来，要想从饮食这件俗事上雅起来，你就不能不把目光投到吃之外，去捕捉蕴含于食品中的情趣风味和文化民俗，否则倒不如干脆去写‘烹调大全’一类得了。”

当时为什么想起写这篇《顾准谈吃》？ 原因是顾准日记中分明有一种与前贤谈吃迥不相类的文本，它目光粗鄙，专注于面条窝窝之类的形而下，为一条黄瓜一个红薯斤斤计较，为肚皮问题殚精竭虑并几乎以吃而不是别的更高尚的目的为中心形成了种种人际关系。这和前贤那些清淡雅致玄意幽远的谈吃之作相去何啻天壤！

文章写过也便放下了。今夏无事，闲翻了一册周作人晚年与香港友人鲍耀明的《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别的收获没有，凛然一惊的是自己当初对知堂谈吃的一番议论现在看来大有修正的必要：知堂谈吃的文字风格其实远远没有贯彻始终，并不如我等想象的那样永远冷隽有致。这本《通信集》从1960年起，到1966年6月止，计收周、鲍二人往来书信745通，内容尚称丰富，但以笔者的第一观感，其中的中心议题端在一“吃”字，尤其以周作人的信为然。在一代散文大师的笔下，这是怎样的一些谈吃的文字呢？试读一二：

“香港有一种罐头‘猪油’，虽无味而有实用，且税并不高，一罐只课税一元四角余，敢请赐寄一罐，……”

“知又赐鱼松等物，甚感嘉惠，……”

“前日往邮局取得小包，内中乃是猪油，此物最为实惠，因为经久实用……”

“前次信中已说明猪油及砂糖，今拟请赐一包虾米，见商店广告有两磅装邮包，觉得此比他种肉类为佳，因不至于一口吃完，可以长期供用也。”……

这样的文字在这本《通信集》中是非常密集的，几乎隔一两通就有。过去我常常困惑，以周作人鲍耀明的年龄、知识结构差异之大，加之分居两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城市中，一个无籍籍名的香港后辈怎么会在周作人的晚年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让他留下这么多披露晚年心境的书札？如今掩卷沉思，我乃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假设：对周作人来说，与鲍耀明相交，除了一个老人排遣寂寞的需要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同，身居香港而又仰慕自己的鲍氏有意愿和能力提供相对富足的食物，而且这个人非旧交，也可以少些面情的负担。细细披阅二人往来书信，有心人当能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鲍的书信看他是一个对现代文坛掌故极为关注的人，周作人正好是满足这一愿望的合适人选，而周作人的回信则往往是在回答了鲍氏与文事相关的问询后，立即转入另一个话题：吃。一段文坛佳话居然被我定义为以形而下的口腹之欲为中心，也许别人会以为这是一种唐突，但笔者却分别感受到了一种悲凉。

学者、出版家钟叔河先生编的《知堂谈吃》最近再版了，其中颇多精美篇什，有些段落是自己几乎能够背诵的，如《北京的茶食》中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谁能想到，曾几何时，知堂会转而追求“喝求解渴的酒，吃求饱的点心”呢？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那些干巴巴的全无美感的与吃相关的文字有无必要收进《知堂谈吃》？ 我以为还是有必要的，算是知堂美文的另类吧。（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