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书到抄书

1938年1月，为纪念上海“一·二八”抗战六周年，在延安上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不久，就宣布成立艺术学院筹备委员会，成员有沙可夫、朱光、徐一新、吕骥等。大约一周之后，毛泽东亲自领衔，与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和周扬一起作为发起人，联名发布了沙可夫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

鲁艺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一个山洼的半山坡上选定了校址。这里原来有上下两排二十余孔朝东南方向的土窑洞，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在半山坡盖起了十多间简陋的平房，在西侧山腰新挖了两排土窑洞。山下一处旧文庙废墟，经过修整，作为教学活动的场所。3月7日宣布了鲁艺的行政和教学机构，正院长暂时空缺，副院长沙可夫兼任教务处长，训育处长徐一新，秘书处长魏克多，戏剧系主任张庚，音乐系主任吕骥，美术系主任沃渣。这三个系共招收学生六十多人，由于缺少教员，第一期文学系没有招生。

作为一所高等院校，图书馆是最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了。然而建院初期的鲁艺图书馆，大约只有三四千册图书，文艺类图书约占三分之二。由于图书不多，要想借阅一本文学名著，必须事先在图书馆预约登记。每一本名著的预约者，往往有一二十人之多，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借到。文学系第三期学生穆青说，只要能借到一本书，就恨不得立即从头到尾把它“吞”下去。在借书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自己动笔抄书。最初只抄录诗歌、散文，后来发展到抄录中、短篇小说，直至剧本和长篇小说。有一段时间，冯牧想专门研读散文，于是把当时所能找到的一些散文名著，如蒙田、爱默生、巴罗哈和阿左林等的散文代表作品，抄录在小本子上，朝夕诵读。他还曾把梅里美的约五万字的散文《西班牙书简》和都德的《磨坊书简》的选本，抄在自己手工订做的厚厚的本子上。这样的手抄本，冯牧一人就有好几册。

鲁艺的墙报

鲁艺的墙报水平之高，在延安是很有名的。各式各样的墙报，既是展示学生文艺创作成果的园地，也为学生进行文艺创作实践提供了舞台。很多鲁艺出身的作家、诗人的处女作，首先是在鲁艺的墙报上发表的。比较著名的墙报有《路》《同人》、《鲁艺漫画》等。《路》、的编者最早是天蓝，后来文学系第二期学生黄钢、柯蓝、贾芝和葛洛等先后参与编辑工作。发表在《路》上的稿子，文学系主任何其芳都亲自看，还提出意见，并进行批改。美术系第一期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电影评论家的钟惦，经常给《路》墙报画报头。《同人》墙报，是1941年由毕业后留在文学研究室工作并兼做助教的梅行、黄钢、冯牧、陈涌等人主持创办的，美术工场的王朝闻、华君武和古元等人参与装饰设计。《同人》发表的作品以散文、杂感和诗歌居多。何其芳的诗作《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在未正式发表之前，首先刊登在《同人》上，这成为延安传诵一时的著名诗篇。最有名的是华君武主办的美术墙报《鲁艺漫画》。这份墙报在1940年至1941年间出过十几期，大小相当于三四张报纸，用一块蓝色粗布作底子。漫画作者以美术系教师为主，除华君武之外，还有蔡若虹、朱吾石、施展等。华君武在《鲁艺漫画》发表过一幅漫画，主人公是教务处出版科科员朱裳。朱裳是一位归国华侨，工作之余他在自己住的窑洞边墙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菜园，种上西红柿、南瓜等蔬菜。收获以后，常常是独自慢慢享用。华君武画的是汗流满面的朱裳正在种菜，再以“马列主义地主”命题，意味深长。

在土得不能再土的窑洞里，还办起了洋味十足的“文艺沙龙”。在文学系，这类活动的内容主要是诗歌朗诵。何其芳、周立波、天蓝等人，都曾朗诵过自己写的诗篇。从苏联回国的诗人、曾担任文学系主任的萧三，用俄语朗诵过普希金的诗。文学系教师严文井连续创作了《南南和胡子伯伯》等九篇童话和寓言，其中的几篇，也在这种小型的“文学沙龙”中朗读过。

窑洞里的缪斯

何其芳于1931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五年后，他的诗集《画梦录》出版，从此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林徽因的“太太客厅”，还经常参加朱光潜家举行的读诗会，进入了京派作家的圈子。何其芳来到延安后，写下了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的散文《我歌唱延安》。也许是他较早地写出了这篇名文吧，何其芳此后就以“歌颂派”自居的。

但不久他又回归于抒写个人的趋向了。从1940年到1942年春，他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期。作为鲁艺文学系主任，他白天忙于行政事务、上课，夜晚诗思则异常亢奋，常常是在夜里构思，天一亮起床，几十行以至一百行的诗一挥笔就写出来了。何其芳把这些诗归之为《夜歌》。在《夜歌》中，诗人内心深处种种遐思和梦想真实地倾诉出来。他也意识到自己有些感情是软弱的、知识分子气的，但仍不时涌现。1942年春天整风运动开始后，何其芳不再写诗了。这位诗人的创作履历表上，出现了一段空白期。冯牧记得，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围坐在何其芳身边，倾听他在一盏小油灯旁，用柔和的音调朗诵《夜歌》中的第一首诗。一些学生深为何其芳的诗歌艺术和精神魅力所吸引，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圈子”，甚至有的学生写字都模仿何其芳。

鲁艺先后开办的外文课，不仅有俄文，而且还有英文和法文。文学系教师曹葆华是著名的翻译家，他曾专门为学生们开办过英文班，讲授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作品。1939年底调入鲁艺文学系任教的周立波，外文水平相当高，翻译过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周立波给文学系学生上的是名著选读课。根据延安的条件，他讲解那些学生能够找到的外国作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如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对其他作家，周立波则采取从其代表作中选择一两篇中短篇小说，油印出来发给学生阅读，如巴尔扎克作品中选的是《无神论者做弥撒》和《信使》，莫泊桑作品中选的是《羊脂球》，普希金作品中选的是《驿站长》，果戈理作品中选的是《外套》，契诃夫作品中选的是《宝贝儿》和《装在套子里的人》，高尔基作品中选的是《一个秋夜》等等。

由于他主讲的名著选读课阐释条理清晰，加上他举止优雅，名著选读很快在学生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听课者从文学系扩展到其他三个系，后来又扩大到延安其他机关和学校，“课堂”便不得不从文学系的小院子，搬到鲁艺的篮球场上。有人说周立波讲授名著选读课，是鲁艺历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篇章之一”。其高峰期便是讲授《安娜·卡列宁娜》，课后学生们就对托尔斯泰着迷起来。在鲁艺期间，周立波文学创作方面成就最大的是小说，他根据自己下乡的体验，创作了《牛》和《麻雀》等短篇小说。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后来他又完成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三部长篇小说。

在贺龙部队实习

1938年9月，从前方回延安参加中央全会的120师师长贺龙，到鲁艺作了一次讲演。当年延安讲演的风气很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徐向前、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和社会名流，都到鲁艺讲演过。这一次贺龙讲的是120师指战员开过黄河到山西去作战的情景，他希望有大量的文化人到他的部队里去。

11月下旬，沙汀、何其芳和21个学生，便随同贺龙一道，动身前往晋西北。他们乘坐延安仅有的两辆卡车出发。路上贺龙忽然拍拍何其芳的肩膀，说道：“诗人，我指一样东西问你。”远处一座山头一边有积雪，另一边无积雪，贺龙问：“为什么这里的气候这样特别，半个山头下雪，半个山头不下雪？”何其芳扶了扶眼镜，左思右想答不出来。贺龙看看沙汀，意思是让他代何其芳回答。沙汀虽然明白其中的原因，但他不想使何其芳难堪。贺龙转身对学生们大声说：“不是这里的气候特别，也不是雪下得不匀，问题在于向阳的山坡地温高，下的雪很快就化了，阴坡的地温、气温低，雪就化得慢些。冬天在前方行军作战，可以靠它来识别方向。战场上的一草一木，都是很重要的物象，都应该仔细观察。”这位自称是“粗人”的八路军将领，让学生们大开了眼界。

第五天他们到达目的地——晋西北小城岚县，120师司令部驻扎在这里。在岚县，每个人都被安排了工作。莫耶、成荫、王元方到师战斗剧社；康濯等人分到358旅宣传科，担任随军记者；沙汀和何其芳则留在师司令部，准备写战地报告。沙汀还着手写贺龙的传记，他已经被这位八路军将领豪迈和热情的个性吸引住了。莫耶后来成为文学家。孔厥和康濯以后都成了著名的小说家。

摘自《延安鲁艺风云录》 王培元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