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大受欢迎

中国文化自然是以各种途径传播到日本去的，但在古代，最主要的途径恐怕还是书籍。江户时代之前，限于教育的水准，汉文书籍主要流传于日本的宫廷、贵族、僧侣和中上层官僚阶级中。那个时代的典籍几乎没有译本，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大都可以直接阅读汉文。自镰仓时代以后，随着禅宗的传入，口语体的问答在僧侣阶层已经逐渐普及，能读解汉语口语的人已不在少数，这使得中国小说的传播成为可能，但一般市民要直接阅读原文，恐怕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通俗小说更多的是以改变、编译或以改换成日文小说的形式，在日本民间传播，最为典型的，便是泷泽马琴的长篇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这部小说在整个结构上仿照《水浒传》，人物的名称和故事也与《水浒传》相仿，当然故事发生的舞台是在日本，这样，日本人读起来也就更为亲切。其他如《三言》《二拍》《今古奇观》和《白蛇传》等小说故事，也以各种形式在日本流传。

即使到了近代，即明治以后，日本近现代作家模仿和改写中国古典小说的现象依然相当兴盛。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当推《三国演义》，日本人称之为《三国志》，当时的通俗小说的形式之一的双草子中，就有题目为《三国志画传》《风俗女三国志》等作品出现，不过三国的故事之所以在今天的日本人心目中浸润得如此之深，其缘起大概是日本现代拥有极大读者群的小说家吉川英治在1939年和1943年间写的多卷本长篇《三国志》，这部小说后来被一版再版，它差不多可以说是战后兴起的各种三国故事的通俗版本、影视版本和漫画版本的母胎。如今，即使在一般青年学生中，说起曹操、刘备、关羽、张飞，尤其是诸葛亮(日本人唤作诸葛孔明)，可以说无人不晓无人不知。赤壁大战、草船借箭的故事在日本也可谓深入人心。

大概是日本在历史的渊源上与中国非常相近的缘故，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很浓郁的兴趣，日本作家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往往卖得不错。井上靖以历史上的中国为舞台的长篇小说《天平之甍》和《敦煌》都被拍成了电影；司马辽太郎在1977年推出的历史小说《项羽和刘邦》，我看到的一个新潮社的版本，1980年6月5日出的初版本，两个月之后的8月5日，已经印了七次。

在现代日本人所读的中国古籍中，我要特别举出一本《菜根谭》，顺便涉及东方智慧的问题。此书为明人洪应明所著，有语录575条，集儒道释诸家思想于一体，集中体现了健身养性、待人处世乃至治理家国的智慧。此书约在19世纪初期由林荪坡初次介绍到日本，立即受到了有汉学修养的人士(在江户时代这样的人不在少数)的普遍欢迎。特别是明治以后，共有十余种版本问世。1970年以来，它又受到了企业界人士的普遍青睐，这是因为《菜根谭》中集中地凝聚了东方人的智慧，今天日本人读《论语》《老子》《孙子》等书，更多的着眼点也是为从中汲取东方智慧，来作为自己精神的支柱，并拓展自己的多维视野。

拉面、饺子的风行

日本人在新年里最爱吃的五种食物是什么？日本放送协会教育电视台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根据统计依次为：拉面，咖喱饭，麻婆豆腐，御好烧(一种在面糊中加上肉、鱼虾、蔬菜并在烧热的铁板上随意煎熟的具有关西风味的日本食物)，炒饭。“拉面”竟然位居榜首！

在日本，拉面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的横滨中国人集聚区，初时只是普通的中国式的面条，汤用肉汤，面上放一些煮熟的猪肉切片，当时的日本人将此称为“南京荞麦面”。不知什么缘故，明治时的日本人习惯将中国人称之为“南京人”，就像早期的南洋将南下的中国人称为“唐山人”一样。据有的日本学者的推测，“拉面”的发音也许是源自汉字“拉面”或是“捞面”，总之它不是日本古已有之的食物，它的风靡全日本，严格地说，应该始于战后。

大致说来，日本的拉面和中国的汤面差不多。你随便走进街头的一家拉面馆，在小小的桌子边坐下，打量一下墙上贴着的各种食单，一般来说这几种面总是会有的：“酱油拉面”、“盐味拉面”、“味噌(豆酱)拉面”、“叉烧面”、“五目(什锦)拉面”，有的还有“广东面”、“天津面”、“豆芽拉面”等等，价格一般在500至900 日元之间。

比起拉面来，饺子在日本的传入要更晚些。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战前日本几乎没有饺子馆。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从中国大陆返回日本的士兵、侨民以及在战争时期强行移民到东北三省的所谓的“开拓团”等共有两三百万人，这些人在中国居留的时间也许长短不一，但对中国的饮食大抵都有很深的印象，且返国后遍布日本各地。战后物资匮乏，生活艰难，不少人为了谋生，便开出了只需些微资金的面馆、包子铺和饺子店。事实上，日本几乎没有专门的饺子店，饺子大都在拉面馆里卖，也就是说是兼营饺子。说句实话，日本人做的饺子实在不敢恭维，但不少日本人却吃得有滋有味，下了班，在小馆子里叫上一瓶啤酒，一份煎饺，悠然自得地自饮自酌起来。超市里也有各种蒸饺卖，至于生的饺子，价格反而要提高一倍以上。

唐三彩和日本瓷器

中国的唐三彩大概在七世纪末开始全面成熟，它的制作工艺，主要是在白色的胎地上分别施以绿釉和褐色釉，有时还施以蓝釉，在功能上，主要体现王公贵族的奢华宏丽的生活风貌，大都用作贵族的墓葬品，因此从形态上来说，并不强调实用功能，而是多为镇墓兽、神像、人俑、马、骆驼、万年壶、龙耳瓶等一类。

七世纪末，唐三彩开始传到日本，大概是由当时的遣唐使船只带来的吧。现在日本已有十个地方发现了这些出土品，特别是在奈良的大安寺，一下子出土了三十几件唐三彩。唐三彩的传入，对日本的制陶工艺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促进。三彩的技术无疑是取自中国，但日本人在仿制的时候，也体现出了自己民族的特色。在形态上，它基本上没有神像人俑或马和骆驼等的造型，而是多为日常的容器，或是摹仿铜合金佛用器具烧制成的壶、瓶、钵、盘、碗等。在釉色上，它也不像唐三彩那样显得五彩斑斓、华丽多姿，而是更多地敷施了绿釉，整个陶器多以绿釉为基调，显得比较素朴，甚至带些稚气，日本人一直对绿色情有独钟，这与日本民族爱好自然有关。目前，三彩陶器藏品最丰富的是集中在奈良正仓院的57件作品，被称之为正仓院三彩，又称为奈良三彩。三彩陶器的出土地，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寺院、宫殿、官衙等处的遗迹，近年来也逐渐有从村落的遗迹中出土的，但总体来说，三彩陶器主要是用于国家和贵族等举行祭祀、佛教仪式的场合，壶等器具被用来盛放火葬后的遗骨，与一般民众的生活还是有些距离。

九世纪进入平安时代后，又从当时的大唐传来了白瓷和越州窑的青瓷，种类多为日常用的碗、盘等餐具。自此，日本的陶制餐具从原先模拟金属品的须惠器、三彩陶器，开始转向模仿中国青瓷制的餐具样式了。

但当时日本人无法烧制出与青瓷媲美的瓷器，他们只是在原来三彩技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中国的灰釉技法，烧制出了灰釉陶器。这些灰釉陶器与越州青瓷相比，毕竟要显得粗粝得多。不过越州青瓷的传入大大拓开了日本人陶器形态的种类。

中式造园艺术的影响

中式庭园与西洋庭园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尽可能地接近自然的原本状态，使人在人为的庭园中也尽可能地有一种置身自然的感觉，从而达到与自然互为感应、互为交融的境界。因此在造园的宗旨上是模山范水，求其自然率真，而摒弃人工的划一整齐，在具体的手法上大抵采用凿池、筑山、引水、叠石这样几种手法。

凿池引水的造园法，在中国园林最初传入日本时，就已流播开了。最典型的就是被称为“寝殿造”的结构，即在南面必凿筑一泓池塘，然后将水源引入池内，这样就在整个庭园中形成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溪，窄者2－3尺，宽者6－7尺，日语中将此称之为“遣水”，似可译为“曲水”，规模大的，也可在此举行曲水流觞。有的庭园史家解释说，京都夏天酷热，引郊外山泉或溪流入园，可使人有清冽之感，减少暑气，同时也平增许多风情。

我们再来看筑山和叠石。这一造园手法在东晋时就已时常可见，而这一手法往往与引水凿池相关联。宋以后的中国园林，尤其是南方的园林，筑山叠石多采用具有“漏、透、瘦”特点的太湖石。日本没有太湖石，因此筑山叠石的手法和造型就与中国园林中常见的叠山理水有较大的不同。日本形成了自己的枯山水和茶庭中的叠山布石法，透发出几分禅意和画思，颇耐人细细玩味。

摘自《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 徐静波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