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复旦大学百年华诞，作者身居复旦大学半个多世纪，就读就教于中文系，长期处于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曾经成为全系全校全市重点批斗对象，他以自己的生活阅历为基础，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下半叶复旦园里的时代风涛和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复旦往事》不从既定的结论出发，打破流行的叙事框架，直接面向真实，力图写出事物本来的面貌。

一

在迎接百年校庆之际，《复旦》校报上提出了“复旦精神”的讨论。什么是复旦精神？有说是爱国主义，有说是追求真理，还有其他等等。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爱国主义和对真理的追求，是别的行业都应该提倡的精神，作为高等学府，它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过去校歌上所说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倒是应该发扬的精神。回顾复旦历史，学校的兴衰，都与这种精神能否发扬有关。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禁锢到达极点，学术上也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现在，政治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又出现了经济诱惑的局面。这种诱惑，多少还带有强制性质。因为项目基金，成果奖金，都已成为提升职称的硬指标，使你不得不去追求。而各种基金的评定，又具有明显的导向性，你只能在设定的课题中选择，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而创造性的科研，是不能有这些规定的，在选题和时间上，都要有相当的自由度。评委们首肯的选题，未必是重要的选题，而真正有价值的选题，却常常不为人所重视。至于评项评奖中的猫腻，更是不可胜数。

我常常劝诫我的博士生，要有跳出三界外的勇气，不被基金和奖金所圈住。不要为申请科研经费而去迁就上面规定的题目，而要以自己决定的选题去申请经费，有则最好，没有也仍旧进行自己的研究，这样才能研究出有价值的东西。这意见，得到他们在理论上的赞同，但实际上却很难做到，学术体制使然也。没有基金项目，他们就难以在学术界立足，而在学术界立住了足，却往往丢掉了真正的学术。

二

近年又时行设立“学术带头人”和“首席教授”制度，复旦自然不能免俗。这在理工科或者有它的必要性，如搞什么工程或项目，总得有个为首的来统筹、指挥，但文科学术的生命力却在于自由研究，若都纳入带头人的规划，就难免要走进了死胡同。而且，在同一档次的学者里面，大家各有千秋，硬要定一个“首席”出来，这是无谓地制造矛盾，于自由竞争，大有妨碍。

更有甚者，在某些系科里，还大搞什么数代同堂，三代传人之类的玩意儿，这更是师徒承袭的做法，近亲繁殖的典型。中国封建制度历史悠长，武侠小说广泛流行，所以这种宗族制度，帮派行规，于无形中渗入到学术领域中来，使得学科的圈子愈搞愈小，实在危害不浅。若要学术得到发展，还是应该回到学术民主的轨道上来，鼓励大家自由发展。

复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硬件建设固然必不可少，软件建设似乎更为重要。软件者何？师资力量和学术环境是也。

三

我在复旦50多年，眼见复旦的房子愈造愈多，校区愈来愈大。1953年刚入学时，学生宿舍还在邯郸路对面的日本式房子里，全体女生和文科男生合住淞庄（第六宿舍），男东女西，各据半边，理科男生则住德庄（现为附中宿舍），两个宿舍就容纳了全体学生。平反以后，我与内子高云、女儿吴扬在物理楼前合影。虽然前途还很艰辛，但当时总算松了一口气。

二年级以后，才造了新式学生宿舍，但也不过是大食堂旁边四幢。到教室里上课，还需走过一条泥路，因为当时的校本部东边只到四幢楼为止，竹篱笆外面就是农田，还有一条曲折的小河，我在星期天曾经带着表弟在那里捉蟹钓鱼，虽然钓到的只不过是泥鳅，但总算还有些田园风味。生物楼和化学楼是我们快毕业时落成的，物理楼则在我1959年下放劳动回来时，还在脚手架上搬运过砖头。宿舍区和教学区之间，也已连成一片。第一教学楼是我们读一年级时开始启用的，后来又有了第二、第三，乃至第N教学楼。80年代之后，房子造得更多了，多得我这个老复旦都摸不清门径，有时校方通知在哪幢楼开会，我不知道该楼坐落何方，要问清楚了才能走到。

四

然而，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师资力量上，我始终怀念50年代复旦中文系名师荟萃的局面。何时能够超越呢？

要形成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要培养出有研究能力的人才，不是靠做成几个橱窗产品所能济事，也不是靠几种硬指标所能挤压得出来的。要造成一种民主的学术气氛，让大家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发展。也许他多年不飞，而一飞冲天；长期不鸣，而一鸣惊人。过多的硬指标，会把他们挤压得没有发展的余地。

记得我们读书时，并不太在乎考试成绩，而比较注重研究能力。门门成绩考5分（那时学习苏联，实行5分制）的人，别人未必看得起，具有独立见解的人，却很受人尊重。那几年，倒是培养出了一些学术人才。后来不知怎么一来，考分变得愈来愈重要了，独立见解倒成了犯忌之事。所出人才，政治方面的要多于学术方面。这也是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

五

中国本来就具有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学而优则仕”，所以把官员看得比学者高。许多学校都把做了高官的学生看作本校的骄傲，千方百计要与他们拉上关系。但学校毕竟是教育单位、学术机构，而非官场，重点不能转移。

1993年，我们复旦中文系53级同学举行入学40周年纪念会，可惜到者不满三分之一，但大家还是异常兴奋。入学时的小青年，如今都已老矣！

前几年校方曾召集几位老教师开会，讨论如何把复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不揣冒昧，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复旦若想办成世界一流大学，首先需要做到学术独立，学习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的办法，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兼任教授。我说：“我们复旦现在就应该把离开复旦去从政的教授，从名单中划掉。人不在上海，怎么讲课教学？美国的基辛格，原是哈佛大学教授，做了国家安全助理和国务卿，自然就离开哈佛了，后来从国务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想要回到哈佛教书，校长是他的老朋友，本该不成问题，但这位校长却断然拒绝了。理由是：你基辛格以前是能够全心全意从事教学工作的，现在成了政治明星，脑子里老是考虑着明天在午餐会上发表什么演说，后天在晚餐会上讲什么话，哪里还有心思来给我指导学生！此之所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哈佛也。我们若想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学学这种哈佛精神。”

大家听后，哈哈一笑。或者以为我是在说笑话。

然而，在我，是认真的。

（摘自《复旦往事》吴中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