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词六首》

1962年5月，毛泽东主席的《词六首》在《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究竟是谁向《人民文学》推荐了这些战争时期未曾发表过的诗词？或者，《人民文学》编辑部是如何组到毛泽东的作品的？

1958年，《人民文学》正副主编张天翼、陈白尘听说邓拓同志那儿藏有毛主席未曾发表过的诗词，便派编辑去拜访邓拓，说明意图。原来，文章、诗词、书法俱佳的才子邓拓在《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同毛主席有经常的交往，包括笔墨交往。后来虽然卸任了，毛主席某些未发表的诗词仍珍藏在他那儿。邓拓慷慨应允了《人民文学》之求。编辑部的同志们读到从邓拓那儿拿来的毛主席十几首未发表的词作均雀跃、欣喜。但是正像邓拓所说，这些词如欲发表，需送毛主席亲自过目审定。编辑部遂由一位擅长书法的编辑将词作工整抄写一遍，并起草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要求发表这些词。信由一位编辑送往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主席。

事隔四年之后，1962年五一节前夕，《人民文学》编辑部喜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主席已同意发表他自己选定的六首词，并亲笔写了小序，请速派人取稿。

这就是1962年5月，毛主席的六首词和新撰的讲述作品如何诞生的小序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经过情形。编辑部送呈的稿件，有个别词句主席做了改订。如《采桑子》词中“但看黄花不用伤”句改为“战地黄花分外香”。《减字木兰花》词中“雪里行军无翠柏”句改为“雪里行军情更迫”等。

茅盾在中国作协

建国后，我有三十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常能见到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的讲话；有时，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或被指派有事去他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茅公的点滴往事。

1957年4月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和放。但是到底“放”到何等尺度？有何标准？大家都没有经验。谁都跃跃欲试，谁也没有把握，谁都不敢吃第一口螃蟹。当年《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从作家和投稿者中挑选出六七篇把握不定的小说稿，先在编辑部大家传阅。结果有的稿子发生争议，有的稿有一定艺术质量，但是否可发，连编辑部的头儿也拿不准。于是作协领导人、原《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建议我们送给茅盾先生一阅。自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后，茅盾已不再担任主编了。

我们送去东四头条老文化部西边小楼茅公家。没过几天，茅公就全部看完，将稿件交给我们。我印象深的是茅公在我们争议最大的两篇稿上，明确批了字，认为“两稿都可以发表”。这两篇小说，一是常给我们写稿的北京市青年作家林斤澜的短篇《一瓢水》，这篇小说我记得是写建国初期西南一家小旅店里发生的故事，意境、气氛都造得不错，只是文字略嫌晦涩。编辑部有人不主张发表，认为如发表，岂不是提倡晦涩？另一篇是卫生出版社一位徐铁鉶编辑的来稿，约三千字。小说题目叫《爱的成长》，用的是笔名“蓝珊”。故事是讲一个小男孩起先不认他后妈。后来由于这个后妈对小孩细心呵护，投入自己真诚爱心，结局是小孩深受感动，最后唤了一声“妈”。作者采用白描手法，文笔细腻、生动，入景入情，是一篇可读之作。然而这篇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小说是鼓吹人性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作品，不应发表。编辑部的人还是尊重茅盾先生的权威，两篇小说都安排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但这事的余波是“反右”开始后，徐铁鉶在单位被划为右派，发配青海劳改。一篇提倡爱心的小说，竟让作者蒙冤遭祸。

茅盾对青年女作家茹志鹃的发现和推荐更值得一提。1958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有个倡议，每年让茅盾先生为刊物写一篇分析、评论全国短篇小说的文章，这有助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推出、奖掖文学新人。白尘说，他同茅公讲了，茅公答应写，正在读作品，做准备。我们问白尘，要不要评论组提供作者和作品线索(对有些为刊物写评论的作者，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白尘说，不用了，文学杂志茅公那里都有，他读作品比我们多，并且读得仔细，有的他读过的作品我们未必读过，甚至也不一定知道。不久茅公交给《人民文学》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他颇为兴奋地推荐了上海青年女作者茹志鹃发表在《延河》上的小说《百合花》。这之前，编辑部的人除知道茹志鹃是上海一位文学编辑，并不了解她小说写得好，也没有人留意她在《延河》发的这篇作品。大家找来一看，觉得小说果真是好，茅盾的评语“清新，俊逸”也很准确。于是白尘作出决策，1958年第6期除登茅盾先生文章，同期还转载茹志鹃小说《百合花》。这一期杂志出来后，社会人士观感甚好，觉得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注重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茅盾先生为文学界开个好头，做出了榜样。而青年女作家茹志鹃从此脱颖而出了。

茅盾还有力地支持了青年作家陆文夫、胡万春表现工厂生活的新作。苏州的青年作家陆文夫，1957年因参与发表“探求者”文学宣言，被长期下放劳动。他在工厂扎扎实实地工作，向工人学习生产技术，同他们打成一片；几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于是在1961至1962年之际，陆续给《人民文学》寄了几个短篇，这些作品很熟练地写出了工人、技术员的形象，情调健康、向上，有的则轻松，谐趣。执行主编陈白尘、李季很看重他的新作，有的发在了头条，如《葛师傅》、《二遇周泰》。1962年，茅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对陆文夫写工厂生活的新作和他长期在劳动者中认真体验生活，给予肯定、赞扬。也就在这期间，上海工人出身的作家胡万春，写了一些反映工厂生活变化的小说，也引起茅盾先生注意，写信给以鼓励；他同时指出了年轻作者易犯的毛病(如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希望勤于思考、学习，继续提高自己(此信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再说一说茅盾与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的事。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气氛宽松、活跃，作家们畅所欲言，讲到前几年说大话，鼓虚劲，对创作者造成的压力和有害影响；讲述自己对生活和创作的思考，也诉说着创作中的苦闷。茅盾先生每天到会，认真倾听作家们的意见，和会议主持人邵荃麟一道，以发言或插话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大家交流。在谈及现实主义应当坚持和深化时，茅盾、荃麟根据创作规律和中外作家成功经验，提出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应多样化，英雄人物是需我们格外注意的，但广大的处在中间状态的人物也不可忽视，也宜放在我们视野中，观察、研究、塑造。他们的意见，针对了作家们提出的问题，求是而切实、中肯。不料，1964年文艺整风时，文学界的重点就是查1962年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直接获罪；茅盾先生被内部点名，并于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

“文化大革命”中，茅盾虽被保护，但除了挂着个政协副主席的名，跟被冷落的“路旁石”也差不多。1970年仍有文学爱好者写信向他求助。茅盾在回信中说：“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思想多、极严重，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沈雁冰一月二十六日。”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境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沈从文写《跑龙套》

沈从文解放后沉默了许多年，在历史博物馆默默无闻地做着登记、保管文物的工作。只有他的部分亲友如汪曾祺、黄永玉以及夫人张兆和的同事，跟他常有往来。每当张兆和的同事去看他，沈从文往往显得很热情，说起他发现、保管的心爱文物，则如数家珍。但这些小文人(编辑呀，小说爱好者呀)爱说点当今文坛上的事儿，也常常问及沈从文：“可还在写作？”“您的小说选为什么选得那样少？”……每当这种时刻，夫人张兆和总是以眼色或微小的动作，暗示沈从文“三缄其口”。这种微妙的局势，自然被编辑们发现了。他们知道，那阵子要请沈从文重新拿起笔来是很难的事。张兆和呢？私下里被沈从文戏称为“政委”，意思是说：你是为我“把关”的人。

却说1956－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双百方针，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长文，文艺界自然要努力贯彻。主管文艺界的周扬一再“耳提面命”中国作家协会各刊物的负责人，要“请动”多年搁笔的老作家写稿。周扬对《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严文井早在30年代，就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副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跟沈从文私交不错，这时欣然从命，很快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清泉一起去看望了沈从文。

结果，沈从文拿出一篇短小的散文，这就是《跑龙套》，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7月“革新特大号”，被特意安排在本期散文的头条。《跑龙套》是一篇随笔式小文，看似写京剧的“龙套”角色，并对京剧的这些“永远是配角的配角”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娓娓道来，见出沈从文对京剧的热爱、内行。但细心的人不难看出，作家并没有隐讳而是如实地写了他自己在全国解放后的某种心态及当时的处境。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角色。我欢喜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因为循名求实，新的国家有许多部门许多事情属于特殊技术性的，固然要靠专家才能解决。可是此外还有更多近于杂务的事情，还待跑龙套的人去热心参与才可望把工作推进或改善。一个跑龙套角色，他的待遇远不如专家，他的工作却可能比专家还麻烦些、沉重些。”

在历史博物馆的若干年，沈从文正是以一种从头学起，不怕麻烦，不畏沉重的姿态，勇敢地担起了那些“近于杂务的事情”。当然，随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为沈从文专心致志地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改变了他那难以发挥专长的“跑龙套”待遇，这又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但自此以后三十多年，沈从文沉埋于他新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很少再发表文学作品了。

摘自《文坛五十年》涂光群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