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很大争议，后来也使他因此大感尴尬

1924年，泰戈尔抱着沟通中印两国文化的目的来到中国。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泰戈尔对这种特殊环境的不了解，最终使这次难得的文化交流变成了不欢而散的聚会。来访之后，泰戈尔做了一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很大争议，后来也使他因此大感尴尬的事，那就是与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见了一面。

1924年4月27日，从这天早上起，末代皇帝的内务府大臣郑孝胥一直在心里闷着一个葫芦，因为这天一大早皇帝忽然降下一道手谕，令他今天暂不要离开内务府。郑孝胥莫名其妙，但又不好直接问为什么这样做，虽然皇帝的神威已不像以前那样使人噤若寒蝉，可余威总还是在的，所以郑只好待在府里待命。当宫里的大钟敲响十下时，泰戈尔及其随员恩厚之、鲍斯、诺格、沈教授及徐志摩等忽然乘一辆汽车出现在神武门口，早有宫人在门口等候，一见泰戈尔到了，赶忙把他们引入宫内，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一直往御花园方向走去，而溥仪此时正身着便服在御花园等着他们，听说泰戈尔已经到了，他马上让人把郑孝胥召来，至此郑孝胥才明白溥仪为什么一大早就把自己留在宫里。不过辛苦自有辛苦的报酬，作为内务大臣，郑孝胥还从来没有到过御花园，这次因沾泰戈尔的光，终于生平第一遭到里面一游。他先接待了泰戈尔一行，随后领着他们去觐见溥仪。

当泰戈尔一行出现在御花园门口时，溥仪一见大喜，先举左手给泰戈尔让座，并用右手按郑孝胥的肩膀，示意他也坐下。待泰戈尔坐下，溥仪对他说：“先生为印度大诗人，郑孝胥则吾国之大诗人，今日相遇于此，实不易得之机会，吾先为两大诗人留影以为纪念。”说完溥仪站起来，让人为两位诗人照相，照完相，泰戈尔对郑孝胥说：“君为中国大诗人，亦解英文否？”郑孝胥用英语回答说：“吾所知者甚浅。”随后溥仪开始用英语与泰戈尔交谈起来、说得还算流畅，之后溥仪亲自作向导，领着泰戈尔游览御花园。泰戈尔一边走，一边赞不绝口，为中国园林的优美和富丽而折服。大致游览之后，泰戈尔就和溥仪告辞，随后与随从一起步行到神武门口，乘车而去。

泰戈尔这次之所以能觐见溥仪这位“末代皇帝”，主要得力于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的介绍。泰戈尔在杭州与陈三立见过面，在北京又与郑孝胥见面，并且都留影纪念，而这两位大诗人在当时已经被不少人视作老古董，视作早就该进历史博物馆的人物，泰戈尔是外来人，当然不了解其中的玄妙，不过最后却因此而沾了不少晦气，倒有点得不偿失。

当晚，北京各学界代表在金鱼胡同海军联欢社公宴泰戈尔一行，主人为梁启超、胡适、林长民、傅铜、陈源、张歆海、张逢春、蒋百里、徐志摩、林宰平，陪客有德国人威礼贤，英国人庄士敦，加上泰戈尔随行人员五人，总共有30多人参加。按原来的安排，大家这一天决定让泰戈尔先生安静一下，不再安排什么演说。

刚开始大家确实在安分守己地吃饭，但谈话总是免不了的。曾在英国和徐志摩彼此模拟情人的口气互写情书的林长民谈话自然也是一个好手。他在席间对在座的诸位京城学界翘楚侃侃而谈，他说自己这次之所以如此热烈地欢迎泰戈尔，并不是因为泰戈尔是什么哲学家、教育家、宗教家，而实际上是把他当作一位世界的诗人、革命的诗人来欢迎的，所以我们的欢迎实际上是有无穷的深意的，而泰戈尔此番中国之行实际上也是大有价值的。我国本也有诗，但一向缺乏系统的整理，现在正是诗的革命时期，而泰戈尔又是世界上诗界革命的先驱，所以我相信泰戈尔先生一定能把他的学识传授给我们的。不知林长民这番话是不是故意说的，总之他的这番话打动了泰戈尔。在吃饭之前，泰戈尔已经声明自己这次只来吃饭，不发表演说，也算稍做休息，作为主人自然不能强人所难，但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彼此都了解作为诗人最容易为什么而心动。

此时中国刚刚经历过五四文学革命浪潮的冲击，文学正处于蜕旧趋新的转折时期，而自黄遵宪等在清朝末年提出诗界革命以来，中国诗虽然取得了一些改革，像胡适的《尝试集》就是一个极端，但从中国诗歌的整体来看，还没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泰戈尔在印度文学史上也是以改革家的身份为世人认同的，是他把孟加拉文学由印度推向了全世界，从这个角度讲，林长民的话实际上正触到诗人的兴奋点，所以这边林长民的话音刚落，那边诗人就已心潮起伏，坐不住了，于是不由得站起来，以自己惯有的雄辩，滔滔不绝地演讲了近一个小时，这不仅在今天已算破例，就是与平时的演说相比，这也算是难得的长篇演说。他先是接着林长民的话头谈到自己为什么要对印度传统的诗歌进行改革，以及自己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还谈到自己诗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结果愈说愈有劲，竟收不住口，一直谈下去了。

泰戈尔演讲完，已经是晚上10点，宾主又欢谈片刻，然后才散。在告辞的时候，胡适建议泰戈尔将今天晚上的演讲回去再略微修改一下，完全可以作为将来公开演讲的底稿。泰戈尔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孙宜学）

（摘自《泰戈尔与中国》，有删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