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先生是影剧双栖的编剧和演员，也是一位散文家。本书是他有关中外艺术交流的散文专集，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文字中沧桑无限，却又充满多样的情趣。这里选摘的是他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访日、访美的记述，许多内容，如中日人民间的友好交往，如何保护具有艺术史价值的重要建筑等，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

“中国映画祭”

“中国映画祭”这几个字，是夏衍同志应日本友人之邀，为1979 年9月上旬在东京、大阪两地举行的“中国电影节”而书写的。

这次中国电影节，以纪录片《毛主席纪念堂》和遭到“四人帮”禁闭的鲁迅原作、夏衍改编的《祝福》参加开幕式。主演者白杨和日本观众见了面。

那时，除《祝福》和《农奴》的主要创作者尚都幸存健在外，其他三部参加电影节的故事片，《林则徐》的导演郑君里，《战上海》的导演王冰，《冰山上的来客》编剧白辛，都遭到“四人帮”的迫害以至于离世了。

日本朋友们衷心地祝贺我们解脱了“四人帮”的劫难。老朋友们围着16年前访问过日本的我团团长袁文殊同志，出示着当年报刊上的照片，详询近况。

中国电影节实行委员会代表德间康快先生无限深情地屡次提到已故周恩来总理曾当面鼓励他要为中日友好多做工作，廖承志副委员长则启发他抓一抓电影。某晚，酒后，在他自己家里，学生时代因为反战而被特务们打断牙齿的德间喃喃地对我们说：“我此生就是要为日中友好多做一些什么，也是为了下一代！……”环顾爱妻幼女，泪光闪闪。

我们这一届电影节恰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刚刚缔结。在所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祝酒词中，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样的话。我不懂日语，可是“世世代代”这几个字，一听就能领会，其字其音也就是我们的“子子孙孙”。

那天，在大阪，首映《祝福》，我们在休息室正准备登台和观客们见面，当主持人介绍到我是《农奴》的作者时，一位女观众忽然掏出一本薄薄的旧版的《农奴》电影文学剧本，向我频频挥动。我顿时一震，真是所谓“受宠若惊”呀！这样的剧本，我自己也已经劫后无存了，再也想不到出现在台下异国观客的手里。

仪式已毕，我们下台来，坐在第一排，观看访问过中国的大阪儿童的演出。我和那位观客少不得隔着座位进行了匆促的交谈。她说她是名古屋的中学教员，今年36岁。17年前她在广岛大学开始学中文，但该时该地没有一个中国教员，也没有人教会话。她参加了一个观看中国电影的小组活动，刻苦地从电影里学中国话。她连看了五遍《祝福》，因为找不到剧本，她从头至尾地手抄了一本《祝福》台本。她拿出了一个学生作业式的练习本，密密麻麻地写着汉字，纸张已经卷曲陈旧，对个人来说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后来转送白杨留念。

她说她那时一共看了三十几部中国影片，如数家珍地念了一大串片名。她闪忽着眼睛说：“我那时正在青春时代，一个人最敏感的时候，这些影片对我的思想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就这样酣谈了整整一上午，白杨等同志从大阪古城归来，一起留影共饭。

日本的电视界，尤其是“日本放送协会”，对我国的电视事业是很关怀并切实相助的，对我国其他文化事业亦然。当我代表团顺带提出我国将修建一些较大剧场的音响问题时，以局长崛四志男先生为首，口头地并书面地做了详尽无私的回答，带我们参观了他们新型的音乐厅，并允诺进一步的切实的帮助。

偶看时事节目，只见一张图片，出现林彪猥琐谄媚地高举一册小红书，叠印着“句句是真理”等字样。紧接着一张图片，就是《光明日报》文章的大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短短简报，看得出日本的新闻广播工作者是很能抓取要点的。

偶观外语教学，这一次我却完全听懂了，因为教的正是中国语文课。形式是一出短剧《婚礼》，参加演出的教员一个个北京话甚为流利。从“新房”门口拍起，只见对联是“结良缘齐努力为现代化贡献力量，共理想同进步学工农兵改造思想”，横批是“晚生贵子”。剧的结尾是闹新房的人们要新娘来一个她最爱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我舍弃了几个午睡，躺在床上强打精神看了好几部卓别林早年的短片，以及其他。对于一个电影工作者，能补看到这些未见过的影片，我是特别高兴的。

《望乡诗》是井上靖原著，依田义贤作剧，河原畸长十郎导演兼主演的一出话剧，在日本早就上演过。叙述的是古代日本诗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横)，与李白、王维等均为至交，时有唱和，旅居中国五十三载，终老长安的悲欢哀乐的故事。

此剧还有一“姊妹篇”《天平之甍》也在日本演出过。同为依田作剧，河原畸导演并主演。叙述的是和阿倍差不多同时代的唐鉴真和尚，五次东渡，险阻未果，历时11年，直到第六次，他已66岁，双目失明，才抵达东土，带去了不少经典、医书、绘画、雕刻……以至工匠，定居日本古都奈良，筑唐招提寺，就在那里圆寂。时值日本天平时代。甍者瓦顶屋脊，至今犹存，供后人凭吊。

河原畸长十郎先生已经76岁了，但在70年代，他还连续演出过郭老所著《屈原》以及上述的《望乡诗》和《天平之甍》。人家告诉我，河原畸原为古典的歌舞伎名演员，后来才演话剧，所以演来与众不同。我问：是否有些像中国已故京剧名演员周信芳同志演话剧，特别地铿锵多韵有古风。据行家言称，比拟相当。

高峰三枝子在东京欢迎我们代表团的酒会上即席发言，她着重地谈到，多年前访华时周恩来总理在席前赠给她一枝花；到周总理逝世后再访华时，她想到周总理就十分感动，不料在一次宴会上，邓颖超副委员长又赠给她一枝花，先后照应，使她非常激动。话不多，深情无限。

歌唱家小笠原美都子，方在北京唱罢自己谱曲的《歌唱永恒的友谊——日中友好之歌》，又唱到东京。在大阪，她赶到车站相送，赠给我们每人一张这支歌的唱片，就这样歌声又伴随着我们飞回北京。

“救救剧场”

著名的百老汇是纽约市剧场云集的几条大街，这里可以说是概括了美国戏剧歌舞演出的全貌，又不尽然。近年在离开这一中心的几条街上又出现了一些剧场，人称外百老汇，进行了一些或力求摆脱商业性，或无力取得票房价值，或在艺术上属于试验性的演出。后来在更远的街上又出现了外外百老汇。我们去过的奥尼尔中心也许可以说是外而又外的一个百老汇吧。

在百老汇有一座以海伦·海斯命名的剧院。海伦·海斯，人称百老汇“第一夫人”，现已年高八十，光临奥尼尔家乡观剧，并在奥尼尔家屋参加了已退休的《纽约时报》著名剧评家奋克赠送藏书的仪式。在纽伦敦沙滩的酒会上，我向这位剧影双栖的老演员致敬，告诉她在20世纪30年代我看过她主演的一些影片，包括她精彩扮演的维多利亚女皇。她见到我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老观众并同行，当然很高兴，却说：“这怎么可能？你还是个孩子！”我说：“我是60岁的孩子了。”80岁的她又说：“对我来说，还是个孩子。”奥尼尔中心的主人怀特为海伦·海斯和她的中国观众兴高采烈地频频举杯。

还有一位剧影双栖的著名女演员玛德琳·莎顿——谢吾德，从纽约赶来海滨和我们相见。和她一同漫步纽约街头，不只一次见到行人停步，向她表示一个观众的敬意。她坦陈她的年龄，只比我小一岁，仍演出于舞台银幕，然以教学为主了。我感到她在影剧界的地位有些像我们的舒绣文那样。她所以赶来，是为了想到中国去教学；我们当然表示尽力，虽然实现不易。我很快就注意到她胸前佩了一枚徽章，画了两个希腊悲剧中落泪的假面，周围一圈字是“救救剧场”。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她说一言难尽。我要求她干脆给我们写份资料。几天之后，我们到了纽约应邀去她家做客，她首先就交到我手里一份打印稿。

这“救救剧场”的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位纽约大亨要推倒一些剧场，包括那座海伦·海斯剧院在内，另建一些可以赚大钱的豪华旅馆。艺人们认为这是只顾赚钱，不顾文化，遂集会抗议，写文章，佩戴上这种徽章。玛德琳说：看来无效，因为斗不过金钱，但总得一搏。

又一晚，看罢戏后，玛德琳领着我们漫步在时代广场上，这里是百老汇闹市中的闹市。艺人乔治·寇汉(1878——1942 )的肖像和纪念碑像是不甘寂寞似的伫立人行道旁，碑上有一行字：“替我问候百老汇！”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部好莱坞电影里初次见到“硬汉子”杰姆司·卡格尼扮演的寇汉。他一家人能歌善舞，卖艺街头，后又登上了大舞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编演了大量爱国歌舞，激励了人民和军队的斗志，获得人们的热爱。这部记述他一家事迹的歌舞片，一般译为《美国佬》，当时影院汉译为《胜利之歌》。

又一天，国际剧协美国中心负责人玛莎·古娃娜夫人设宴招待我们，交谈今后交流事甚畅。又一天，凤凰剧场公司负责人，百老汇人均称之为“T”的爱德华·韩布顿先生(如果你知道中国《戏剧春秋》中的应云卫，“T”就像他那样是一位以组织戏剧活动为生命线的人物)，领着我们参加了遍布美国历代名演员画像与遗物、令人遐想无限的“艺人俱乐部”，并在那里就餐。这两次的食物均极精美，可称艺术；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男女侍者一个个仪表非凡，报起菜单来，亦如艺术，铿锵有似莎翁台词。一问之下，原来他们就是演员嘛。

又一天，我们从新伦敦驱车前往新海文。新海文市有许多可以访古问今的好去处，又是著名的古耶鲁大学所在地。这一下午在主人精心的安排下，我们只来得及较详细地参观了耶鲁戏剧学院的“保留剧目剧场”，又迈进只剩下躯壳的舒伯特大戏院，在主人带领下一直钻进下层管道部分，弄了半脚泥泞。因为主人是那样热切地、自豪地想对我们详尽解释如何保持旧貌，而又以崭新的现代技术来加固旧建筑。我们十分欣赏主人的好客，更欣赏主人的好古并好新。

到了纽约，我们几乎每晚去一个不同的剧场，进一步注意到他们是如何尽力地在保持原来的建筑风格。我应邀去纽约市博物馆拜访戏剧收藏部主任汉德逊博士。她是在奥尼尔中心听我说起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排演阿瑟密勒的《考验》，就准备了该剧的全部档案资料，让我翻阅挑选，复制相赠。临行她送了我一本她的书《城市与剧场》。这部著作始自美国建国以前，是二百多年以来的纽约市的剧场史，有上百幅图片记录下了各个剧场的旧貌新颜。

摘自《洋嫂子&洋妹子etc》黄宗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