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八月十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侵略军宣布正式投降。那时我在延安，才二十五岁，是延安边区群众报社的编辑兼记者。那天，在延安南门新市场广场上，召开了延安军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会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到会的五千多军民祝贺，同时发布命令：我八路军战区就地命令日本侵略军缴械投降，全部被俘。朱总司令刚刚念完，全场军民一片狂欢，许多人跳起来拥抱，许多人高兴得把帽子抛向天空，我一时情不自禁，竟把手中的笔记本也向天空抛去。抗战八年，家破人亡，死了多少人，今天终于把这日本侵略恶魔打败了，我们不会做亡国奴了，我们在延安山沟里受饥受冻也到头了，可以回家团聚了。想着我就跑回报社。那时候我和王文秋结婚，儿子铁蛋才七个月。文秋因为白天要奶孩子，便调到报社当夜班编辑，而我白天除了工作，还要给文秋做饭，生活条件太苦。我做了一顿白水煮面条打牙祭，表示庆贺。那一天的晚上，我和文秋对着一盏小小的油灯畅谈畅想，幻想着进大城市的新生活，彻夜不眠。第二天，我趁这股激情，到十里外桥儿沟鲁迅文学院，去看我的姐姐唐荣枚和姐夫向隅。他们告诉我，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全面投降，是夜鲁艺无人入眠；礼堂里举行庆祝狂欢舞会，桥儿沟小镇上的白酒也全部卖光了。还说，过几天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马上要全部迁移，从张家口去东北，迎接新形势。

八·一五之后不久，住在我隔壁窑洞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夫妇对我说，中央组织部要他们组织一个作家工作组到东北去迎接形势。她已经征得老作家欧阳山夫妇一起同行。希望我也参加他们的工作组。这当然是改变现状的最好机会，但我考虑铁蛋太小，文秋离不开我，我要对她负责，同时我正开始写第二个中篇小说《红旗呼啦啦飘》。因此抵制了进城的诱惑，婉言谢绝了。当丁玲夫妇、欧阳山夫妇和我告别时，他们一个个对我不理解和惋惜的目光，至今令我难忘。当时延安的大路上，挤满了去东北的人群和骡马。这是八·一五之后在延安出现的新气象，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接着由美国促成出现的“军调部小组”，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三次短暂的合作局面，更带来了一线和平的希望。连久卧病床的老红军方强同志，他也要离开延安到东北去了。我是刚到延安时认识他的，他是联防军组织部长，当红军时被手榴弹炸伤。我去看他时，正躺在床上，他的爱人在给他喂饭，全身不能动。他这个样子，怎么去东北？他爱人说用骡轿抬着去，路上要走二十多天。我当时都惊呆了，抗战胜利的喜悦鼓舞，有多大的力量？方强到东北后，依靠药物和热炕，竟把伤病治好了。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又打仗，他当了北满司令员。解放后成为中国海军副司令员，晋升为中将。现在已九十三岁。今年他来到深圳，我俩见面热情拥抱，两个人拉着手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回忆六十年前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热烈庆祝的情景。我们是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人，也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振兴中华的时代见证者。日本政府想歪曲历史，不反省不认罪的行为，必然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柯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