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这是我第五次飞往欧洲了，也是第四次从中国大陆飞往欧洲。依然是穿越蒙古戈壁和西伯利亚的航线(据说早些年有走中东航线的，后来由于战事取消了)，只不过这一回是在隆冬。有意思的是，在飞过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以后，皑皑白雪突然消失不见了。原来，除了西北部的湖区盆地以外，蒙古国全境都属于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日照充足，干旱的土地上几乎无雪。

整整三十年前，那次著名的飞机失事仍留在无数中国人的记忆里，那座仅有一万多居民的小镇温都尔汗，以采煤业为主要收入，就在黑龙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克鲁伦河河畔。这场事故的政治意义显而易见，它加快了当时极度封闭的中国与西方亲近的步伐，促成了次年初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访问。据说克鲁伦河是蒙古民族的发源地，可惜我在飞机上既看不清河流，也无法判断小镇的所在。

如果没有成吉思汗，蒙古国是否存在当然值得怀疑，亚洲的历史想必要重新书写，甚至东西方之间的碰撞了解也会推迟很多年。十二世纪末，蒙古人几乎是在完全默默无闻的状态下，突然闯入了历史，他们占领过的地域之广至今无人可以相比。其实，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人便以骑术和勇猛善战著称，他们突袭中国北部的事件时有发生，只不过那时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的倾轧上。

成吉思汗拥有超群的军事、外交和组织才能，以及冷酷的个性魅力，故而被推举为“普天之下的皇帝”，开始了一次次的远征。虽然他和他的后代曾经占有的疆域可能是历史上最广阔的，蒙古人一直是个游牧民族，在他病死六盘山的时候，帝国的首都喀喇和林还只是一座荒野小镇，大约在今天乌兰巴托西南三百多公里处。

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之前，就有两位欧洲的传教士远行来到东方。第一位修士柏朗·嘉宾是受教皇的派遣，从法国的里昂出发，穿过俄罗斯来到喀喇和林，他首次使用Cathay(神州)一词。另一位修士鲁布鲁克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渡过黑海，经南俄罗斯草原和中亚进入蒙古高原，他在喀喇和林逗留了半年多，《鲁布鲁克游记》里首次出现了Mense(蛮子)，那是当时的北方人对南宋的蔑称。

我突然想到，假如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正是他赐予马可·波罗以黄金通行证)不曾下令迁都大都(北京)，中国的史学家们恐怕要对这段历史一筹莫展了，很可能把蒙古人的占领看成是纯粹的外敌入侵。那样的话，元朝就是一个殖民地的时代，而明太祖朱元璋也就成民族英雄了。

值得一提的是，1368年，即忽必烈迁都还不到一个世纪，元顺帝就被逐出北京，返回到喀喇和林。可是，僧人出身的朱元璋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在采取包括废除宰相在内的一系列巩固独裁政权的措施以后，派兵夷平了喀喇和林(其时他已经做了二十年的皇帝)，那次战役仅俘虏就达七万多人。

在遭遇了这次打击以后，蒙古人再也没有缓过劲来，他们默默地建立起了乌兰巴托，原先那不过是一个游牧部落季节性的停靠站。上个世纪中叶，蒙古人在前苏联考古学家的帮助下，重又发现了窝阔台(元太宗)王宫的遗迹。我相信，如果蒙古国对中国游人开放，以上提到的几个地点都会成为游客的必到之处。遗憾的是，窝阔台的父亲——成吉思汗的葬身之地仍是一个谜。

穿越西伯利亚

接下来是西伯利亚的漫漫长夜，惟有几颗孤星在窗外闪烁。荧屏上显示的航路对我来说已不陌生，我想起十个月前，我搭乘英国维珍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上海前往伦敦，一位无锡出生的空姐和我聊得甚欢，她居然从驾驶舱里要来一份机长使用的航路图，为我的地图收藏增添了一幅珍品。

在到达莫斯科之前，维珍和汉莎的航线应该大致相同，我从手提包里取出那幅地图，在西伯利亚的那段航路上找到了贝加尔湖畔的名城伊尔库茨克(Irkutsk)。我的两位靠窗的邻座是温州外贸局的官员，他们替本市的几家小工业品厂家到欧洲推销产品，对我尤为珍惜的地图毫无兴趣，两人一直在小桌板上玩扑克牌游戏来消磨时光。

偶尔，我会走到客舱中间的连接处，透过圆形的了望窗向外探望，地面上间或出现几处密集的灯火，这片“沉睡的土地”(西伯利亚在鞑靼语里的原意)并没有给我带来睡意，倒是令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古稀之年创作的小说《复活》和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因良心受到谴责，陪着被他诱奸的姑娘去西伯利亚服刑。

还有那位年事已高、在西方定居二十年后重返祖国的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半个世纪以前，索尔仁尼琴因为在私人通信中对斯大林有不敬之辞被判处八年徒刑和“永久流放”。起初，由于他就读罗斯托克大学数学系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被留在莫斯科郊外从事窃听装置的研究，可是不久，他便被转而押往西伯利亚。

显而易见，克格勃们发现，索尔仁尼琴在实验物理学方面缺乏创造性。这样一来他与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的命运就有区别了，后者虽然出身贫寒，却靠着数学和天文学上的天赋和成就被封贵族，法国大革命后他本来要遭厄运，但因为善于计算和描绘炮弹的运行轨迹而获得了特赦。

斯大林去世后，索尔仁尼琴重获自由，又过了大约十年，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他的《伊凡·杰尼索维斯的一天》。这部关于劳改营的处女作可能是讲述流放西伯利亚最有名的故事，不仅为作者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同时也使得灾难再次降临在他头上，尤其是在他进一步揭露劳改营制度的《古拉格群岛》在国外出版以后，他被剥去衣服并立即放逐西方。

在湄公河畔的金边，波尔波特的集中营如今已成为当地最吸引游客的景点之一，即使在整个柬埔寨，恐怕也只有吴哥窟可以与之媲美。可是在俄罗斯联邦，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劳改营依然是神秘莫测的地方，当然也没有作为旅游资源对外开放。这可能是一个大国才有的精神负荷，它缺少在世人面前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就如同今日的美利坚深陷伊拉克的泥沼不能自拔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索尔仁尼琴对早他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乡肖洛霍夫颇有微词，认为其惟一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是抄袭之作，理由之一是作者当时的年纪尚轻，没有生活阅历。索氏自己的文字倒是有根有据(似乎文学水准稍显逊色)，“一句真话要重于整个世界”，听起来像是经过“文革”磨难的中国作家的肺腑之言，他不仅是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言人，也俨然成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道德权威。 ◎蔡天新，诗人、数学家，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