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的《读书》杂志日前评出2001年20本最佳图书，评选范围是本年度在法国出版的人文类图书，包括翻译作品。在这20本图书中，外国图书占了一半多，小说13部，但获文学大奖的小说或畅销书基本都无缘上榜，反映出《读书》杂志的品位和取向。
名列榜首的是波兰作家兼音乐家瓦迪斯瓦夫·希皮曼的自传体小说《钢琴家》，副标题“华沙犹太人居住区一个犹太音乐家的非凡命运”点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希皮曼是犹太音乐家，二战期间与家人被纳粹禁锢在犹太人居住区里，前两年生活尚属正常，还能在家里练钢琴，后两年生命受到威胁。1942年，父母与兄妹被流放，死在路上，他被一个犹太警察拯救，逃出纳粹魔爪，在外面流浪了两年多，成了“华沙的鲁宾逊”。一个信基督教的德国警察收留和照顾了他，使他幸免于难。但二战结束后该警察被逮捕判刑，不久死于苏联的监狱。
《钢琴家》是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一本旧书，当年在波兰曾引起轰动，但由于该书描写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德国警察，被认为是美化纳粹，小说很快受到批判，后被查禁。希皮曼于2000年7月去世，法国遂翻译出版了他的这部作品，大导演波兰斯基也正根据这本书在拍电影。
名列第二的是一部“自克洛维至2000年的政治、文化、宗教编年史”——《法国和法国人日记》，它按年代记叙了法国15个世纪以来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和各种思潮。这部规模宏大的巨著耗时7年，各学科的数十名专家参加了编写，被认为是一部“圣经”式的社会百科。
荷兰小说家西斯·努特布的《死者的日子》也挤入了三甲。这部小说写的是纪录片制片人达内6年前失去了儿子，不久又失去了妻子，深陷在哀伤之中。为了摆脱痛苦，他来到他常来拍片的柏林，散步、观光、会友，后遇到一位荷兰女子，两人产生爱情。努特布被认为是当今欧洲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与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和意大利的克洛迪奥·马格里斯齐名。
紧随其后的是2001年在法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米歇尔·乌洛贝克的《月台》（内容详见本报2001年10月31日）。乌洛贝克的《基本粒子》曾在1998年被《读书》杂志评为当年20本最佳图书之首。
关于19世纪法国大诗人兰波的传记法国已出版了数十种，但让－雅克·勒弗雷尔的这部《兰波传》被认为是至今为止材料最丰富、论述最可信的兰波传记，为了写这部著作，作者沿着当年兰波走过的路线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纠正了许多谬误。
吉·戈费特是法国近年来比较引人瞩目的女作家之一，她的《脖子周围的夏天》是一部“迷人的小说”：11岁的少年西蒙，父亲是烟草之王，十分威严，母亲忍气吞声。青春萌动的西蒙生活在孤独和幻想之中，常常偷看厨娘的短裤，后被一个性欲旺盛的中年女人引诱，从此惶惶不可终日。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少年心事，写得很神秘，但表述方式又不乏幽默。
女作家皮埃雷特·费勒提奥的《亲爱的，短短几句话》写的是母女亲情，小说从女儿的视角，回忆了一位老妇人的一生：年轻时，为了求学，忍痛离开了父母的农场，几十年后，她退休了，在外省一个偏僻之地隐居，女儿不时去看她。两人常常回忆起过去，女儿记得最清楚的，是上小学时，母亲教她写作文要简单明了，“短短几话”就足矣。
雷吉·德布雷的《上帝之路》从新的角度对上帝进行了新的诠释。在这部书中，上帝与人类是平等的，诞生得比人类还要晚，人类跟上帝一样聪明。上帝既不是惩罚之神，也不是安慰之神，他是人类的朋友，完全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同时，他与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由于电影，人民看到了上帝的模样；由于印刷，宗教才得以传播。
《我的名字是红色的》是伊斯坦布尔作家奥朗·帕穆克的一部作品，小说讲述了16世纪土耳其苏丹大画坊的画师戴里卡被人暗杀的事件，作品围绕这一案件的侦破，展开了黑人画家与一个年轻寡妇的爱情，并涉及到许多伊斯兰习俗，揭示了当时的土耳其宫廷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作品兼有侦探小说、爱情小说的特点，并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园丁的忠贞》是美国作家约翰·勒卡莱的第18部小说，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小说写的是一个职业杀手，他同情黑人和穷人，厌恶当局为了试验药物而大量杀生，加上他爱上的一个女人泰莎被人暗杀，他终于为了道德和正义站出来揭露当局的丑恶，表现出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卡勒莱是美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大师和冷战史专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拥有大量的读者。
本年度法国最独特的一部文学传记要算是《布朗施医生的诊室》了，该书曾获2001年法国龚古尔（传记）奖。书中的布朗施医生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精神病医生，曾替当时文艺界的许多名流看过病。作者劳尔·穆拉通过医生与病人的通信、诊断记录和病情分析，讲述了一个个大“疯子”的神秘故事，他们当中有：莫伯桑、凡尔纳、大仲马、维尼、内瓦尔、凡高、马奈、伯辽兹、古诺……
《女佣》是一本具有幽默色彩的爱情小说，主人公雅克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使出浑身解数追逐女人，“除了爱情，我一文不名。”当然，他获得了成功，得到了许多女人的喜爱，但大多是逢场作戏，直至家里来个女佣。这个女佣粗手粗脚，打扫房间不懂得使用吸尘器，把家里弄得尘土飞扬，两人卷入了一系列喜剧。作者克里斯蒂昂·奥斯特是近年来法国较受欢迎的小说家，1999年他的《我的大房间》曾获美第契奖。
《昔日的暗火》是一部韩国小说，塑造了一个可气又可爱、表面刚毅而内心脆弱的人物形象：哈塔是一名日本医生，出生在韩国，他经历过战争洗礼，战后收养了一个韩国女孩，但养女长大后与养父关系不好，大大地伤了哈塔的心。晚年的哈塔住在纽约的一个豪华住宅里，深居简出，陷入孤独之中。小说节奏缓慢，调子低沉，具有东方色彩。
英国作家道格拉斯·肯尼迪身世复杂：他祖籍美国，生于伦敦，小时候被一个爱尔兰人收养，他最爱的是巴黎，但所有的小说写的却都是纽约的事，《追逐幸福》也不例外。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当时，美国盛行马卡蒂尔主义，反共情绪十分激烈，一位女记者顶住巨大的压力，维护公正和正义，结果在工作和私生活上受到了一系列打击。小说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高压底下不乏爱情，给人以阅读快感。
《1084号的母亲》是印度作家马哈斯维达·德维的小说，写的是一位母亲交织着痛苦与幸福的人生：苏加塔小时候就梦见自己分娩出事，22年后，她的初生儿果然死在产床上。不久，孩子的父亲又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被警察打死，她生活在绝望之中。但苏加塔是一个有知识、有良知的妇女，决定为社会做善事，并收养了一个孤儿。后半辈子的苏加塔十分幸福，她嫁给了一个别人给她介绍的丈夫，儿女绕膝……这是一部用散文笔法写成的小说，文学性较强，并给人以道德教喻。
保罗·策兰是罗马尼亚诗人，长期以来用德文写作，并将法国、英国等许多国家的诗歌译成德语，他在诗歌语言上的创新使他成为一代大师，不幸的是，1970年他因压抑而自杀。数十年来，有关他的传记很多，但也许他和妻子的这部通信集最能帮助读者理解他的作品，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由他的妻子吉塞尔整理的这部《1951－1970年通信集》清楚地勾勒出一位大诗人梦想、伤痛和失望。
瑞典作家亨宁·曼克尔的《圣·让的死者》走出了一般侦探小说的模式，在注重情节的同时，也注意挖掘人物的性格，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警察形象：警长瓦朗德身体不好，思想觉悟一般，但破案经验丰富。一个炎热的夏天，他奉命侦查一桩谋杀案：数十名大学生在一个林中空地被杀，先前介入调查的另外一名警察也被人暗算。他愤怒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侦察当中，发现凶手是一个容不得别人快乐的变态狂。
《查琳十字路84号》是大洋两岸一位美国作家和一位英国书商之间的书信集，非常动人：女作家海伦以文谋生，生活潦倒，她对英国文学感兴趣，但买不起新书，于是写信给伦敦查琳十字路84号的马克书店邮购折价书。20多年来，她和书店老板弗兰克通信不断，谈书，谈人生，内容非常丰富。后来，海伦把两地书结集出版，在美国大为畅销，还拍成了电影，海伦成了一个大富翁，终于有钱坐飞机去伦敦看望从未谋面的弗兰克了。但到了伦敦她才发现，马克书店早已关门，弗兰克也已去世多年。
《写作，一个专业作家的回忆》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的作品。他在书中毫不隐讳地谈论自己创作的秘密和个人隐私，有理想化的东西，也有具体的事例，既谈写作，也谈做人，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他坦承酒精和毒品对他创作的影响。他在书中还介绍了他的写作方法，对初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议，并满怀激情地捍卫高质量的通俗文学。
《走向死亡的人》是战地记者保尔·马尔尚写的一部小说。马尔尚曾于1984年至1992年参加过贝鲁特战争，1992年至1994年又参加了萨拉热窝战争，并身负重伤，在这部小说中，他自然融入了自己对战争的体验，并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好战分子的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只爱听武器的碰撞声和装甲车的轰隆声，他研究军事谋略，崇尚暴力，没有同情心，只有报复心。但作者没有把这个战争狂人脸谱化和简单化，也通过种种细节揭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另一面，如他在炮火声没忘记给自己未出世的孩子写信，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可信，更真实。小说的语言火热粗犷，但也有不少段落很抒情。（胡小跃）
《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