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的《读书》杂志日前评出2001年20本最佳图书,评选范围是本年度在法国出版的人文类图书,包括翻译作品。在这20本图书中,外国图书占了一半多,小说13部,但获文学大奖的小说或畅销书基本都无缘上榜,反映出《读书》杂志的品位和取向。
名列榜首的是波兰作家兼音乐家瓦迪斯瓦夫·希皮曼的自传体小说《钢琴家》,副标题“华沙犹太人居住区一个犹太音乐家的非凡命运”点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希皮曼是犹太音乐家,二战期间与家人被纳粹禁锢在犹太人居住区里,前两年生活尚属正常,还能在家里练钢琴,后两年生命受到威胁。1942年,父母与兄妹被流放,死在路上,他被一个犹太警察拯救,逃出纳粹魔爪,在外面流浪了两年多,成了“华沙的鲁宾逊”。一个信基督教的德国警察收留和照顾了他,使他幸免于难。但二战结束后该警察被逮捕判刑,不久死于苏联的监狱。
《钢琴家》是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一本旧书,当年在波兰曾引起轰动,但由于该书描写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德国警察,被认为是美化纳粹,小说很快受到批判,后被查禁。希皮曼于2000年7月去世,法国遂翻译出版了他的这部作品,大导演波兰斯基也正根据这本书在拍电影。
名列第二的是一部“自克洛维至2000年的政治、文化、宗教编年史”——《法国和法国人日记》,它按年代记叙了法国15个世纪以来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和各种思潮。这部规模宏大的巨著耗时7年,各学科的数十名专家参加了编写,被认为是一部“圣经”式的社会百科。
荷兰小说家西斯·努特布的《死者的日子》也挤入了三甲。这部小说写的是纪录片制片人达内6年前失去了儿子,不久又失去了妻子,深陷在哀伤之中。为了摆脱痛苦,他来到他常来拍片的柏林,散步、观光、会友,后遇到一位荷兰女子,两人产生爱情。努特布被认为是当今欧洲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与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和意大利的克洛迪奥·马格里斯齐名。
紧随其后的是2001年在法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米歇尔·乌洛贝克的《月台》(内容详见本报2001年10月31日)。乌洛贝克的《基本粒子》曾在1998年被《读书》杂志评为当年20本最佳图书之首。
关于19世纪法国大诗人兰波的传记法国已出版了数十种,但让-雅克·勒弗雷尔的这部《兰波传》被认为是至今为止材料最丰富、论述最可信的兰波传记,为了写这部著作,作者沿着当年兰波走过的路线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纠正了许多谬误。
吉·戈费特是法国近年来比较引人瞩目的女作家之一,她的《脖子周围的夏天》是一部“迷人的小说”:11岁的少年西蒙,父亲是烟草之王,十分威严,母亲忍气吞声。青春萌动的西蒙生活在孤独和幻想之中,常常偷看厨娘的短裤,后被一个性欲旺盛的中年女人引诱,从此惶惶不可终日。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少年心事,写得很神秘,但表述方式又不乏幽默。
女作家皮埃雷特·费勒提奥的《亲爱的,短短几句话》写的是母女亲情,小说从女儿的视角,回忆了一位老妇人的一生:年轻时,为了求学,忍痛离开了父母的农场,几十年后,她退休了,在外省一个偏僻之地隐居,女儿不时去看她。两人常常回忆起过去,女儿记得最清楚的,是上小学时,母亲教她写作文要简单明了,“短短几话”就足矣。
雷吉·德布雷的《上帝之路》从新的角度对上帝进行了新的诠释。在这部书中,上帝与人类是平等的,诞生得比人类还要晚,人类跟上帝一样聪明。上帝既不是惩罚之神,也不是安慰之神,他是人类的朋友,完全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同时,他与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由于电影,人民看到了上帝的模样;由于印刷,宗教才得以传播。
《我的名字是红色的》是伊斯坦布尔作家奥朗·帕穆克的一部作品,小说讲述了16世纪土耳其苏丹大画坊的画师戴里卡被人暗杀的事件,作品围绕这一案件的侦破,展开了黑人画家与一个年轻寡妇的爱情,并涉及到许多伊斯兰习俗,揭示了当时的土耳其宫廷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作品兼有侦探小说、爱情小说的特点,并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园丁的忠贞》是美国作家约翰·勒卡莱的第18部小说,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小说写的是一个职业杀手,他同情黑人和穷人,厌恶当局为了试验药物而大量杀生,加上他爱上的一个女人泰莎被人暗杀,他终于为了道德和正义站出来揭露当局的丑恶,表现出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卡勒莱是美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大师和冷战史专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拥有大量的读者。
本年度法国最独特的一部文学传记要算是《布朗施医生的诊室》了,该书曾获2001年法国龚古尔(传记)奖。书中的布朗施医生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精神病医生,曾替当时文艺界的许多名流看过病。作者劳尔·穆拉通过医生与病人的通信、诊断记录和病情分析,讲述了一个个大“疯子”的神秘故事,他们当中有:莫伯桑、凡尔纳、大仲马、维尼、内瓦尔、凡高、马奈、伯辽兹、古诺……
《女佣》是一本具有幽默色彩的爱情小说,主人公雅克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使出浑身解数追逐女人,“除了爱情,我一文不名。”当然,他获得了成功,得到了许多女人的喜爱,但大多是逢场作戏,直至家里来个女佣。这个女佣粗手粗脚,打扫房间不懂得使用吸尘器,把家里弄得尘土飞扬,两人卷入了一系列喜剧。作者克里斯蒂昂·奥斯特是近年来法国较受欢迎的小说家,1999年他的《我的大房间》曾获美第契奖。
《昔日的暗火》是一部韩国小说,塑造了一个可气又可爱、表面刚毅而内心脆弱的人物形象:哈塔是一名日本医生,出生在韩国,他经历过战争洗礼,战后收养了一个韩国女孩,但养女长大后与养父关系不好,大大地伤了哈塔的心。晚年的哈塔住在纽约的一个豪华住宅里,深居简出,陷入孤独之中。小说节奏缓慢,调子低沉,具有东方色彩。
英国作家道格拉斯·肯尼迪身世复杂:他祖籍美国,生于伦敦,小时候被一个爱尔兰人收养,他最爱的是巴黎,但所有的小说写的却都是纽约的事,《追逐幸福》也不例外。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当时,美国盛行马卡蒂尔主义,反共情绪十分激烈,一位女记者顶住巨大的压力,维护公正和正义,结果在工作和私生活上受到了一系列打击。小说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高压底下不乏爱情,给人以阅读快感。
《1084号的母亲》是印度作家马哈斯维达·德维的小说,写的是一位母亲交织着痛苦与幸福的人生:苏加塔小时候就梦见自己分娩出事,22年后,她的初生儿果然死在产床上。不久,孩子的父亲又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被警察打死,她生活在绝望之中。但苏加塔是一个有知识、有良知的妇女,决定为社会做善事,并收养了一个孤儿。后半辈子的苏加塔十分幸福,她嫁给了一个别人给她介绍的丈夫,儿女绕膝……这是一部用散文笔法写成的小说,文学性较强,并给人以道德教喻。
保罗·策兰是罗马尼亚诗人,长期以来用德文写作,并将法国、英国等许多国家的诗歌译成德语,他在诗歌语言上的创新使他成为一代大师,不幸的是,1970年他因压抑而自杀。数十年来,有关他的传记很多,但也许他和妻子的这部通信集最能帮助读者理解他的作品,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由他的妻子吉塞尔整理的这部《1951-1970年通信集》清楚地勾勒出一位大诗人梦想、伤痛和失望。
瑞典作家亨宁·曼克尔的《圣·让的死者》走出了一般侦探小说的模式,在注重情节的同时,也注意挖掘人物的性格,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警察形象:警长瓦朗德身体不好,思想觉悟一般,但破案经验丰富。一个炎热的夏天,他奉命侦查一桩谋杀案:数十名大学生在一个林中空地被杀,先前介入调查的另外一名警察也被人暗算。他愤怒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侦察当中,发现凶手是一个容不得别人快乐的变态狂。
《查琳十字路84号》是大洋两岸一位美国作家和一位英国书商之间的书信集,非常动人:女作家海伦以文谋生,生活潦倒,她对英国文学感兴趣,但买不起新书,于是写信给伦敦查琳十字路84号的马克书店邮购折价书。20多年来,她和书店老板弗兰克通信不断,谈书,谈人生,内容非常丰富。后来,海伦把两地书结集出版,在美国大为畅销,还拍成了电影,海伦成了一个大富翁,终于有钱坐飞机去伦敦看望从未谋面的弗兰克了。但到了伦敦她才发现,马克书店早已关门,弗兰克也已去世多年。
《写作,一个专业作家的回忆》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的作品。他在书中毫不隐讳地谈论自己创作的秘密和个人隐私,有理想化的东西,也有具体的事例,既谈写作,也谈做人,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他坦承酒精和毒品对他创作的影响。他在书中还介绍了他的写作方法,对初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议,并满怀激情地捍卫高质量的通俗文学。
《走向死亡的人》是战地记者保尔·马尔尚写的一部小说。马尔尚曾于1984年至1992年参加过贝鲁特战争,1992年至1994年又参加了萨拉热窝战争,并身负重伤,在这部小说中,他自然融入了自己对战争的体验,并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好战分子的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只爱听武器的碰撞声和装甲车的轰隆声,他研究军事谋略,崇尚暴力,没有同情心,只有报复心。但作者没有把这个战争狂人脸谱化和简单化,也通过种种细节揭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另一面,如他在炮火声没忘记给自己未出世的孩子写信,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可信,更真实。小说的语言火热粗犷,但也有不少段落很抒情。(胡小跃)
《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