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本位”的影响下，我国一些高校也沾染了官场的习气，官场应有的病症，高校几乎都有。本书将中国高校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无遗，虽然没有开出具体的药方，却勾勒了治病的大体思路。读一读这样的文章，对于保持我们头脑的清醒，对于我们理出高校改革的头绪，应该说是有启发
的。
“官场病”在部分高校的表现，首先是“官本位”问题。“官”的泛化，使“官本位”的外延在不断扩展。真正的“官员”我们暂且不说，那些没有官衔却掌管着某些事务的办事人员，在一些高校里基本都已经由“掌管”异化为“长官”了。昔日的“八大员”（指驾驶员、炊事员、采购员、教务
员等等）由科长而处长，有相当一批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员，干部会议上往往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教师。因此而来的校内政策向官员和准官员的倾斜，几乎成了痼疾。
“官本位”影响下的一些高校，往往不是按照学术规则操作，而是按照官场规则操作。“政绩工程”之类管理行为屡见不鲜。本书所涉及的评估、检查、评比、项目审查、人才选拔等等，无不是以官场规则在实际运作。你如果不按官场规则运作，就会被淘汰出局。有的教师，误打误撞兼上高校的
某个官衔，他们面临的选择无非是两个：一是逐渐“淡出”教师行列，使自己官僚化；二是坚持自己的教师本色，遭到有形无形的排挤。选择前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前途光明；选择后者则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在个别地方，即使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纯而又纯的教师，也会处处陷入这种官场规则的
包围之中。这样一种体制，已经成为对教师进行异化的官本位磁场，相当多的教师都经不住这种诱惑，这才是官本位渗透学校最可怕的恶果。
“官场病”在高校的第二个表现是人才选拔和使用上的“劣胜优汰”。一些不会随波逐流的教师，很有可能被看作怪物。除非你功成名就已经有了博导一类可以唬住官员准官员们的头衔，否则你的腰杆没法挺起来。我认识一个非常不错的教师，讲课极受学生欢迎，但在非常“公正”的聘任过程中，众多“专家”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带他最得心应手的那门课。这种现象究其根源，无非是“官场病”在作怪。
第三个方面是学术的官场化。要想在高校混出头，最有效的方法是做学术的“官样文章”，既无风险，又有收获。而要在学术上真正搞出一点东西，则麻烦不少。首先是现行的一套学术评价规则，要看你在哪一级出版社出版和哪一级刊物发表，那些有点独立见解的著作和文章，往往既进不了四平
八稳的大牌出版社，也上不了权威期刊，倒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刊物，在学术上创新的机率要大一些。本书杨支柱文中对“学术泡沫”的对应揭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某些高校科研成果中渗透的“官场病”。
更严重的是，“跑官”、“买官”潜规则，已被一些高校的“官本位”通过“转基因创新”移植到了学术活动中。争取项目不是靠学术积淀，而是靠到主管部门“活动”；出成果不是靠潜心研究，而是靠政绩工程式的炒作；至于跟“权钱交易”雷同的“学术交易”，则已经由秘密而公开，由脸红
到坦然。“学术泡沫”、“学术垃圾”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靠着这种泡沫和垃圾的堆积，“学术官本位”蔚成风气。以官养学，以学助官，真正的学术日渐萎缩。
“官场病”在一些高校的最终效果是学术精神的沦丧。作为学者必备的基本素养，被官场规则消磨得所剩无几；至于学者的道德良知，社会责任，更是被官场染缸改变了颜色。些许剩下了一点，也被大量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所淹没，所遮蔽。以至于做学问到底要不要良知这样不言自喻的道理，
竟然也能成为值得“争鸣”的问题。本书中对株连、监视、告密、行贿、撒大谎和不择手段等不道德手段的分析表明，官本位的社会与官本位的高校，在这里表现出高度的互动。可以说，高校的“官场病”，已经成了“帕金森综合征”，应引起各方的重视。
《先有鸡，先有蛋？——透视中国教育》杨支柱 编 中国民航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
《南方周末》 2001-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