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首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巴金被列在读者最喜爱的作家之第四位；2003年6月，由新浪网等17家媒体联合进行的大型公众调查结果也表明，巴金名列“十大文化偶像”之一。已经过去的世纪正是中国文化从传统迈入现代的历史时期，巴金的创作所引发的特殊文化效应，无疑对正在生成的现代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结合社会转型、文化重构的历史背景，探讨巴金及其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和意义。

从1929年年初《灭亡》在著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而走红，巴金三四十年代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五六十年代的《英雄的故事》、《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团圆》（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以及八九十年代《随想录》、《再思录》，在发表的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对读者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巴金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许多研究者已不满足于仅把巴金当作一个作家来认识，而开始把其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力图在文化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巴金对正在生成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直面社会感时忧国

在正式步入文坛之前，巴金就已有过将近10年的从事实际社会革命活动的经历。他早年从母亲和底层劳动者那接受了朴素的人道思想和质朴的正义观念。“五四”运动之后，他又从安那其主义者和俄、法国革命党人的著作中吸取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养分，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牢固的社会政治信念。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忘怀文学的社会使命。他说：“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那贯穿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永远忠实地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片刻的妥协”。《激流三部曲》愤怒地控诉了封建专制的罪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制度的吃人本质；《寒夜》抨击了不公平的金钱社会、罪恶的侵略战争，以及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郭沫若说：巴金始终“是文坛上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始终站在反对暴力、表现正义的立场，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卖弄虚玄，勤勤恳恳地守着自己的岗位，努力于创作、翻译、出版事业，无论怎么说都是有助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共和国成立后，他把自己的热情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大合唱，《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透露出的是对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的渴求和呼唤，而《随想录》和《再思录》更是昭示了一代资深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和高度自觉的现实批判精神。

关注家庭思考伦理

在巴金的许多小说中，社会的批判往往是与家庭问题的探讨联系在一起。从《激流三部曲》等小说对封建旧家庭全景式的描摹，《寒夜》等小说对“五四”思潮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家庭的关注，到建国后《团圆》等小说对革命家庭的赞叹，巴金的作品客观上反映了由于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家庭生活模式的嬗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中，“家”则更被赋以某些特殊的文化意味。因此，在家庭模式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对家庭问题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关注。“五四”前夕，鲁迅的《狂人日记》率先从现代启蒙者的角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家族制度的种种弊端有了具体形象的揭露。一方面，作者集中笔力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专制与不义、愚昧与残酷；另一方面，《激流三部曲》还展示和歌颂了封建家庭内部年轻一代的觉醒和反抗，揭示了时代生活的变迁给封建家庭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从而“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到了40年代的《憩园》、《寒夜》等作品中，他又就姚国栋、汪文宣两个家庭所潜藏的包括家庭观念、家庭道德、家庭成员间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更为集中深入的探讨。《寒夜》在婆媳矛盾而引发家庭悲剧这一传统的叙事母题中融入了复杂的现代语义。作者通过汪文宣、曾树生以及汪老太太的种种艰难的选择提醒现代读者思考：在同一家庭中，人与人之间应如何克服观念冲突与性格差异而和睦相处？是相互理解与谅解，还是相互苛求与指责？是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家庭秩序，还是尊重人的个性，营造一种自由开放的家庭模式？而每一个人对家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又可以享有怎样的自由与权利？

在中国家庭模式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巴金的作品继承和深化了鲁迅所开创的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现代家庭问题的理性思考的新文学传统，为中国家庭模式的现代转换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思考。

观照灵魂建构人格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寻找救国救民良策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感到改造国民灵魂，重铸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性，巴金的创作也充分显示了这方面的独特思考。他通过对健全人格的探寻和对畸形人格的批判，为读者建构或展示一种理想的现代人格。巴金通过觉慧和李佩珠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了对于理想英雄的人格神话的建构。到了40年代，他极力挖掘和弘扬的则是存在于许多普通人身上的“不害人，不欺世：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的人格精神。与此同时，巴金还通过周如水、高觉新、汪文宣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刻画，对保守的、畸形的人格进行了深刻挖掘与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的创作主要弘扬志愿军战士“一人吃苦，万人幸福”，把个体的生命联系到事业和群体之中的理想人格和“征服”困难的硬汉精神。他把自己放在灵魂的天平上，严厉而自觉地进行人格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完善，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现代人所应具备的人格取向。综观巴金及其作品的人格追寻可以看出，他强调一个健全的现代人必须具有独立完善的思想意志、坚定执着的理想追求和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他强调人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自觉的群体意识，必须有社会的责任感，这体现的是对现实社会博大的人文关怀。而哪怕作为人类社会普通的一分子，至少也应该做到“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这连同前面提到的“不害人，不欺世”，则是现代人的行为准则或道德底线。巴金用自己的创作，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无数读者思想人格的形成，从而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现代国民文化性格的重铸。

尊重传统关心读者

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巴金的创作无疑也受到了各个时期不同文学思潮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他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也自发地推动了不同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在文学形式的历史转换中，巴金的创作也较好地把握了继承民族传统和借鉴外来有益经验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严肃文学追求与通俗的表现方式相结合等问题。

巴金的创作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外国文学多渠道的启迪，他在《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曾说过：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自己“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但巴金的作品却又保留了比较鲜明的民族特色。他的小说大都有较强的动作性，故事完整，很少采用多线索齐头并进的结构方法，大多按事件发生先后的时间顺序安排情节。巴金的不少小说包含浓郁的民族韵味，他笔下那些青年男女的恩恩怨怨，使人联想到传统小说中的叙述模式，《寒夜》承接了《孔雀东南飞》的叙事母题，《秋》对枚的婚事的描摹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民族特色的风俗画。甚至在人物的命名、形象的比附以及氛围的渲染等方面，巴金的小说也与传统的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巴金是少数几位始终自觉关注读者接受因素的现代作家之一，他尊重中国读者的接受期待和欣赏习惯，努力贴近现实人生，贴近受众话题，常常通过传统的对比手法或非叙事话语的补充保证语义的明晰性。他特别注重文字表达的通俗晓畅，作为一位通晓几门外语的翻译家，他却从不使用诘屈聱牙的字句或冷僻的词汇，笔下也很少出现生硬的方言行话或哗众取宠的外文。总之，巴金自由地出入于高雅与通俗之间，在他的作品中，西方文学的影响已被本土化，传统文学的基因也已被现代化，这种严肃的文学追求与通俗的表现方式的成功结合，这种继承与借鉴的辩证统一，无疑都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过去的世纪已经成为凝固的历史，巴金等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已成为中国文学的现代经典，对于刚刚跨入新世纪，面对如何继续推进和完善中国的社会进程，如何直面西方价值观念冲击下的家庭动荡和人格缺失，如何在信息化时代持守文学的独立品格和民族精神的人们，这种历史的追寻自有其独特的意义。比照先贤，面对镜鉴，从巴金及其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和深远意义的追寻中，人们将得到有益的启迪和思考！

《人民日报》 2004年07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