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两教授

    这里介绍的是两位与中国知识界很有关系的西方学者。史景迁作品的中译本在读者中流传很广;而威勒克的《文学理论》一书(与沃伦合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翻译到中国时,据称一周内就销售了三万四千册。此间涉猎史学与文学理论者大都知道他们,阅读本文则有助于增加对他们本人及他们学术全貌的感性认识。

    汉学家史景迁

    JonathanSpence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像不少西方的汉学家那样,他也有一个相当地道的中文姓名:史景迁。这位定居美国的英国人拥有世界范围的学术声誉,在校外,他备受称赞的,当然是那些由纽约的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畅销书。而在校内,特别是开学前两周的“买课”期间(学生在此期间自由选课,穿梭各个教师的课堂,犹如出入商店,故称此期间为Shopping),在学生们最欢迎的课程中,首先就有史教授主讲的中国历史。

    在某些男性的白人汉学家中,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你会发现不少人都有他们的中国太太。史教授的原配本是个美国女人,婚变之后,他好像也受到了汉学界婚姻行情的驱使,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东亚研究博士金安平女士结了婚。我常常在耶鲁的各种聚会中与史教授照面,差不多他每一次出现或离去的时候,我都看到金女士和他并肩而立。金女士很好客,又会做一些拿手的好菜,史教授有时就请一堆同事和学生到家里吃饭。

    对史景迁讲述历史的“野路子”,美国的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据说钱钟书当年访问耶鲁时也曾在私下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史景迁自己也承认,他所写的东西确实让某些同行感到惊愕。例如,《康熙的自画像》一书在讲述方式上的大胆试验,对那些把历史和文学僵硬对立起来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翻开该书正文的第一页,第一人称叙事和现在时态,似乎游离在传记或编年的时间顺序之外:康熙在御花园中注目花木和幽禽,沉思他从小对园艺和狩猎的爱好,作者由此铺开了这位盛世皇帝的内心独白。但这里的小说性(novelistic)叙述并不等于小说中的虚构,在该书一百七十五页的康熙自叙后面,还有长达四十二页的脚注,正文的某页至某页或某页的某行至某行,脚注中都清清楚楚地注明了出处,从头至尾,无一挂漏。这就是说,所有那些“形在江海而心存魏阙”的神思之笔,都经得起核对,都是无一字无来历的。

    《王氏之死》则是一本值得一提的薄书。王氏的故事很简单,她和她的丈夫一贫如洗,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她突然与另一个男人私奔,出走后又走投无路,最终不得不独自退却回来。在返家的当晚,愤怒的丈夫把她掐死在他们的破屋内。王氏之死仅为此书的结局,它只是一个凄厉的尾声,作者用更多的篇幅勾画了事件发生地山东省郯城县的老百姓明末清初经历的一连串灾难。从地震到旱涝蝗灾,直到土匪的劫掠,清兵的扫荡,饥荒中的人与人相食、饿毙和自杀,活着几乎是一连串死亡和屠杀夹缝间的暂时偷生。王氏的个案和郯城人的苦难为我们想象十七世纪的中国大地打开了一个孔洞。

    除了多种清史著作,史景迁还有两部更畅销的中国现代史专著:《天安门》和《近代中国之追寻》。对于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上孤陋寡闻的美国大学生来说,这两本书应该算是近年来普及中国历史知识最生动的读物之一。很少有美国人读过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在我的课堂上学中文的洋学生一般都没有能力阅读中国文学原著,他们差不多都是从史景迁的书中知道了曹雪芹、鲁迅、丁玲等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作品。

    史景迁还写了不少勾画中西文化碰撞的专著。有一本讲述从早期的传教士直到白求恩等来华西方人的故事,另一本则讲第一个登陆欧洲的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在法国的流落和监禁(QuestionofHu)。最近他又出版了这方面的新作:《可汗的大陆》。该书上自七百年前的马可波罗,下迄本世纪的赛珍珠、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记下了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等各个时代不同人物对中国的观感,最近此书在美国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响。

    史景迁的书总是排着队出版,要及时地谈论他的中国史著作,一定会让人感到应接不暇。不久前,他的挖掘转向了雍正的《大义觉迷录》。此外,他刚刚研读了基辛格密访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目前正在着手写一本毛泽东传记的约稿。善动历史神思的史景迁总是跟着文字的感觉走笔,他至今还不习惯用任何打字的机械写作,提笔书写的操作似乎对他的运思有着一种原动力般的牵引作用。

    比较文学奠基人威勒克

    我早在国内就知道,雷纳·威勒克(ReneWellek)是美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但在来到耶鲁之后,我才得知他就是这里的荣誉退休教授。威勒克的父亲是捷克人,一九○三年他在维也纳出生时,他父亲正在那里的政府供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他们全家迁回了布拉格,因此,威勒克从小在学校就受到了德语和捷克语的双语教育。威勒克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兼有波兰、德国和瑞士三国血统的家庭,她在罗马出生,从小到大,一直都随家人在欧洲的各大城市间频繁地迁来迁去,因而从小受到了各种欧洲语言的教育。据威勒克的回忆所说,他母亲家里甚至立有语言餐桌的规矩,比如星期一吃饭时说法语,星期三说德语,星期四则说英语等等。威勒克早在上学期间就学了英语和法语,而他的意大利语则是在家里跟着他母亲遛熟的。他先是在布拉格的恰尔斯大学学习德国和英国文学,一九二七年初次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一年后又到麻州的史密斯学院教德语,一九三○年回到布拉格教英语。

    威勒克晚年写过一篇回忆,题名为《我的早期生活》。在这篇长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美国三年的游学生活并不十分如意。那时候大学里的文学课程基本上沿袭着十九世纪以来陈旧的教学方法,只局限于英国的古典文学,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还没有进入大学的文学课堂。其次,教师的讲授更偏重讨论作者的生平事迹,以及作品中涉及到的事实,至于对文本的细读,意义的解释和评价,全都是当时的教学和研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问题。威勒克是怀着失败感从美国返回捷克的,回到了布拉格,他再也没有更多的奢望,只求在大学里谋个普通的教职。

    这一年威勒克与奥尔佳相识,然后他们很快就结了婚。布拉格当时在欧洲是人文荟萃之地,在婚后定居那里的有趣日子里,他经常与布拉格语言学派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在一起讨论学问,特别是其中的雅各布森,不但对他后来的批评理论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成了他终身在学术上交往的朋友。这些小圈子内的人物都是思想活跃的理论家,他们经常在一些咖啡馆举行聚会,年轻的威勒克就是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了有关艺术作品整体性的观念,初次对“结构”这个关键词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解。也就是从那时候他才开始懂得,所谓结构,其整体性并不是那种单一的整体,而是满含冲突的整体。这为他后来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展开的讨论提出了极富启发的设问。

    一九三五年威勒克应邀去伦敦大学的斯拉夫研究院作教学和研究访问,他在那里主要教捷克语的初级班,同时开了一个讲座,主讲“英国文学中的波西米亚”。其余的时间,他多埋头在图书馆的资料堆里,搞他的另一个研究项目,即所谓“文学史之史”的问题。威勒克在伦敦的访问终止于一九三九年。这一年德国占领了捷克,欧战全面爆发,原先向伦敦提供资金的捷克教育部已不复存在,他失去了在伦敦继续待下去的生活来源,但又无法再返回布拉格,于是像当时很多走投无路的欧洲人那样,与他的妻子流亡到美国,在爱荷华大学谋了一个教职。他发现,这里的文学课堂仍只局限于讲授作家传记和文学历史,没有真正属于文学批评的内容,于是和本系的沃伦教授一起,写出了那本产生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此书后来有了二十三个语种的译本,并畅销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

    威勒克当年并没有立志作一个比较文学的学者,他起先只想当一个英国文学的教师。但来到爱荷华大学之后,他发现在这个英语世界里人家并不重视他在英国文学上的知识,而更多的是只把他看作一个熟悉欧洲文学的人。从此他才把做学问的重心转向了比较文学。他认为,不应该把不同语种的文学局限在各自语种的科目中研究——比如像大学里的英文系、德文系、俄文系所划的疆域那样——而应该把文学作为一个不分语种和地域的东西来研究,应该打破其间的国界。据说,威勒克后来甚至后悔当初沿用了“比较文学”这个现成的名字。一九四六年,大约就是威勒克产生这些想法的前后,他应聘来到耶鲁,受命主持斯拉夫语系,同时也在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系作系主任和该系惟一的成员。直到今天,耶鲁比较文学系名下的教授编制仍然只有一员大将,除此以外,属于该系的其余教授都同时分别属于英、法、德、俄等语言系的编制,所谓比较文学系,它的师资基本上是这些系交叉的一个中心。这一学科的建制的确是威勒克的文学思想在大学的文学教学上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后来,威勒克花费时间和倾注精力最多的是《近代文学批评史》一书的写作。据他的回忆所说,写作此书的机缘始于他一九四八年暑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讲的一门十八世纪文学批评课程。有一个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听课者对这个题目甚感兴趣,此人不但建议威勒克出书,还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的预付金,这一笔在当时很可观的钱就这样启动他独自一人搞起了他那宏大的学术工程。《批评史》全书共有八大卷,头两卷出版于一九五四年,最后两卷的问世已到了威勒克九十大寿的前夕,这样算来,这部巨著的写作前后竟用了四十多年的时光。

    一九六七年,威勒克的发妻奥尔佳在他们从欧洲之行返回新港时突然去世,对这位基本上只会做学问而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教授来说,丧妻后的日常生活变得无比艰难。他开始在心里搜索可能的女性,后来他想起了几年前一次会议上认识的俄国移民诺娜,然后便去向她求婚,接着在一九六八年与她结婚。婚后他随即从耶鲁退休,搬到了新港城内St.Ronan大街上的新居。那是城内最幽静和优美的住宅区,街上的房屋古色古香,几乎每一座都是独具风格的建筑艺术品。威勒克继续写他的批评史,平日的书斋生活外惟一的消遣是拉上他的爱犬在长满了大树的St.Ronan街上散步。他的另一个乐趣就是常常和诺娜去欧洲旅行,有时是趁学术交往之便,有时是专陪诺娜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批评史》的最后两卷是他摔伤后住了养老院,在病床上指导助手写成的。他的书籍随着他的住院全都搬到了那里,这使他有条件把读和写的生活方式延续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日,威勒克在卧拥书城的病房里去世,走完了一个生死书中人的历程。 (赵坚摘编)

    摘自《生命的嫁接》(“裸眼文丛”之一)康正果著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

    《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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