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是一本以一场令人动容的“不能之爱”打动全世界千万读者的德国小说，它对人性、羞耻与罪的深入反思力透纸背。《纽约时报书评》评价说，“感人至深，幽婉隽永！小说跨越国与国之间的樊篱，而直接同人类的心灵对话。”《朗读者》在德国甚至成为每个中学讨论的话题；在美国，它入选著名的“奥普拉读书秀”后，很快风靡北美，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阅读话题。

在中国，许多作家和学者曾撰文表达对它的钟爱。昨天，在同济大学的一场以《朗读者》为主角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难掩对该小说的喜爱之情，从政治、情欲、人性等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

小说梗概

邂逅

记得那时我年方十五，得了黄疸病。那是旧历十月的一个礼拜一，我正从学校往家走，就猛地呕吐起来了。我无力抑制反胃，只好用手撑着路旁一栋房子的墙壁，呕出来的全是污秽黏稠的涎水。

这时，有位妇女前来照护我了。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着走过门楼下黑漆漆的过道，进了院子。她用手掬来清水给我洗脸。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小家伙！”她有点惊奇，一下子就把我搂进她的臂膀里。我感到她的乳房紧靠着我的胸部，一时，我真不晓得把自己那双胳膊怎么放才好。

她问清我的住址，不容分说就领着我回家。到我家门前，她说了声再见就扭头走了。我把那女人的事告诉了母亲。我母亲理所当然地认为，等我好了就应该买束鲜花前去感谢她。于是，在次年二月底的一天，我就去找她了。

回访

我已经想不起来到底是怎么和施密茨太太打招呼的。大概就是吐出了那么三两句话表示感谢，简直如同背书一般。她把我让进了厨房。

施密茨太太正在熨烫衣物，并把它们一一叠放整齐。我干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瞧着她舒缓而专注的动作。她有高高的额头及颧骨，眼睛浅蓝，嘴唇丰满，轮廓完美，是一张典型女性的脸盘，饱满而不轻易动容。

我起身准备告别。她说自己也要出去，可以同路。我在楼道里等她，她就在厨房里换衣服。透过门缝，我看见她脱下罩裙换上长袜。她这一番姿态让我的目光无法移开她的身体。她感觉到我的目光，向着门转过头来，直直盯进我的眼睛里。我的脸刷地就红了。我闯出房间，冲下楼梯，跑到街上。

可一个礼拜之后，我又站在她家门前了。她并不在家。我在楼梯台阶上坐下等待。施密茨太太终于回来了。她手里抱着木炭和煤饼筐子，穿着工作服。原来她是有轨电车的售票员。见到我，她并不生气，也不惊讶。只是叫我帮忙搬木炭篓子。等我拎着篓子上楼交差时，早已被木炭弄得浑身狼狈不堪了。

施密茨太太在澡盆里放上洗澡水让我把自己洗干净。接着她来到我身边，让自己与我赤裸相对。我为她的身体所倾倒，那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床笫之欢。

从那天夜里起，我爱上了她。我天天逃掉最后一节课，为的是能够在她房子门前的楼梯口等着她。随后，我们就一块儿洗澡，一块儿做爱，甚是欢愉。可是，一天当她得知我为此耽误了功课，却勃然大怒起来，勒令我必须先把功课完成才能上她那儿。

随着关系的亲密，我开始叫她的名字，汉娜。我曾经问过她的过去，她的回答含糊不清，仿佛说的不是她本人的生活。

朗读

一天，汉娜突然想知道我在学校里读的是什么书。我就讲起了古希腊荷马的史诗，古罗马西塞禄的演讲，以及海明威的小说。她说想听听希腊文和拉丁文是什么腔调，我就给她读了史诗《奥德赛》的一段，还有西塞禄的演讲。我把课本带来想让她自己去读，她却不同意：“你的声音特别好听，小家伙，我情愿听你念，比我自己读要好多了。”

第二天，当我去她那儿急着想吻她时，她却闪开了。“你得先给我念一段。”她很顶真，我要先朗读半小时，她才给我淋浴，然后带我上床。从此，朗读，淋浴，做爱和并排小睡，成了我们幽会的常规节目。

复活节第一天我起了个大早。那天，汉娜上早班。我故意上了汉娜所在列车的第二节车厢，指望着有机会和她亲热一番。然而，令我气愤的是，汉娜明明看见我却一副不认得我的样子，和司机谈笑风生。事后我生气地质问汉娜，可我还没来得及理论，她倒先向我发难了。我这才知道自己无意之中伤害了她。在我们之间的争吵中，我败下阵来，并且这种劣势就此持续了下去。尽管如此，复活节接下来的假期，我们是在深感幸福中甜蜜度过的。节后的一个礼拜，我们骑车出游了，在云芬、阿莫巴哈和米腾堡一连呆了四天。汉娜对我委以重任，我不仅包揽了旅行方向和路线，还要寻找过夜的旅馆。我们总是以母子的名义填写住房登记，她只要签个名就可以了。连吃饭时也是我帮她点菜。她说：“我就是喜欢这样，这一次什么事都不用我操心。”

我们在路上只有过一次争吵。那天我醒得很早，想去给汉娜买一束玫瑰花，我在床头给她留了张字条。可等我回来的时候，却看见她正气得发抖，不由分说就用皮带朝我脸上抽来。我辩解说自己留了字条，她却说从未见过什么字条。而那张字条确实不翼而飞了。难道这一切都是阴错阳差？

之后的日子，我们仍照老规矩朗读，淋浴，做爱和并卧。汉娜总会完全沉浸在朗读情节的起承转合中。

不告而别

这么久以来，我同汉娜在街上仅仅有过一次不期而遇。那天，我从汉娜家里出来后来到游泳池，和同学一起嬉戏玩闹。当我偶然抬起眼睛，忽然看见了她。她正对我这里张望过来。我们相距甚远，辨不清她脸上的表情。我的眼神刚游移了一下，她就倏地不见了。

第二天，她不告而别了。我跑遍所有能想到的地方搜寻她的去向。只打听到不久前她拒绝了在电车上当司机的机会。可究竟她去往何方，我却无从知晓了。在汉娜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四处寻找她的身影。很久我才能习惯那些没有她的午后；见到几本书，我也会想，该选哪本给她朗读才好。

我顺利地进了大学。之所以选择法律专业，是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真想去做。好像再没有什么能够感动我，摇撼我，或者迷惑我。

终身监禁

我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在法庭上了。这是场涉及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被告是些集中营的女看守。当时我正加入了教授以该审判为主题组织的讨论班。在法庭上，那些被告中的一个居然就是汉娜！她身体挺得笔直，双腿站得坚牢，双臂闲搁两旁。我认出了她，感觉却是一片虚空。

此后的审判我一天也不曾错过。这场庭审对汉娜来说是倒霉到家了。她在宣读起诉书以后又要求发言，说事实并非如此，她还当庭推翻自己签字同意过的审讯记录，这些都让审判长大为光火。

对被告最主要的指控涉及集中营的挑人事件。每个月，有60名妇女要从奥斯维辛送走，同时又有同样多的妇女被送进去，亦即赴死。其他被告都矢口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汉娜却承认她参加了选择人犯，并且是同别人一起决定的。

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只有母女二人。女儿也被传唤到了法庭上作证。她告诉在场的人，被告当年专门挑选年轻纤弱的姑娘上她那儿过夜，事实上是让她们为自己朗读书本。

另一项指控是关于罪恶末日的那个轰炸之夜。数百名妇女被锁在教堂里，被告们却见死不救，以致这些妇女全部葬身火海。在党卫军档案里找到的一篇报告便是罪证。其他几个被告把所有罪责都推卸到汉娜身上，并指认报告是她一个人写的。汉娜极力为自己辩解。这时，一位检察官提议请笔迹专家来检验报告上的笔迹与汉娜是否吻合。汉娜却随即坐立不安起来，最后，她承认报告是自己写的。

我对汉娜的问题陷入了冥思苦想。蓦地，我终于醒悟到，原来，她根本就既不会读，也不能写！这就是为什么她总让别人给她朗读的原因。这也是在我们出游的那些天，碰到写什么的事她都让我去做的原因。这也是那次在旅馆里发现我的留条，她会勃然大怒的原因。这也是她拒绝成为电车司机的原因，这也是她要离开去当一名看守的原因。也是她会承认自己写了报告，而拒绝专家来鉴定笔迹的原因。是不是正因为这点，她才把自己的关照者送往奥斯维辛去呢？是不是怕她们终究会发现什么，而让她们就此闭嘴呢？我没有答案。

汉娜在法庭上最终还是屈服了，她彻底放弃了为自己的辩护。而我一直处于是否应该将汉娜是文盲的真相告知审判长的极度矛盾中。我试图驱逐自己对汉娜在这件事中所扮演角色的一味想象，却陷入对汉娜罪行的理解与谴责之间不可自拔。最终，我什么也没能改变。

法庭公布了宣判结果，汉娜被判为终身监禁。

高声朗读

在那年夏天，我结束了学业，当上了候补文官。不久之后我结了婚。妻子格特露德曾在我高烧住院时看护过我。我俩学的都是法律，一道通过考试，一起成为候补文官。当我发现她怀了孕，我们就结了婚。跟格特露德一起生活时，我一直无法克制自己，老是把这段日子同我跟汉娜的生活进行比较。在女儿五岁时，我们终于因无法彼此忍受下去而离了婚。

候补文官任期完结后，一位法学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个在他手下工作的机会。我成了一名法学史的研究者，原本打算藉此逃避现实，却发现事与愿违。我所接触到的过去，其鲜活性并不比现实性来得差。

那时，我又重新阅读了《奥德赛》。有许多夜晚，我都只能睡上几个钟头。我把灯打开，拿起一本书，眼睛却睁不开；我把书搁到一边，关上灯却又睡不着。于是，我就只好朗读。高声朗读。我的脑子里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回忆和梦幻，我对我的婚姻，我的生活进行反思。这时，汉娜总是左右着我。我索性在录音机上给汉娜朗读起来。

我把一台录音机和我录制的一些按作品排序的朗读磁带打进邮包，寄给了狱中的汉娜。这是我第一次给汉娜寄磁带，也是汉娜服刑的第八个年头。

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写作了，就把自己写的东西拿来给汉娜朗读。在录音里，我没有再把自己的什么话插进去。我既没有问起汉娜的近况，也没有谈起自己的情形。我只是朗读书名、作者名和书的内容。等到内容读完，我会稍微等待一会儿，再合上书，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

我和汉娜之间持续着这样一种时而喋喋不休，时而沉默寡言的交流。当交流进行到第四年的一天，从监狱里来了一纸问候，“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虽然字迹拙陋稚嫩，短短几字仿佛用了吃奶的力气，可我读着这篇问候，内心却充满喜悦和欢庆：“她会写字了！她终于会写字了！”

自从接到她的问候短简后，我就不断收到她的来信。我从来没有给汉娜写过信，但是一直坚持为她朗读。即便现在汉娜已经学会了阅读。要知道，朗读本来就是我对她讲话，同她交流的一种方式。

再见

女监狱长给我来了封信，信里说汉娜不久就将被释放，她希望我能给汉娜找到一份工作和一个住所，帮助她适应外面的生活，并恳请我前去监狱探望她。我很快帮汉娜张罗好工作和住处，但探望汉娜的事我却一拖再拖。然而，赦免汉娜的决定终于批下来了。监狱长立刻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可否马上去一次，再过一个礼拜，汉娜就要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那个礼拜天，我去了监狱，这是我第一次探望汉娜。我几乎没认出她来。这个女人是汉娜吗？只见她满头白发萧萧，满脸皱纹纵横，满身臃肿沉重。我在她身旁坐下，闻到的是一个老女人的体臭。注意到自己刚才的举止神态让她失望，我想补救一下，表现得更好一点。“你就要出来了，我真高兴！”

“是吗？”

“当然是！你要住在我附近，我还不高兴吗？”

我告诉她已经为她找好了房子和工作，接着问她：“你现在书看得很多，是吧？”

“就算是吧。能有人给朗读就更好了。”她看着我，“现在都结束了，对吧？”

“我下个礼拜来接你，好不好？”我问她。

“好！”

“那么，是悄悄的，还是可以搞得喧闹欢快点儿？”

“悄悄的！”

“好吧。我就悄悄来接你，不放音乐，也不开香槟。”

我站起身，她也站了起来。我们互相凝视着。我把她拥进怀抱，可是，她摸上去不大对劲。

“好好的！小家伙！”“你也好好的！”

我们就这样说了声再见，在我们内心深处说再见之前。

死亡

下面的一个礼拜我特别忙碌。忙有忙的好处，一忙就没有时间去回想那次探望汉娜的情形了。那回，我看见的汉娜已经流露出老态了。她看上去、闻上去，都是一位老妇人了。但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她的嗓音，她的嗓音还是青春常驻。

就在我要去接她出狱的那天清早，汉娜死了。在天色微明时分，她上吊死了。我马上赶到监狱，监狱长领着我去看了汉娜的单人牢房。床铺、衣柜、桌子、椅子，桌子上方的墙面上安装着一个书架。桌子上面空空如也，书架上摆放着一些书，还有一台闹钟、两只杯子、咖啡、茶叶罐和录音机。底下几层架子上，放着我给她录的磁带。

汉娜的床头挂着许多小图片和小纸条。那些或是文章的摘录或是诗歌、报纸短讯之类。特别有一张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的照片，上面是一位老者同一名穿深色套装的青年握手。我认出来了，那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我本人。拍的是我在毕业典礼上接受校长赠送的奖品，已经是汉娜离开我们城市以后好几年的事情了。我感到什么又涌上了胸口和喉咙。

监狱长告诉我汉娜是怎样历尽艰难才学会了读写。她还把我寄给她的朗读带借给刑事犯中的盲人援助协会。自从她学会读写，就马上开始阅读关于集中营的书籍了。原来多年来她一直盼望着我能给她回一封信，几乎望眼欲穿。

我只能默默无言，欲哭无泪。

监狱长从书架上拿下一只茶叶罐，并取出了汉娜留下的一张纸条。她的遗愿是要我把茶叶罐里的钱和银行里的七千马克，转交给在教堂大火中同母亲一起幸存下来的那个女儿。

直到那年秋天，我才总算完成了汉娜的委托。借出公差之便，我来到纽约，尽管那个女儿依然不愿意宽恕汉娜，最后还是决定由我把钱用汉娜的名义寄给某个文盲的公益基金会，自己留下了那个茶叶罐。

从纽约一回来，我就把汉娜的钱以她的名义汇给了“犹太人扫盲联盟”。我收到了一封该联盟用电脑打印的短柬，对汉娜•施密茨女士的捐赠深表谢忱。携带着这封信笺，我驱车去了汉娜在公墓的坟头。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站在汉娜的墓前。

作者简介

本哈德.施林克，德国法学家，小说作家，法官。1989年他的作品《快刀斩乱麻》获得了德语推理小说大奖“葛劳斯奖”。小说《朗读者》无疑是他最轰动的作品，先后获得了汉斯.法拉达奖、意大利文学奖翻译著作大奖以及“世界报”文学奖。《朗读者》被译成35种语言并且使德语书籍第一次登上了纽约时代杂志畅销书排行榜首位。

《朗读者》［德］本哈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