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王军（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主任记者）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新华社《瞭望周刊》主任记者、我手里拿的这本《城记》的作者王军先生，大家欢迎。

我先念一段王军《城记》前言里的话，作为今天演讲的引子：“刚刚逝去的上个世纪，是北京急剧变化的百年。对于我们积淀的这个历史名城来说，这仅仅是沧桑变幻的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所爆发的力量，至今仍使这个城市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塑造着它在今天以及将来的形态，有体有形地影响或决定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虽然这个瞬间是短暂的，但相信它会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人永久探讨的话题。求解现实与未来，我们只能回到过去，这是人类的本性。而我仅是尽绵薄之力，将这段历史勾画出些许轮廓，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公开，人们会看得更真切。”

我们听了有什么感慨吗？

请允许我再花几分钟时间读一下书正文的开篇一段描写：“来自四川兴文的13个庄稼汉抡圆了铁锄，大块大块的木头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瓦片被杂乱地堆在一旁，砖墙在咣咣震响声中呻吟着，化作一片废墟。一时尘埃弥漫……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为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

“拆除这处古迹是要它给一条城市干道腾地方，拆的名义是‘异地保护’这处文物。文物建筑的迁移要先选好迁建地址并予以腾空，测绘、摄像，建筑构件要编号，原材料、原规制复原，由文物专业技术人员着手进行……然而，在庄稼汉的铁锄之下，粤东新馆成了‘破烂’。

“‘有没有文物人员指导？’笔者在现场目睹此景，对姓汪的包工头说。

“老汪答道：‘他们来看了一下，指了指几件东西，说留下来，我们就动手了。’

“在老汪的引导下，笔者看到，几块雕花的木头已被拆放在一处。‘这就是他们要的。

老汪说，‘还有几块石头，嵌在墙里，他们说里面可能有字，也让留下来。’

“‘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去卖。’

“‘能卖多少钱？’

“‘赚不了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分钱、五分钱。’

“‘老汪，你知道康有为、戊戌变法吗？’

“老汪两眼茫然。

“‘知道孙中山吗？’

“‘当然喽，这个房子还跟他关系呀？’

“老汪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笔者跟他是6天前认识的。那是9月18日，他受工程部门委托，带着乡里众兄弟来拆粤东新馆的房子，没想到刚把瓦片揭下来，就被叫停。原来有人告了状，建设部门表示，要跟文物部门签完协议后才能拆。

“折腾了几天，眼下老汪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在北京拆了8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老汪说到这儿，电话响了。运输车就要开过来，买家要来登门了。”

王军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以他记者的勤奋和敏锐，捕捉和记录下许多这样的历史瞬间，不禁令我们慨叹、唏嘘。下面就让我们跟着王军记忆的脚迹进入他今天的演讲《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大家欢迎。

谢谢光明先生，谢谢文学馆的邀请，谢谢大家今天能到这里来。

怎么说呢，他刚才念的那一段确实让我很难过。粤东新馆1998年被拆毁，我写了文章呼吁保护，没有成功。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拆粤东新馆的包工头老汪对我说，只要给我钱，拆故宫，我们也去拆。大家在我的书里会看到，有一节专门谈1958年那会儿真有想改造故宫的事儿。历史似乎有了某种联系。

我是贵州人，1987年来北京读书，读了四年书之后，到新华社工作，搞城市建设的报道。在北京读书期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是什么概念。

在我们这个教育系统里，历史是在天上飘着的，历史跟空间不发生联系。可在北京这城市里边走，到处都和历史相连——比如安定门大街，它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进北京城的那条街，但很少人知道那段历史与这条街的联系。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北京城的概念，不知道北京还有个城墙。1988年我第一次去故宫时，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特别野蛮。我看不懂：这么多人，这些房子长得都差不多，有什么意思啊？太和殿那么大的房子，就一个太师椅摆在那儿。那时候我真是个特别野蛮的小孩。

因此，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自己来说特别重要。我说这是本自我忏悔的书，写完这本书以后我终于活得像个人样了，因为我能理解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了。这种理解就好像我对我的父母亲有一种正常的情感了。

我的书里也写到梁思成先生在1957年写的那些话：拆城墙、城楼就像挖我的肉剥我的皮！写完这书之后，我也真实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所以我有些不敢进二环之内的老城区了，因为到处都在拆。昨天我应邀去西安驻京办事处，在新街口那里。之前，我还犹豫去不去呢，因为我知道那儿正在拆。最后还是去了，挺难过的。

怎么说呢？这种痛苦并不是我王军个人的思古之幽情所致，因为这样的拆除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可以通过数字计算出来的。事实上，这种拆除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善，请问大家现在的生活方便了么？就城市交通和空气质量而言，是更多的不便与不安了。我记得我读大学时，海淀区的白颐路绿化得多好！没那么多小汽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用公共交通来解决问题，把道路面积的大部分拿给公共交通用，少部分拿给小汽车用，他们的交通就不堵啦。我们要是这样做，白颐路的那些树都可以留下来，多美啊！

但现在整个城市拆出的那么宽的马路，在高峰时段几乎都被小汽车淤死了。这个城市在一种高密度的建筑环境下居然想用小汽车来解决交通问题，这样的模式在全世界也没有成功过。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老北京肢解了，代价是什么？我今天就要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我的孩子——他们那代人还会来追问这个问题。

我是个记者，《城记》这本书我理解它是个长篇的报道。这篇报道说，新中国定都北京之后，有两个读书人提出了一个保护老北京、建设新北京、新旧城市分开以使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后来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这两个人的命运因此而被改变，这个城市的命运因此也被改变。城墙、牌楼等大量珍贵的建筑因此被拆掉，甚至故宫都差点被拆掉。

这本书主要就谈这么个事情，我就完成这么一个报道。这里边有很多我对当事人的采访，还有一些档案的整理。我这书里全是有根有据的东西，包括梁思成的工作笔记和私人日记，还有他在“文革”期间被迫写下的交待材料。

我想今天这个话题先从我个人的经验谈起，我作为一个记者，为什么一下子走到历史中去了？

小时候我在贵州，喜欢画画，就画天安门。来到北京看天安门的人，都会拍张照片。但仔细一看，问题就出来了。（大屏幕显示天安门东侧建筑景观）你看故宫的东面，这一块，是学术界争论最大的，北京饭店东楼，盖的那个高，这是“文革”期间盖起来的。后来大家都拼命向北京饭店东楼看齐，于是故宫的东面，王府井那一带完全形成了一道混凝土屏障，势压故宫啊。整个儿把故宫比小了。这是北京城很大的一个矛盾。

北京城就这样变化着——老的被推倒，新的起来了。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老人往往是最不幸的，一旦离开了这个城市，一旦没有了周围的朋友，他们怎么过呢？他们没有那么好的适应能力。被拆迁的老人离开城市，到郊区以后，周围没有好朋友了，非常抑郁，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人在拆迁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长安街一百二十米宽，几乎是世界上最宽阔的大街了，但它居然经常被堵成停车场，这是为什么？这么宽的马路，如同平躺的墙，使步行者难以穿行，街道逛不起来，商气也就没了。

（大屏幕显示宣武区观音院过街楼被拆除情形）这是北京城区内惟一一个古代过街楼，1998年北京市文物部门说把它异地保护，最后竟是用推土机直接铲掉。

看到这些事情，我始终在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就想到梁思成、林徽因，他们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可因为北京城又是最痛苦的一对。他们为什么痛苦呢？他们的痛苦就是从这个方案开始的。这是1949年年底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在这之前政府已经在酝酿把新北京摆在五棵松那个地方，利用日伪形成的新北京的基础，把中央的行政区摆在那里。我最近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一批档案，看到当时讲得很清楚，中共中央就在新市区了，政府委托梁思成做新市区的方案了。

后来苏联专家来了，就把这个事情改变了。他们认为应该以北京旧城为基础进行改造。莫斯科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也搞过一个规划设计的国际招标，也有把老城、新城分开的设想，但斯大林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很厉害。

当时苏联专家说要在长安街两侧进行建设，把中央行政区摆在这个位置。开会讨论时梁思成就表示了反对，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旧城62.5平方公里，130万人口，已经是密度很高了，盖满了房子，住满了人。要把差不多六平方公里的中央行政区摆进去，那么只能是大量的拆迁，国家没那么多钱来赔偿，而在新城盖的话，拆迁费就省去了，另外老城的社会结构也留下了。

他特别提出这里有很多小商业，靠着小门脸、老主顾生活的老百姓拆迁后何以为生？这是劳民伤财啊。另外，他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能够平衡发展。什么叫平衡？就是居住和就业在这个区域内大体保持平衡的状态。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大规模的跨区域交通。把中央行政区摆进老城之后，势必导致大量人口外迁。外迁后在城外睡觉，在城里上班，每天进出城这个交通量就不得了。哪一天北京的交通出了大问题，这就是祸根。

我一看，他讲得有道理啊。你看东北郊的望京，三十万人口，就是个中等城市了，居然没有上班的地方。北郊的回龙观，三十万人口，也是个中等城市了，也没有上班的地方。大家都得跑到市中心区来上班。试问得修多少条高速路、城市铁路？记得城市铁路开通的时候，有的报道说老百姓特别高兴，赶着乘车，有一个人的鞋给挤掉了。这还被当作一个正面的例子。我说没把命给挤掉就算不错了。几十万人口要在一个时间段赶那几班车进城上班，这是一种理想的城市状况吗？所以梁思成先生说得很对，你不要都往旧城里面建，把上班的地方匀一匀多好。就好比把东方广场搁到望京行不行啊？让李嘉诚先生也别来故宫边上“捣乱”，让望京的老百姓也有地方上班。这样的话，郊区和市区之间就没会有那么多交通了。

中关村要建商务区，干吗非要把海淀镇给拆了呢？你把商务区摆到回龙观行不行啊？回龙观的三十万人口也应该有个就业的机会。这样，海淀古镇就留下来了，整个中关村那种经过近一百年孕育出来的文化气氛也就留下来了。这样的话，老的也好，新的也好，对交通也好。

梁思成的这些思想很深地打动了我，我也明白了我们北京城为什么交通堵得那么要命。从陈希同开始，每个市长、书记都是以修马路为政绩，但这个城市的交通却越来越拥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城市规划的理念出现了问题，这个理念从哪儿出的问题？就从这儿出的问题。

（大屏幕显示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所作中央行政区方案图）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这么一个方案。大家看得很清楚，这是故宫，这是三海，这是城墙，这是公主坟和月坛之间的开阔地带，梁思成和陈占祥建议在旧城外的这个地方集中安排中央行政区。

这样安排的好处在哪里呢？第一为国家少花钱，因在城市外边建，没有太大的拆迁量，像今天在旧城内搞建设，拆迁费就占项目投资的百分之六七十呢。第二，周围可以配套足够的住宅区，这些人就没有必要加入远距离的交通了，走着路就可以上班了。第三，老城可以留下来，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梁思成特别强调中央行政区的建筑风格是现代主义的，不是后来的那种大屋顶式建筑。后来梁先生为什么去搞大屋顶了呢？是因为他和陈占祥的这个方案被否定了，中央行政区的房子全要到故宫边上建设，他就特别着急，说要把建筑的高度给控制住，这样从景山上看，还是一片绿海。可苏联专家又反对他说，你不让盖高了，怎么能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呢？于是就往高处盖。梁先生就着急了，因为故宫周围全被这种方格子大楼围着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就建议把中国式屋顶给扣上去，这样从景山上一看，这个城市还是中国建筑的轮廓。

盖大屋顶他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是追求现代主义建筑的人。可他的退而求其次，却引发毛主席的不满，1955年官方就搞了一次批判，批判了大屋顶式建筑。实际上，梁先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希望新北京的行政中心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设计，以表现新中国首都的新气象，可没想到这个行政中心却要被搬到故宫边儿上来。

他还在行政区以南相当于今天北京西站的位置，规划了一个商务区。他认为这个城市由这三块构成市区，即旧城区、行政区、商务区这三块。他认为城墙留下来很好，好在哪儿呢？各个功能区之间需要一个隔离带，城墙可以摆花草，大家可以在上面下棋喝茶，这样老城区和行政区之间就有了这样一个隔离的空间。

他也强调这个城市要为它的环境容量所限制，这个地方摆满了，够环境容量了，就不能再往里面摆东西了，要跳到另一个合适的距离来建设一个新城，有机地进行跳跃式的疏散和联系。梁思成和陈占祥把这个方案完成后，还想做一个大北京的区域发展规划，可方案交上去后，没有了下文。

你看这是巴黎的“梁陈方案”。巴黎也是一个老城，后来也遇到要大发展的问题，怎么办？巴黎在1958年开始，就把新的中央商务区放到距离老城五公里的地方，由于避免了大规模拆迁，它的建设成本得到控制，后来发展得特别快，变成欧洲最大的商务区，老城也得到完整的保护。

在“梁陈方案”被否定之后，北京市聘请苏联专家为顾问，由他们指导做出了一个方案。（大屏幕显示1959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这就是老北京城，这个方案是以老北京城为单一的中心，一圈圈环路不断往外扩张，这是一个典型的单中心加环线的结构。

大概在三年前，我在北京见到了俄罗斯建筑科学院的副院长劳夫维奇。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北京的方案和莫斯科的方案特别相像，都是以老城为单中心，一圈圈的环路向外扩张，你们莫斯科有没有遇到像北京这样的中心区非常紧张的状况？

他说，这是必然的，只要单中心加环线，中心区就非常紧张。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

我说，但还得想办法来改变它啊。

他说，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中心区的功能搬出去。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称“有感于俄罗斯学者的诚实”，他们现在还在想办法来补救，而我们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新一轮拆旧城的高潮，还在不断地把城市功能往二环路以里集中，结果就是：老北京、新北京都被毁掉了。

为什么说新北京也被毁了呢？因为那么多城市功能集中在旧城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城市的交通与环境必被拧成一个死结。二环路以里的旧城区占规划市区面积不到6%，却集中了那么多功能，这城市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主要功能都在这里，导致三分之一的交通量都在这里边发生，能不出问题吗？假设没有老北京这个城市，就是在一块空地儿做这样的规划，也是有很大问题的。你看中心区多紧张啊。

北京市区的绿化隔离带这些年来被蚕食得很厉害。近郊区的清河、南苑、北苑都成了大的住宅社区了，这些地方的房地产搞得越火热，给这个城市带来的问题就越多。因为这些人到那儿去居住，解决不了就业，还得回到城市里来上班，交通能不拥堵吗？

（大屏幕显示莫斯科规划总图）你看这是莫斯科的方案。这是一个老城，一圈一圈的环路围着它。苏联专家做完北京规划后，发现莫斯科这样搞会出问题，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把郊区成片的森林和绿化带，跟打楔子一样打到中心区来，就把中心区的密度稀释了。今天到莫斯科去看，还会感觉到很舒服，因为它的城市规划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改变。

而我们呢？没有改变，还在不断地加剧这样的现象。（大屏幕显示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图）你看这是1982年的总图，还是这样子：这是老城，一圈圈环路，还是这样的模式。

我曾经采访过贝聿铭先生，我问贝先生对北京的看法。

他说，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城还好好的。

我问，您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啊？

他说，他是七十年代末来北京的，来北京搞香山饭店的设计。

我纳闷：怎么还好好的呀？城墙都给拆没了。现在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当年贝先生到景山去看，旧城区还是一片绿海，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还在，也就建起几栋高楼而已，拆掉的只是一圈城墙。

那时，贝先生带了一个美国建筑师代表团来北京。在景山上看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那是他第一次在这个地方看北京。他跟那些美国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后来，他跟我讲，北京旧城不能再拆了，拆得太可惜了，胡同、四合院必须成片保留。

两年前，贝先生在苏州开了一次会，国内的大师吴良镛、周干峙、张开济先生都去了，我去采访。大家谈苏州博物馆方案的问题。说着说着就说到北京城了，贝先生就说了一句话，北京的建筑我搞不清楚，我是一个外国人。（听众笑）

你看，城市对人的情感会产生这样一种作用，这种作用是用钞票能够算出来的吗？可能现在很多人认为钞票点不出来的东西就不算数了，悲哀啊。

回到这个方案来，1982年的方案也是很要命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有机会来改变的。但最后还是以老城为一个单一的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扩张，以拆除老城为一个发展方向，拆除之后的结果就是老城里边的功能在不断增强。

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偏重于发展市中心区的战略指导下，北京的房屋建筑过度集中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城区，目前城区内每百平方米土地面积上的房屋面积为１０８．６９平方米，远远超过近郊区的１８．４８平方米和远郊区的０．９３平方米。

我看到这个数字，觉得老北京这个地方真成一个死疙瘩了。再看一下环境指标，更让人忧虑，因为它的密度那么大，功能那么集中，承载的人口量那么大，地下水的污染也特别严重，三环以里的土壤汞含量都已经严重超标了，超得很厉害。我们呆着的这块土地，已经失去了健康，而我们还在这里生活着。还有那么多交通在这里发生，尾气的污染很厉害。前几个月，北京市有一个统计，说北京儿童的铅中毒率很高，尾气污染太厉害啦。

所以，这个规划得改一改了，总不能把中心区变成一个汽车和尾气的海洋吧，这已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啦。

现在为了满足小汽车的交通，北京市在一些地方拆除人行道拓宽车行道，这样，人们更没有理由不去开车了，交通只会越来越堵。

而我在纽约看到的情况却是，曼哈顿的摩天楼那么高，却小马路友好相处。我就奇怪，这还不堵车呀？可就是不堵，为什么？因为人们不拓宽马路，就是为限制小汽车的使用。曼哈顿80%的人没有私家车。那个城市真是好，地铁四通八达，那个街是可以逛的。

我们中国人是爱逛街的，可现在能够逛的街是越来越少了，城市里修的全是路不是街了，修的都是公路，那两广路、平安大街，那么宽，难道不是公路吗？这还怎么逛？

你看长安街一百多米宽，梁思成说老年人怎么穿行啊？百米健将还得跑十多秒啊。两广路七十多米宽，在座的老人家你们怎么逛啊，所以两广路上的那个大都市街，没有人气，晾在那儿多少年了，根本没办法搞活，这个地方已被拆成郊区了。

说到底，交通政策与城市形态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美国的菲尼克斯全是宽马路，但那个宽马路和咱们北京不一样在哪儿啊？咱们北京的宽马路全是堵着的，它那里不堵。为什么不堵呢？因为它那个城市里的房屋，就是一层或两层，密度很低，所以交通量相对较少。它那个城市漫无边际，低密度扩张，街上是飞驰的车辆，很难见到一个行人。城市的密度太低了，安全是个大问题。市中心在哪儿都搞不清楚，你在街上呆着没有安全感，周围空荡荡的。

在这样的城市里，没有车你真活不了，老人家开不了车了，只能到福利院等待上帝的旨意。年轻人在街上恐怕连一见钟情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街上几乎看不到人。路特别宽，整个城市的街头都是编号。车开得很快，所以编号要写得很大，让驾驶员能够看清楚。这个城市虽然不堵车，但整个城市就像郊区一样，很少有那种可以逛的地方。

这样的城市已被美国的规划师称为郊区型城市，有一位到过北京的美国规划师却对我说，北京是一个更大的郊区。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你看北京那么宽的马路，只是让车辆迅速通过，跟两边的建筑不发生关系，这是典型的郊区模式，房子还盖得那么高，自然是更大的郊区了。

我说是啊，你看机动车在长安街是不能停靠的，就是让你赶快通过。这么宽的马路，是逛不起来的了，它实际上是个公路，都这样建，还是城市吗？这样的道路模式把城市的经济发育能力给整没了，这是非常大的损失。

有位美国学者跟我说，你们为什么要修那么宽的马路呢？为什么还在重复我们美国过去的教训呢？他说他们现在发现立交桥和大马路往往是破坏城市交通质量的因素，简单地依靠交通工程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靠交通政策，你如果采取鼓励小汽车发展的交通政策，你的城市就应该是低密度的，如果你的城市是高密度的，交通政策就应以“公共交通+步行”为主导。

所以，像北京这样高密度的城市，是不能采取以小汽车为主导的交通政策的。

遗憾的是，小汽车已在这个城市持续地发展，你路修得越宽，它发展得越快，因为你是在鼓励它发展啊，你都把路修得这么宽了，我还有理由不开车吗？于是陷入恶性循环，交通因此而越发拥堵。拆马路，还把城市的商气给拆没了。

在这个城市生活，大家都变得没有礼貌了，为什么？约会老迟到。傅光明跟我约定了今天讲座的时间，我想是礼拜天，大概不会堵车吧，但还是忐忑不安，还是一早就赶来，生怕晚点儿走会出现什么情况。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就遇到我们这样的问题，因为交通拥堵，大家不喜欢这个城市了。后来有个市长上任了，叫恩里克，1998年上任的，上任后他问选民们，我们波哥大这个城市属于谁？

选民们说这个城市属于人民。

恩里克说，我看这个城市不属于人民。

大家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20%的人在控制着80%的道路面积，所以，我要把这80%的道路面积还给那80%的人，这个城市才真正属于人民。

他就真这样做了，把公共交通线做得宽宽的，做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公交车在高峰时间甚至可以两辆三辆并联发车，像火车似的，而且换乘站做得很好。从1998年到2000年，两年多时间没花多少钱，就把城市交通的问题解决了。大家都不开车了，都去坐公交车了。政府还鼓励人们骑自行车，鼓励步行，设立了无车日，让大家在街道上，在草坪上约会，享受自己的城市。人们开始热爱这个城市了。

这个故事让我特别感动，谁说价值观没有用？你看，城市是属于人民的——就是凭着这样的价值观，就以如此低的成本解决了世界上许多城市都难以解决的交通难题，而我们呢？

纽约市规划局的一位专家对我说，都像波哥大这样做，地铁恐怕都没有必要修了。地铁多花钱啊。现在世界银行到处推广波哥大的经验，说它是世界领先，我想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为什么是世界领先的？并不是说它的GDP如何如何，而是指它的价值观——城市是属于人民的——是领先的。

北京市去年从前门往南开通了国内首条大容量快速公交路线，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还不清楚北京的城市交通今后是否以这种模式为主导。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交通方式都要发展。

这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一种交通政策只对应一种城市形态，你要用小汽车作为主要交通政策，你的城市就应该是美国西部城市洛杉矶那种，整个城市以超低密度，像撒哈拉沙漠般蔓延。中国玩得起么？不行啊。在美国开车，加满一箱油，50升，二十多美金，在北京开车，加满一箱油，两百人民币出点头，可见汽油是差不多的价格。美国的油价居然比自来水还便宜，美国没有汽油、石油，日子就没法过。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以能源为核心，他们老说“中国威胁论”，因为怕中国去抢他们的能源市场。

我们中国十三亿人，要是真走美国的那种发展模式，是要出大问题的。你看前不久刮几场台风，我们就那么脆弱了，就闹油荒了。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不能既搞大容量快速公交，又搞小汽车，又搞地铁，不应该什么都搞。你的城市形态是纽约的那种，就不能拿洛杉矶的交通政策来解决问题。

而北京恰恰是拿洛杉矶的方法来解决纽约的问题，所以二环和三环就变成了停车场。在高速路的两边是不能有那么多房子的，摆满了房子，这高速路能不是个停车场么？我觉得北京在交通政策的设计上，就是没把这点想清楚，现在是把所有的交通政策都用在一个城市上，肯定要出大问题。

当然，限制小汽车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大家都不买车了，而是你不要以开小汽车作为上下班通勤的方式，到了节假日，你可以开车出去玩呀。所以，没必要担心这样做会把汽车产业搞垮。

解决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交通政策是决定性的，可是一些官员和专家，总是认为交通工程才是关键所在，他们认同一个观点：北京为什么堵车？就因为道路面积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机动车的增长。

我想，哪个国家、哪个城市的道路面积能赶得上机动车的增长啊？要都赶上的话，这城市早就被拆光了。恐怕，被拆光了还是赶不上。

按照他们的观点，洛杉矶就是北京的理想模式，因为洛杉矶三分之二的城市土地是给交通用的，但这符合中国的国情吗？符合中央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吗？这样搞下去，人与城市的关系能和谐吗？

除了交通政策外，评价一个城市的交通，最重要的是看路网的密度，而不是马路的宽度。

有人说，北京的交通拥堵，就是因为老城的棋盘式路网交叉口太多。其实不然，这种高密度路网有其意想不到的优点，在这样的路网里，每一个点总是与数条道路相连，前面拥堵了，你可以灵活地向周围疏解，曲线抵达目的地，整个交通自然成为了一个系统。

由于没有看到这种路网的优点，在北京的新区发展中，近半个多世纪，一直采取道路“宽而稀”的模式建设，大马路那么宽，相隔五百米、七八百米一条，只通往一个方向，前面堵车了，两边根本无法疏解，只能排着队等着，拥堵“点”迅速蔓延为“面”，十分脆弱。

而马路虽窄，只要路网密度高，就很少拥堵。路网密度高，就可以搞单行线，单行线的十字路口通行率特别高。它还有什么好处呢？能够提高城市的经济发育能力。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现在搞城市开发，都追求“金角”、“银边”，最不喜欢的就是“草肚皮”。你想想，你的路网是“宽而稀”，中间是多么大的一个“草肚皮”？你还不如把宽马路变成两条窄马路，在“草肚皮”里划一个十字，“草肚皮”一下子就变小了，临街面一下子就变多了，“金角”、“银边”供应充足了，城市的就业容量就大了。

你看纽约，路网格局跟北京老城特别像，它也是相隔约七十米一条街——跟北京的胡同似的——它横着的街都是供居住用的，两边纵向的大街相隔约二百米一条，是供商业用的。所以你在横街里边呆着感觉就像北京的胡同，一进去，里边特别安静，因为都是住宅区，你要想买东西，走出来，两边的大街什么都有，很像北京老城的那种感觉。

你看它的路网密度高，“金角”、“银边”就多了，整个城市的土地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解决就业的机会就多了。所以，北京的道路应该怎么规划？应该向老北京学习，应该把一条大马路分成几条小马路，密度搞高点儿，这样，不但有利于解决交通问题，还有利于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提高城市的就业容量。中国本来就是人多地少嘛，我们应该把宝贵的土地资源用好用足，尽可能地提高它们的价值。

再谈谈我对老北京的一个认识。

大家看这张图（大屏幕），1943年美国的空军航拍的北京城区图，当时这个城市还被日本鬼子占领着。从图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元大都，土城一带的城墙还很清楚，金中都在这个位置，西二环南段是从金中都的轴线上穿过。

金中都被忽必烈放弃以后，里边还住着人。在元代，还有老城和新城的说法。新城是什么？是元大都。老城是什么？是金中都。你现在去大栅栏，可以看到很多斜的胡同，它们和元大都规整的胡同很不相同，是斜的，为什么是斜的？是从元大都往金中都这边斜。这些胡同是当年人们在老城和新城之间走出来的。

元大都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有什么地位呢？我大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再来看今天的问题就明白了。

从战国到北宋初期，中国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你走进唐代的长安城，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不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城市景观，你看到的是一堵堵的墙，全是墙！什么墙呢？是坊墙。每个街坊都是被坊墙包围着的，不准沿街做买卖，坊墙上开坊门，在规定时间，你必须回家，否则犯夜，要被警察逮着了，就比较麻烦。买东西只能到东市和西市这两个地方去，东市和西市也是用坊墙包围着的，“买东买西买东西”，“买东西”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到北宋中期，对城市有过一次改建，把坊墙给拆了，可以沿街做买卖了，于是，我们看见《清明上河图》了。

元大都则是第一次按照《清明上河图》显示的那种街巷方式来规划的一个城市。忽必烈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就在什刹海的东岸自北向南划一条线，和什刹海的东岸相切，切线就是城市中轴线，切点在哪儿？在后门桥。然后，把重要的建筑物摆在这个中轴线上，再相隔七十来米，划出一条条东西向的胡同，再相隔六七百米，划一条条南北向的街巷，街巷是供商业的，胡同是供居住的。划好胡同之后，又把胡同内的地切成一个个方块，在上面盖出一个个四合院。

大家看（大屏幕），这些都是典型的元大都的街巷，这是鼓楼、钟楼。这种街巷的好处在哪里？真是应了古人的一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你在胡同里，安静极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商业。但你买东西又特别方便，走几步到胡同口，什么都有。

我回家的感觉是理直气壮啊，我在大街上见到的几乎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一走到胡同里边，见到我的邻居了，再一进院儿，到我的家了。

在这个城市，大街是属于城市的，胡同是属于社区的，当然，它也可以与城市混合使用，那个院儿是属于私密的个人空间。这个空间秩序一清二楚。我这样走回家，心理状态特别舒服，是一种真实的回家的感觉。小偷这么走一趟，就倒大霉了。在大街上他觉得很安全，抢谁的包，他一跑没人管。可在胡同里，就不行了。谁喊一声抓小偷，胡同口只要有一个人把着，他就完蛋了。他要是斗胆走进你们家的院儿了，也许你们家的猫叫一嗓子，他就给吓跑了。你看这样的空间布置多好——让社区的主人感到非常安全，让小偷感到非常不安全。这是中国古代规划师的智慧。

四合院是属于私密的家庭空间，但胡同里有星罗棋布的小寺庙，什么关帝庙、斗母宫、地藏庵等不一而足，乾隆京城全图共标出内外城寺庙1207处，差不多每条主要街道和胡同都有一两处寺庙。这些寺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社区交往的场所，就像西方的教堂那样。大家经常在那里见面，能够增进对社区的认同和安全感。这些小寺庙是社区的穴位，年轻人可以在那里认识产生爱情，老年人在那里不再孤独。于是，社区而成其为社区。

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使我产生了一些想法。二战以后世界城市规划界分成两大流派，一派主张疏散城市的功能，比如伦敦1944年作的大伦敦规划，针对的是当时伦敦在工业化时期出现的严重城市问题，特别是工厂进城造成的污染，以及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伦敦当局就想办法把工厂疏散出去，在市郊安排了一系列卫星城。这些卫星城和北京的不一样，北京的卫星城因缺乏就业功能，白天是“空城”，大家都进城上班去了，晚上是“睡觉城”，大家赶回来睡觉了。

伦敦把就业的功能安排到卫星城了，这样大家就愿意搬出去了，中心区人口的密度就减少了。从那之后，疏散城市功能成为许多城市的方向。后来疏散成什么样了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疏散成美国西部城市那样了，整个城市没有了密度，不像个城市了，所以有人说洛杉矶是个伪城市。

于是，出现了另一个流派，认为城市应该紧凑的发展，应该有密度。

这两种观点不断地交锋，最近出了一本书，把双方的意见都集中在一起，我看了之后，就想到了北京。

先说这两种观点是怎样交锋的。反对疏散的一方说，你们疏散那么多功能出去，大家都得开小汽车了，能耗怎么办？大气污染怎么办？那些赞成疏散的人说，你觉得紧凑好，纽约倒是紧凑，但我想在纽约有个后花园，你能给我吗？难道想要个后花园这不是人性的要求吗？

双方完全说不到一块去。我一看，哎呀，咱们老北京城就是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啊——在那么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下，它还给你一个后花园，你在景山上看，一片绿海，这个城市是在树林里面盖房子呀。

南小街拆了的时候，我去拍照片，那些四合院被拆掉之后，整个儿是一片森林啊。

我去孟端胡同45号，一个老的王府。住户说，这个房子真好。我说怎么好啊？他说，大热天这里面不用空调，晚上还得盖被子。大家知道住宅节能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有外遮阳，我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给窗户搞个外遮阳，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把太阳能挡在外边。靠里边的窗帘挡着是没用的，因为太阳能已经进来了。

老北京城的四合院，在大家不需要太阳能辐射的时候，树叶已经长出来，阳光就晒不透，树就像一把大遮阳伞，把四合院罩在下边，所以不用空调，晚上还得盖被子。等冬天我们需要阳光的时候，树叶都落光了。古人真是有智慧，这是节能型的住宅啊。

但这个城市是有密度的，62.5平方公里，130万人口，这是1949年的数字。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两万多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巴黎才八千多人，伦敦是四千多人，北京的平房居然可以装下两万多人，我说这统计准不准啊？

后来我看见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这个方案专门把每个区的人口密度都标出来了。一看，好家伙！前门大栅栏，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都已经四万多人了，这四万多人好不好？人口密度高好不好？

如果人口密度高，大家还愿意在这个地方呆着，就自有它的道理。这个地方肯定是水草丰美，有机会啊，有就业啊，能挣到钱啊，才能养活那么多人啊。

你可能会说那会儿北京人的住宅标准太低了，所以人口密度才这么高。但你以为他们心甘情愿被挤着呀？为什么遭这种“罪”他们还不离开呢？因为他们在这里能活下去啊。

如果人口密度与城市的繁荣是正比关系，就是一件好事情，不应简单地去套那个人均住宅标准，这样去套，完全是因果倒置。

四合院多为单层的庭院式住宅，由它组成的城市为什么能装这么多人？

你想想，一条六七百米长的胡同，一看就是一堵墙，它是院挨院建起来的，能趴房子的地方全趴满了，这个密度其实是很大的。

我和一位规划师谈这个现象，他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小区设计标准，建造塔楼小区，消防要考虑，遮阳要考虑，每平方公里能装上一万五千人就不错了，而且还有不少土地被浪费掉了，那里可能永远不会有一双脚踩上去。再看北京老城，所有能用的土地几乎都用起来了。而且，院子里都有空，都有树。

所以，我特别想把国际城市规划界这两派争论的学者召到北京开个会，劝他们不要争了，因为北京就能给出答案，这个古城既有密度，又能给你一个后花园，既是城市，又有郊野之气。这是13世纪中国人的智慧，是可以骄傲的遗产，它居然回答了当今人类城市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以这样的规划而建造的古城，在今天仍是合用的，只要我们采取一个与之配套的、正确的交通政策，在胡同两边的大街安排像波哥大那样的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就能够成功。

我们从几百米长的胡同里走出来，有什么不可以？这个过程还会产生许多故事，也许那个小伙子和小姑娘就认识了。走到胡同口，公交车就在那里，四通八达，快速准时，大家就不用开车了，这是多好的生活方式啊。

所以，如此伟大的城市规划遗产完全可以在今天得以利用，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样的价值，那就是数典忘祖了。如此巨大的精神与物质遗产，如果没有人能理解它，看懂它，这是多大的悲哀啊。事实上，这种规划理念在我们今天依然是有生命力的，是值得传承的。你看，北美那些好的城市，都是方格子棋盘式的道路，跟北京古城惊人地相似。

美国一位女记者写了一本书，说高密度的方格子道路好在哪儿呢？她说，在这样的路网里，她的孩子遇到坏蛋的时候，撒腿一跑，一拐弯，坏蛋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要是她的孩子在北京的二环路上被坏人追，就完蛋了，那里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老说北京的四合院都成危房了，所以要拆掉。（大屏幕）这是我从钟楼往东北方向拍的照片，北京的危房现在确实是个大问题。

有人对我说，王军，你干吗不去住啊？你老说要保护北京城，那些破房子你怎么不进去住啊？

我对他说，告诉你我的答案，第一，我当然不愿进去住。

他就哈哈大笑，你瞧你也不愿意嘛。

我说，第二，希望你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你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你怎么看？

他说，产权人？这些四合院还有产权吗？

我说，告诉你，它们有着新中国宪法保护的产权。北京市1949年成立的公逆产清管局，接收的是旧政府的公产，没收的是“反革命”的房产。清管完成后，1953年对私房发放了房地产所有权证，宪法是保护它们的权利的。当年，北京市发了证的私房将近旧城及关厢地区房屋间数的百分之七十。

我又问他，你买了房没有？

他说买了。

我说，好啊，这样吧，哪一天突然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你们家住进一批人，厨房住着老张家，客厅住着老李家，我王军作为市长到你们家深入调研，一看老百姓住得那么惨，就下令：拆掉！你同意么？

他傻了。

我说，北京的房子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发生了大量这样的问题，这些是历史遗留问题，依照宪法是应该得到解决的。

现在许多人都买了房，据建设部2003年统计，中国城镇房屋80.17%都是私有或自有的了，新老私房主都在同一个法律环境的庇护之下，谁不舒服，其他人都不会感到舒服。

事实上，有一些买了楼房的人，也遭遇了被强拆的情况。有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王军，我这房子能装修么？那是80年代的楼房，他还问我能不能装修，就是怕被拆啊，因为老四合院被拆完了，就要去拆老楼房了，虽然我的朋友已购得了产权，但他仍没有安全感。

四合院之所以危破了，就是因为被搞得谁也不敢买，谁也不敢修了，我买了、修了之后，被拆了怎么办？况且人家占了我们家房子，到现在还没有搬出去呢。

有一次开会，区政府的一些干部说老百姓强烈要求拆迁、强烈要求危改。我就对他们说，第一，是哪些人强烈要求拆迁和危改？按照北京市现在的拆迁政策，你要回迁，平均每户要交十五到十八万元，你交得起么？他们都是穷人啊！你不回迁，拿钱走人，平均每户能拿十到十五万元，这能在北京安居吗？政府说，你可以贷款，但他们多是低收入者，能逼迫他们这辈子不吃不喝把命都搭给银行吗？

我说，在这样的政策下，到底是谁在强烈要求拆迁呢？据我调查了解，恰恰是那些非产权住户，他们在外面拥有第二套住宅之后，对拆迁往往抱有强烈愿望，因为一拆，就能把不属于自己的房产变现为补偿款收入私囊了。危房改造岂能只满足这些人的利益？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旧城内的危房率仅为4.9%，房屋基本保持健康，为什么在后来的经济发展时期，城市的细胞——住宅烂掉了呢？而在以前，哪个皇帝抓过危旧房改造呢？没有啊！都靠老百姓自己修，不用政府掏钱。

曾经有一次政府想掏钱，但没有成功，就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清兵入关，把内城的房屋全部圈占，把汉人赶到外城去住。圈占的房屋都成了公房，叫旗房，以分配的方式分给旗人住，但到后来，扛来扛去扛到乾隆皇帝那会儿就扛不下去了，盖房子修房子对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旗人又发生了分化，有的人必须靠典当房子生活，政府一打击，他就没法过日子了。怎么办？乾隆皇帝就把它“房改”了，向个人出售了，这样，每家每户就自己修缮了，当时规定房屋买卖只能在旗内进行。到咸丰皇帝那会儿，旗内外都可以买卖了，好比“央产房”上市，也走了这么一遭。

所以，应该通过确保住宅权利的稳定以及市场交易的公正来保持城市房屋的健康，我们中国有个词叫“源远流长”。什么是“源”？这个城市生命的“源”在哪里？就是它的细胞是要有生命力的。细胞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它的财产权必须是稳定的。只有这样，房主人才敢真金白银地去修他的房子，这个细胞才会有活力。“流”是什么？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市场，你要我王军的房子，我们得谈判吧，你不能拿推土机来吓唬我吧？只有这样，市场才会建立对房屋产权的信心，它们才会有交易价值，才会“流水不腐”。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靠老百姓自我修缮，靠市场自由交易，无需国家财政支持就能够使城市的房屋基本保持健康。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剥夺或挤占受新中国宪法保护的私有房屋的情况，而且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所以，应该落实宪法，将这些房屋完全还给合法的产权人，保障他们的权利。这样，大量的大杂院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另外，对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应该建立产权交易的谈判程序，严禁行政强制力介入。这样，老百姓对自己的家就有信心了，就敢修自己的房子了。

这样，政府只需明确四合院和胡同的修缮标准，因地制宜地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便可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实现街区及旧城的复兴，从而根本摒弃那种成片拆除的错误做法。

今天我主要就是想谈谈以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二，我特别想强调，交通政策和城市形态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三，如何认识北京古城，如何评价元大都的规划。最后，危房问题应该怎么看待，怎么解决。

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剩下的时间我全包了。王军的《城记》不仅仅是一部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变迁的历史记录，在这份历史记录的背后，有更多的内容是需要我们细细品味和体悟的。我挑出来三段，再给大家念念，看听后会有什么感悟。

第一段：“1951年8月15日，梁思成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能够‘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作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但很快，大规模的建设迫在眉睫。“梁思成陷入了复杂的心境，后来他甚至称毛泽东不懂建筑。”据原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口述回忆：“梁思成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不懂建筑，是不能领导建筑的。针对此说，彭真讲：我们开始也是觉得自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照你所说，毛主席在军事上也不能说是内行，他不会开坦克，也当不了士兵。比如，梅兰芳他也只能唱青衣，他就唱不了花脸。可是他就可以当戏剧学院的院长。一个人不可能行行都会，但他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人。”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执政者说的话。

再看第二段，作为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吴晗怎么说：1953年5月，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简报称：“女三中门前发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为帝王庙牌楼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楼的戗柱和夹杆石多次被撞，牌楼有危险。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过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属事故多发点。”于是，5月4日，北京市委就向中央提出一个拆除方案。5月9日中央批了，并指出为取得人民的拥护，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我们来看王军的描述：“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重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这都是我们这些在场作记录的同志耳闻目睹的事实。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那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真情。’”若把此处的描写与吴晗在“文革”中的遭遇联系起来看，我们会怎么想？

再看第三段：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召集各方面人士1800多位，足足讲了4个钟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成《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向“三大主义”，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宣战。

5月1日，毛泽东征求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这位在北平围城之时，带解放军干部请梁思成绘文物地图的政治学家，从1952年起担任了7年教育部部长。1956年，在一次学习会上，他就放了一炮：“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再往下念了。至少我从王军的这三段描述中感到了更多文字背后的东西，它已经超出了王军的这本书本身。

上个月，我和邓友梅、从维熙两位前辈应邀到苏州沧浪区做文化考察。没想到，现在的苏州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梁思成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理念，即“安居乐业”变成了现实，它以科学的以“文化立区”的“沧浪”模式出现在我的眼前。苏州的整体城市建设规划与发展亦然，“老苏州”、“新苏州”和“洋苏州”构成了一个崭新的三位一体的大苏州。

我和王军一样，也落下病了。我在苏州，又不由得想起了为老北京的建筑、规划伤心不已的梁思成，想到有多少热爱老北京，把祖宗留下的这份世界上罕贵无比的建筑杰作当宝贝的人们，得知城墙拆了、牌楼拆了时那份撕心裂肺般的痛心。梁思成一定又是其中最为痛苦且困惑的一位。

梁思成在论述北京的古代城市建筑规划之完美和建筑艺术成就之高时，曾不禁这样感叹：“北平的整个形制既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而同时又是艺术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都又各个的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从保护历史和艺术的角度出发，绝不应当破坏这个全世界保存最完好的体系。因为历史的文物对于人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最能触发人们对民族对人类的自信心”。

但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呼声，无论感情多么强烈，也终被盲目和无知所淹没。倘若拆除精美的城墙、牌楼的行为在当时确是理性的，只是后来历史证明其本身是错误的，倒也可在扼腕叹息之余表示谅解。可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上凡“破”字当头的行为，大都是越盲目越理直气壮。想想看，我们已经有多少承传着古老文明的历史遗迹，在许多专家学者绝没有一丝一毫功利心的声嘶力竭的呼吁呐喊中，还是抵不过一纸又一纸头脑发热的行政命令，在推土机的轰鸣下变成一片又一片瓦砾。

不是吗？梁思成在呼吁保护古建的过程中，耐心地把各种破坏行为所可能依据的想法一一加以驳斥。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钟爱之情，从他对那一砖一瓦，一栏一石，一寺一塔，一庙一殿的品味便可见一斑。他并非一个只耽于古典情趣，而不理会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梦想家。相反，他是个非常务实的建筑学家。他在40年代就已清楚意识到中国城市已经走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临界点，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北京城的都市化进程。他深知作为一个科学家，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用智慧和知识将传统与现代化相融，单凭对中国建筑美感的依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实际利益面前向历史的责任和审美的需求让步。

梁思成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中指出，保存城墙丝毫不会妨碍未来日益繁忙的交通，从经济角度考虑，拆除城墙要用炸药，运输城砖也浪费人力物力。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了。那如何解决庞大的政府行政中心区的用地问题与旧城区的矛盾呢？梁思成指出向西郊近城发展建立新区是上策，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使办公区有足够的面积和发展余地，以及人口过密、控制车辆的合理流量，还可以一劳永逸地保护旧北京的建筑文物不遭破坏。

梁思成的北京是美丽的。想想今天的市政要在保护古建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艰难抉择，也是50年前不听“梁”言相劝留下的后遗症。如今在拓宽的商业街和林立的商城大厦包围下，故宫、北海、景山成了都市盆景，由九城的城墙、牌楼，宫殿、王府、四合院所支撑起的古城的和谐已经支离破碎，甚至不伦不类。

“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今天我们也只能落得在躲避交通堵塞和大气污染之余，用想象的记忆去梦寻古都的风采神韵。但愿不要再让梁思成的痛心继续了。

好，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感谢王军！

[演讲时间：2005年10月30日。录音整理：程丽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