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梅健教授在上海大学的讲演

一、精神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

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与标志，一直有一个定论，那就是《狂人日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瑶先生在那本筚路蓝缕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后来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乃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些教材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起源与标识的经典看法，并以其广泛性与权威性深刻地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文学史分期的认识。它们都把中国现代文学溯源到那篇打倒孔家店的白话力作《狂人日记》。

其实，考察精神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别样的解读。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正式标志着古老、封闭的东方封建帝国被强行纳入到世界发展的格局之中，开启了翻天覆地的现代化进程的序幕。现代交通、邮政、通信、印刷……这些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十年或者二三十年，都纷纷涌入。不仅在器物上，这种现代性在精神与文化领域里也得以萌生与发育。

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我国报纸现代化新阶段的开始。这是一种全新的大众传播媒介，与自古历代相承的主要刊登皇帝诏书、皇室动态、官员任免等事项的邮报(或曰京报)，有着截然不同的办报宗旨与编排形态。在我国现代，人们长期习惯将报纸称为“申报纸”，正喻示了《申报》在中国报业史上的革命意义。

1872年，由尊闻阁主创办的《瀛环琐记》在上海创刊。该刊以发表诗歌、散文为主，兼涉政论文、海外见闻和翻译作品，是我国最早的具有现代传播媒介性质的文学期刊。其中发表于该刊的英国小说《昕文闲谈》、日本名著《江户繁昌记》，更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翻译成果与开放眼光。如果说该刊尽管在运行体制与发行方式方面带有明显的现代传媒的性质，但其发表的作品内容仍具有浓郁的守旧色彩，古典诗文占据正统，小说作品仍是以翻译为主，然而至迟到二十世纪的初年，《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二十世纪大舞台》等的大量出现，证明了中国现代性文学杂志的最终成形与大量流布。

1895年，洋务官僚盛宣怀上奏请设立天津中西学堂，不久改名北洋大学堂。这是我国教育史上出现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其后北京的京师大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等迅速崛起。现今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百年校庆热，正形象地昭示着现代高等教育在百年前的胎动与萌生。1904年，清政府正式公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从根本上终结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官学、私学和书院的办学形式，奠定了现代教育体制新学制的基础。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不过，它并不是中国具有现代性质的最早出版机构。早在上海开埠之初的1843年，作为新式出版机构的墨海书馆就在上海设立，其后，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纷纷出现；商务印务馆只不过是在这如雨后春笋般现代出版机构涌现的浪潮中，声势最为巨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

我们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并不否认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偶尔出现的不平衡关系，然而，在物态的现代交通、邮政、通信、印刷等都纷纷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久跨入到工业文明的行列，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报纸、印书馆、高等教育、文学期刊等等也都呈现出与古代传统重大转型的面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责问：为什么一定要认定文学比其他的精神文化种类晚上几十年才转型？

二、《海上花列传》展示的历史画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当一场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蜕变与转化的历史大潮在华夏大地上蔓延开来时，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学艺术必然会反映出这股激流的风生水起与潮涨潮落，记录下这场狂澜巨涛的点点印痕。而《海上花列传》，正是提供了最早的形象展示中国古老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的历史画面。

在小说开头，当刚从乡下出来打算到上海找点生意做做的农村青年赵朴斋，冒冒失失撞上早晨刚刚醒来的花也怜侬的地点，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当时便有青布号衣的中国巡捕过来查询。租界、巡捕和外乡农民，这几个独特的意象，表明了上海的森严和另类。

最为另类的是作品中不同于传统小说的人物关系设置与安排。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与相当静止、保守的古老宗法社会相适应，人物关系大都被固定在家庭、种族与部落之上，显示出特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与出身背景。在《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作品中对于王冕、范进、严贡生、贾宝玉、林黛玉、贾雨村等等人物形象，人们大致总能梳理出他们的氏族血统与社会往来谱系，了解其固有的家庭角色与社会地位。而在《海上花列传》中，这一切都被弃之不理，或者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翻开小说，你感到的是一幅幅乱哄哄、无头无绪的人物画卷。不仅聚秀堂的陆秀宝、尚仁里的卫霞仙、西荟芳的沈小红、公阳里的周双珠、庄云里的马桂生、同安里的金巧珍、兆贵里的孙素兰、清和坊的袁三宝、祥春里的张蕙贞、东合兴里的姚文君……这些海上妓女，你不甚了解她们的出身背景、籍贯和部族，就是常常光顾妓院、堂子的嫖客们，作者也似乎无意交代他们的详细身份与过往经历。只是在四马路、山家园、静安寺、老旗昌、鼎丰里等活动场所，人们可以看到他们飘浮的身影与匆匆而过的一辆辆东洋车。这是一座无根的城市。这是一座夹杂着各种口音、混杂着各色人等的移民城市。它不同于《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那个南宋都城临安，也不同于《金瓶梅》中西门庆活动的那个清河县。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工商都会。《海上花列传》给人们记录下了这座东方都会最初崛起时的移民景象，以及它所拥有的工商性质。

文学描写内容的转变还表现在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新兴器物层面。一个转型了的时代在它的文学作品中必然会反映出那个时代所新出现的特定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种描写，既是社会转型时的特定产物，也是区别于传统文学的重要特征。在《海上花列传》中，从照明用具、自来水、通讯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到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时时处处显示出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影响，流露出与农耕文明和乡村都会的巨大分野。且不说洋灯、洋镜台、煤气灯这些中国传统中从未有过的新兴器物堂而皇之地装点着堂馆的门面，就是在黎篆鸿的老相识屠明珠的厢房内，“十六色外洋所产水果、干果、糖食暨牛奶点心，装着高脚玻璃盆子，排列桌上”，“桌前一溜儿摆八只外国藤椅”，都透露出浓浓的西洋情调与韵味。至于被时人称为东洋车的从外国传入的马车与人力车、被叹为鬼斧神工的现代通讯工具电报，乃至赵朴斋帮助他妹妹赵二室去南京寻找那位寡情薄义的史三公子所乘坐的长江轮船，都真切地记录下上海这座新兴都会的工业性质与现代转型。

当然，作品还形象地记录下了更为内在的新型交易方式与内容。在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中，人们“生产、出售产品仅用以换取自己所不生产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是简单商品流通。即使到了明清时期江南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形成了以实现更多的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相对发达的商品流通，然而，由于缺乏如蒸汽机的产生这样的动力革命，因而，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仍然只能属于“农商”的范畴，而不具备现代工商社会的特性。在《海上花列传》中，停泊在黄浦江畔的连接世界各国的远洋货轮，大马路上成群结对的洋人、巡捕和康白度，都反映着大上海这一通商口岸的商品高度流通与频繁往来。而那位开设吕宋票店的精明商人陈小云，他所从事的已不再是我国传统的贸易买卖，而是从西洋传过来的彩票奖券；至于那位管账胡竹山，也已不是人们想像当中的账房先生，而是颇带买空卖空色彩的投机客。凡此种种，都真实地映现出当时上海特有的商品交换方式与贸易准则，也为我们理解当时中国迅猛而新奇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在晚清，迅猛崛起的上海引起了小说家的广泛关注。袁祖志的《海上闻见录》(1895年)、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1898年)、自署抽丝主人撰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1898年)、二春居士的《海天鸿雪记》(1899年)、张春帆的《九尾龟》(1906年)……都或多或少记录下了这个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工商大都市形成的历程。不过，始载于1892年、正式结集出版于1894年的《海上花列传》，无论是产生的时间，还是描写的广度与深度，都无愧是表现我国现代工商社会萌动与发展的开山之作。

三、传统“数风尘”主题的终结

《海上花列传》在内在的思想层面上同样极其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风尚的巨变，并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与活动当中留下了清晰印记。

在我国，以妓女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由来已久，不过，由于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与思想观念，其主题意旨与价值取向也各不相同。封建社会中，个人，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妇女，其实被剥夺了独立的权利。通过研究，人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救风尘”是我国传统妓女文学中一个最集中的主题意象。在封建、男权的社会中，妓女们除了“被救”，其实并没有任何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

然而，这一传统主题被《海上花列传》打破了。

妓院东合兴里的姚文君，这位刚入青楼、颇带几分古风的倌人，面对世风日下大惑不解。即使是嫖客，当时也感觉不出妓院的温情与风雅。那位从内地跑到上海的两江才子高亚白，再也找寻不到如柳如是、董小宛那般的身影，再也难以重温载酒看花、诗酒风流的绮梦。其实，在高亚白心中满蕴的是古代风尘奇女子的印象，那个敬奉男权、时时期盼被救出火坑的弱女子。

至于“被救”，在这里则变成了一厢情愿的美意，甚至还变成了被变相敲诈的借口。从满心希望被男人所救到不愿意嫁，极其强烈地表明了我国妓女文学的重大转型。仍然是马克思的论述最为深刻：“……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使用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社会形态的变更，正是市民世界的最初崛起，使得妇女鼓起勇气蔑视封建等级与礼教，挑战传统的男权统治的权威。社会已经变化，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进化程度重要标尺的妇女地位，自然走在社会各阶层的前列。《海上花列传》正是在这里显示出它极其宝贵的历史超越性。

这呼声是真实的，也是革命性的。《海上花列传》以写实的姿态，不仅终结了我国传统文学中绵远久长的“救风尘”的主题，而且使文学史露出了人性觉醒的曙光。这部作品的文学史价值，理应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四、结构与语言的现代性探索

《海上花列传》在艺术结构与文学语言上的现代性探索，则是作者韩邦庆一种主观性的刻意追求。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作者韩邦庆的影响颇深，然而仅就小说的结构而言，也正如鲁迅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全书缺少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因而，韩邦庆决意改进，试图通过“穿插”、“藏闪”之法，将长达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总体从容布置，或隐或现，或藏或露，使整部作品在结构上张弛有致、浑然一体，成为“从来说部所未有”的开山之作。

在我国古老的封建宗法社会中，个人总是依附于特定的家族与部落，总是跳不出那个固定的氏族与血缘关系，总是不能进入到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因而表现到文学创作中，人物也总是活动在几乎是无法选择的家族圈子之内，深深地刻上了古老封建宗法社会的烙印。你看《红楼梦》，尽管头绪繁杂、人物众多，作者的触角似乎伸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仍然是内亲外戚、三姑六婆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要人物谱系。

这种漫长的家族式的游离状况，到《海上花列传》出现时受到了有意识的挑战。伴随着上海开埠以后十里洋场的迅猛崛起，人们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准则，以适应现代商品经济活动的需要。封建社会中那种主要停留在家族血缘间的情感互动式的人际交往，被更加功利化的商业性交往所取代了。无论是去大饭店设宴叫局，还是去妓院去吃花酒，抑或是去茶楼打茶围、在朋友家碰和赌牌，其真正目的并不完全在于这些娱乐活动本身，而是有着各自利益上的考虑与盘算。打通各种关节，了解各地商品行情，招揽种种生意与项目，往往成了人们呼朋唤友、大肆铺张、酒酣耳热的真实意图。这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内在要求，它将整个社会都联结起来，沟通起来，裹夹起来，每个人几乎都无法甘居斗室、超然世外。在这一社会转型的重大背景之下，韩邦床试图通过“穿插”、“藏闪”之法，探讨现代长篇小说的结构技巧，正是触摸到了艺术手法突破的时代足音。

进行自觉革新的还有文学语言。

韩邦庆对用方言创作有着特殊的兴趣与使命感。他声称：“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因此，他在创作《海上花列传》时通篇采用吴语，成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胡适对《海上花列传》的方言写作推崇备至：“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并进一步期望：“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

尽管文学语言的变革仍有其政治的与文化的深层影响，并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找寻原因——《海上花列传》正是由于方言的创作而成为“一部失落的杰作”。然而，作者韩邦庆在小说语言乃至艺术结构等方面的自觉探索，也正切合了当时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革命要求，是他对现代文学勇敢而可贵的尝试。

    普遍的一个看法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狂人日记》的发表。然而，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紧随物质层面的变革，现代性在精神与文化领域里也得以萌生与发育。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也开始了现代性的进程。《海上花列传》即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在认识层面，它向读者提供了最早的形象展示中国古老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的历史画面，在思想层面上，打破了古代小说的“救风尘”主题意想；结构上，运用“穿插”、“藏闪”之法；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自觉进行语言革新，人物对话全用苏白。以上种种特点，使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开山之作。

讲演者小传

栾梅健

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历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台湾东吴大学专任客座教授、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多次赴台湾、香港、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和“前五四”文学研究方面颇多建树。出版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纯与俗：文学的对立与沟通》、《哀情巨子——徐枕亚》等著作十余种。其代表性论文《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中国新文学的理性原则与人文精神》等广为学界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