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致力于探寻台湾“历史真相”，历20年而不改。在他看来，“台独”是政客利用历史“悲情”玩的一场政治游戏，是一条死路。面对台湾回归的未来，1945到1949的“台湾经验”无法回避。  

1950年代的台湾历史因着政治禁忌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蓝博洲花费大量时间，探访19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亲历者，从堆积如山、庞杂冗繁的资料中梳理人物的命运线索，一砖一瓦建构起那些被历史遗漏的片段。

因此，他被台湾导演侯孝贤称为“先驱”：“十六七年前，我们都在看《人间杂志》的时候，看到了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那两篇东西真的是先驱。”

《幌马车之歌》中的很多素材出现在侯孝贤的影片《悲情城市》中。侯孝贤曾回忆：“押房难友们唱的《幌马车之歌》要有空间声，所以特别开拔到金瓜石矿废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侯孝贤意犹未尽，1995年，他拍摄《好男好女》时，再次以《幌马车之歌》为题材，把压缩在《悲情城市》后半结局的时空再做处理。侯孝贤还从预算中拨出资金拍受难人的访谈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由蓝博洲负责执行。

侯孝贤曾这样评价蓝博洲的工作：“历史就是要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大牛头犬。凡记下的就存在，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2005年10月，蓝博洲应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邀请，担任驻会作家。他离开台湾，先到北京，从北京去山西太原，看黄土高原；再去西安，看兵马俑；然后去延安，寻找毛泽东的足迹，最后才到香港。

为什么要吃香蕉皮？香蕉是谁吃的？

记者：很想知道你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会对社会和历史有这么大的热情？

蓝博洲：我想把1949年作为一个起点，1949年在中国的现代史是关键性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台湾的历史就有了一种不同的发展。然后是1950年朝鲜战争，在这样一个历史时空之下，台湾地区长期处在所谓的白色恐怖政治气氛之下，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台湾社会，尤其是思想处于长期的沉寂状态。

1960年，我出生在台湾乡下的一个家庭，在成长过程中，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都被要求唱反共的进行曲，然后到操场升旗。还有反共的讲话，回到教室，还要继续接受反共的教育。我记得在学校的一个走廊上，画满了反映大陆老百姓生活的宣传画，比如一个瘦得皮包骨的穷人，像牛一样在拖东西。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宣传画上有大陆的老百姓吃香蕉皮，我记得我曾经问：“为什么要吃香蕉皮？香蕉是谁吃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提问，我被罚站了一个小时。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教育体制下成长的。所以在台湾成长的年轻人，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反叛意识。

记者：台湾作家从1950年代开始就有对社会强烈关注的情怀吗？为什么？

蓝博洲：这是很自然的，今天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也一样，1930年代的中国也是这样，整个社会情境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充满矛盾和不公不义，有良心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写作和思想就不可能局限在象牙塔里。

1970年代，台湾有两种争论，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社会而艺术？

作家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写作，像陈映真，他不是要当小说家，他写小说是不得不写，他不能用其他方式讲话所以用小说，在什么都不能讲的年代只能用小说隐讳地讲。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只是他的一个手段，一个影响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工具。我认为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

记者：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会有这样的热忱？

蓝博洲：因为他们的社会充满矛盾。像那位秘鲁作家略萨，他的写作很多是针对社会问题的写作。台湾也是这样的，当然台湾现在的社会和以前的社会又不太一样。以前台湾只面临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国民党政权独裁的统治。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另外的以前看不到的问题，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义化，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化，等等问题。

记者：你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台湾民族史的调查，这种调查给你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蓝博洲：因为有这样的调查研究，我对台湾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知道在那个历史时空下我自己站在什么位置，未来应该走向哪里。

因为在写作之初受到乡土文学论战（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围绕是否应以“现实主义”代替“乡土文学”称谓，台湾文学界展开的一场大讨论。台湾当局随后介入这场讨论，组织文章攻击“乡土文学”。）的影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台湾社会和台湾历史，基于这种想法，我努力了解台湾历史和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台湾历史跟民进党讲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我当然要和他们对抗了。他们和国民党所讲的一样，还是骗人的。我很清楚“台独救国运动”其实就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我们知道他们如何利用悲情，也知道怎样化解

记者：你看到的台湾历史是怎样的？

蓝博洲：不是像“台独”派所讲的，台湾有400年史，说什么台湾一下是荷兰人，一下又是西班牙人，一下清朝，一下日本，又一下国民党，不断被殖民，这在性质上就是不对的嘛。

事实上台湾历史从来不是住在台湾的人可以自己决定的，从最早的原住民，它的文化不如汉人先进，到了后来荷兰人西班牙人到清朝这个过程里面，包括日本人到来，台湾人经过50年的抗争，也不能改变台湾的命运，最后还是国际强权来决定了台湾应该怎么样。因为满清的积弱，台湾割让给日本，也因为二战的结束所以台湾才复归中国，这都是很清楚的，不是“台独”派所讲的“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历史，民进党却不谈这个，他们为了“台独”的需要片面解释很多历史现象，脱离历史事实。台湾历史真相不是这样，这样只能把台湾老百姓带上死路一条。我们是应该了解台湾历史真相的，而且知道台湾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所谓住在台湾的台湾人要决定自己怎么样，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它的战略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归属性。

记者：对台湾思想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对你的写作产生什么影响？

蓝博洲：影响很大，根本改变了我的写作题材，一般同龄人所关心的我就不是太关心了，我碰到的世界更大更吸引我，视野就不一样了。写作也好，研究历史也好，还是关注现在。现在对台湾最急迫的问题还是两岸关系问题，把50年前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重新推到台前。1945年到1949年的台湾经验就有它的意义了。

以台湾立场来讲，近100年来台湾真正属于祖国也只有1945年到1949年，1945年前跟祖国大陆是分离的，1949年后又分离了。这几年对现在解决两岸关系问题，对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后的很多发展，它的经验都特别重要，很值得研究和参考。国民党犯了哪些错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台独”。“台独”也是因为国民党的问题而产生的一种情绪，我们作为台湾人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不值得支持。一些人利用台湾的历史悲情，我们了解台湾历史，知道他们如何利用这个悲情，也知道应该怎么去化解。

我从年轻时候开始写作，没有东西好写。因为年轻，不像大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些经历，更不用说上一代人每个人经历的痛苦。在台湾成长的我们都没有什么经历。我也是有这种自觉，我去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后来还是决定不放弃文学、不放弃《人间杂志》的报道工作，参与社会运动的同时积极写作，也通过采访、借助别人的上一代人的经历来充实自己。经过几十年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对我来说，题材根本就写不完，问题是我怎么去写。我要知道社会气氛是怎么样的，你能怎么对待这段历史，我要如何切入进去有所突破。

记者：你认为你触到了历史的核心吗？

蓝博洲：一直到了1987年，我们才接触到这个历史的核心，也才了解到，1980年到今天愈演愈烈的台湾人的身份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来自哪里？通过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调查研究，1960年出生的台湾人的我，才了解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来自1949年，因为内战，再加上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形成台湾人跟大陆人长期的分离，形成今天这样的历史悲剧。我想这是一个写作的门，它所显示的一种社会关怀，把我们带到了这里。

我不太有“洁癖”

记者：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之中，对历史的书写和表达可能需要一种策略？

蓝博洲：是。就像陈映真的写作，他最早写白色恐怖的时候，他用一个小孩子的视角来看一段大历史，一段模模糊糊的历史。那时候我正读大学，不只是我，我们当时看到那部小说都很受到震撼。小说很简单，就讲一个小孩子逃学，发现他的老师躲在一个日本时代留下的防空洞，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震撼力很大，这就是他的书写策略，在那个戒严时期通过一个小孩子的视角突破了囿禁。当年，我从没有看过小说是这样的。很多人讨论他1950年代的小说，我觉得最好的还是这篇，小说的艺术性也最强。

所以我们在台湾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写的问题，写什么不是问题，怎么让那些反对的人也愿意看下去，怎么诱导年轻一代的人来读你的东西，如果把活生生的历史搬到文字上，没有人会看的。我们的写法和大陆作家的不一样，笔法上就不一样，我们的写作目的整个都不一样，台湾历史没有大陆那么精彩，但作为一个台湾人，有它值得理解的部分。从我们写作的人来说，台湾的文化底蕴不如大陆，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写作的惟一优势是，我可以写得比大陆的作家好，就是因为台湾经历了大陆各省没有经历过的历史经验，中国近代史的所有矛盾都集中地在台湾出现过。

记者：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你怀有这样的愿望并怀有这样一个姿态，你面对写作的时候有没有障碍？比如你的读者有没有可能不理解？

蓝博洲：障碍是有。他们阅读了就能够理解，我的问题是怎么扩大读者群，我们也是抱着群众路线在写作吧。在消费社会、市场经济下写作，你还是要服从市场规律。你不是革命，革命要靠有多少把枪。还是得看你有多少读者，通俗地说你的书卖了多少。这里有各种操作，但主要还是你写的东西老百姓喜不喜欢读，我也是一直在找。

我不会迎合写一些色情的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我还是要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怎么让更多人读自己的作品，有时不是自己的能力可以克服的，因为我们写的东西毕竟比较沉重严肃。我的第一本书卖了8000本，这在大陆不算什么，但在台湾这已经不得了了，因为这类书能卖1000本就完了。后来还拍成了电影。我的书不会像一般搞历史的那样写得很难读，我还是考虑它的可读性。可是读者群还是有局限性。比如我常到大学或社会上演讲，我由此知道我的读者群大概有两类，一个是上了年纪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还有就是大学生。

记者：在台湾这样一个社会里，严肃作家的生活是容易的还是困难的？

蓝博洲：当然是很困难的，光靠写作是完全不可能生存的。我从1987年开始写作至今快20年了，也积累了那么多本书，可我还是不能靠写作来生活。我还要做一些电视节目，上一些临时的课，接受演讲邀请等。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发表的稿费，但因为市场的关系，台湾媒体发表的文章只要轻薄短小的，超过2000字的稿子它大概就不用了。在主流媒体很难发表长的文章，我只能找一些边缘的杂志去发表，我要靠杂志稿费来支撑。通常我出一本书拿6万块，扣税扣10％，一本书是拿5万多块，而一本书通常写了10年。所以台湾光靠写作的作家很少，除了那些莫名其妙靠网络或畅销书红起来的作家。他们可以靠写作赚一点钱，尤其他们现在有大陆的市场。在台湾真正靠写作来生活都很难，靠写作来维持写作再生产也很难。

我当过记者，在《自由时报》我做了一个月就不干了，到《早报》当研究员三个月就没有再去。不能做就离开，这是我的原则。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是为我的写作服务的，所以我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也不会太有“洁癖”，如果有人找我去做我能够做的事情，我就去做，做研究，搞电视，都可以。但是如果不能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或者按照我想法做事的条件消失的时候，我就离开。这样我才有自主性，否则我一时动摇，因为看重一份固定工资就呆下去，那很快我就变了，我的锐气会被磨掉。那样的事情我不做。 □本报记者夏榆

●人物档案：

蓝博洲，小说家、报告文学家。1960年生于台湾苗栗，1983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曾任职《人间》编辑、时报出版公司特约主编，台湾中央大学“新锐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湾思想起》节目制作人。1980年代，他展开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主编日据时代《台湾社会运动史》中译版及时报出版公司《台湾民众史》书系。出版著作有：短篇小说集《旅行者》，长篇小说《藤缠树》及《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诞生》，报告文学《沉尸、流亡、二二八》、《幌马车之歌》及《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