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在用不同的主流文化解读着《红楼梦》，而红学的曲径最终将通向最初的起点：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小说，把曹雪芹当成一个作家

2004年6月起，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曹立波先后在本校学生中进行了三次调查，征询“80后”的“红楼观”，结果“择偶人选”一题中，贾政人气指数上升，理由是贾政作为一个严谨正直的丈夫，给家人提供了优越的物质环境，在事业上积极上进，知道教育子女，私生活还算检点；薛蟠和贾雨村也有人青睐，因为此二者在社会上吃得开。“80后”还对《红楼梦》的社会教化作用另有心得，认为其对当今政府收支平衡有警示。

越来越多的“80后”开始对《红楼梦》表示出现实兴趣。2005年入秋以来，清华大学学生红楼梦研究会举办了“水木红楼”系列讲座，吸引了很多学生来参与“校园红学”。11月中旬，曹立波主讲了一场题为“新世纪大学生眼中的宝黛钗”的讲座，她从调研入手，以现实的视角与在场的“80后”共同审视宝玉之“痴”、黛玉之“雅”和宝钗之“时”。听众中除了主办方清华大学的红楼梦爱好者，还有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现场聆听。

曹立波说，在她调研的选项中，有的研究生看重《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问题，本科生一般对此不感兴趣，而更关注情节和人物。另外由于80年代拍摄的电视剧影响很大(调查者99%看过)，她认为在讲解《红楼梦》中必须要澄清的人物与版本相关的经典问题，“80后”都早已认为“不是问题”。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一些人致力于建构具有学科性质的红学，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把阅读、诠解《红楼梦》当成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红学通史》作者陈维昭如此看待“80后”的红楼观。

在陈维昭眼中，《红楼梦》伟大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能够适应每个时代的潮流，两百多年来，每个时代也都在用其时代的文化去解读《红楼梦》。而当《红楼梦》的阐释不能与时代主潮(如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时候，大众红学和泡沫红学就会登堂入室。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中，王国维曾把《红楼梦》展开为一个中西文化对话的平台，探讨了人的终极关怀问题；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催化着胡适新红学的诞生，其遵循的自然主义是全球最时髦的文学思潮；20世纪50年代以后，“红学”被政治化了，7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评红”运动将“政治红学”发展到顶峰。红学研究彻底与学术无关了，著名红学家吴世昌回忆：“‘几十条人命’，‘四大家族的罪恶史’，‘父系母系的政权斗争’等种种曹雪芹所未写、高鹗所未补的故事，都是由‘工农兵专业作者’‘做出的新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红学开始了学术意义上的回归，现代主义思潮引进了许多西式研究办法，陈维昭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用“女权主义”来诠释《红楼梦》。进入本世纪后，红学艰难地生存在一个大众消费文化占主流的年代。

不论是在哪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里，红学的显赫地位都不容置疑，虽然屡屡被政治化。而与红学相关的还有《红楼梦》的经济效应，比如建造大观园开展红楼旅游，以及有经济企图的地方政府掀起的曹雪芹纪念地之争。曾经高高在上的红学经历了政治濯洗和市场诱惑后不再神圣，无可遏制地市俗化了。红学曾号称是参与名家最多的领域，架打得最多的领域，如今也是副产品最多的领域：从国学大师到小家碧玉，从小心求证到耸人听闻，从学术奇葩到误读歪读，应有尽有。

而无论各个年代的红学多么繁盛，多么鱼龙混杂，《红楼梦》不过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青年学者陈林认为，什么时候谜猜完了，考据完了，红学也就完成历史使命了，可以回归其本来面目了。教授古典文学的曹立波为此保持了平常心，希望有一天“读者能够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小说，把曹雪芹当成一个作家”。 （《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

“红学”，不同时代“别样红”

遭遇了“刘心武事件”的红学热，让养在深闺的“红学”，不期然间承载了一场包罗万象的公共狂欢

“她于是尝试另一种清洗自己的方式：和一个清洁的男人恋爱，假装没有过去，只有将来。她选定的人是柳湘莲，这个俊朗浪子的显著特点是洁身自好，薛蟠妄图将他当成娈童调戏，遭到一场暴打。他有着最为显著的清洁的精神，现在成了能濯她的水，渡她的桥，她希望成为他安静贞洁的妻。”70代女生闫红在《误读红楼》一书里这样描述着尤三姐，那一章回名叫《木子美·尤三姐·托马斯》。

闫红最初只是与父亲进行“刘姥姥具备博大的地母精神”之类的讨论，后来涂鸦成文字，播撒于网络后竟艳压江湖，先后有十多个书商辗转找她。而直到正式出书乃至被盗版的时候，闫红仍然觉得神奇，因为那只是她个人的边缘感悟，图的是性灵自在。这个烂熟《红楼梦》的女子，常常不拘场合，比如连洗脚的时候也看《红楼梦》，《红楼梦》于她，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玩耍、闲闲拆解的文字九连环。

她仍旧在合肥，一个中国最稳当的中型城市里做着自己的晚报副刊编辑，以网名“忽如远行客”与“尔林免”，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的“红文”被贴来转去。有时跟帖达200多封，其中不乏创见，也有毫无意义的恭维，并且免不了有如闫红语：“人在明处，防不胜防的暗箭伤人。”她为此不得不换了ID。

“现在似乎是我沾了刘心武的光，或者说沾了中央电视台的光。”闫红这样解释自己的“偶入名利场”。她出书时，恰逢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的电视讲座开播，“读者开始对一切跟《红楼梦》相关的东西感兴趣了！”闫红不否认自己无意间搭上了顺风车，但她认为，这场轰轰烈烈的非专业红学热，不过是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推波助澜下，一场集体的“社会共谋”。

红学 “四有”新人

普罗大众以群体规模正解、误读乃至歪批《红楼梦》其实早就一发不可收。刘心武事件不过是一个“天下大乱”的火引。当下的非主流红学热其实缘于对曹雪芹生辰的争议，“红学”的“壬午说”、“癸未说”等不同说法分别把2003、2004年定为曹雪芹“逝世240周年”，为此轮流举办纪念活动，此间，如周汝昌这样的红学大家竞相出书立说，《红楼夺目红》的不俗成绩让文化圈侧目，拉长的红学庆典也让更多的槛外人对红学研究“有所思”。

而网络则成了红学票友串联最方便的工具，上个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由热心网友创办的红楼网站，如今更是前赴后继，且大都出落得美仑美奂；各类论坛开始渐成气候，诸如QQ红迷会这样的组织也芳菲尽吐，网友风涯子甚至为此总结出了红学的“四有”新人，即“有钱、有闲、有病、有癖”。

同样是70代女生的沈威风是在有闲的时候解构《红楼梦》的。在加拿大闲极无聊的沈威风去年开设了《职场红楼》专栏，如今结集出版，与《王熙凤是个好领导》一起，放在经管书柜台热卖。其实她也写了《凤姐这样的女高层》，不过那是一个伤感的职场故事，为考据出与影星梅艳芳一样得了宫颈癌却强撑着风光的职业经理人凤辣子打抱不平。

活读《红楼梦》是非专业红学的立身之本，几乎每个人都能够从《红楼梦》里吸收钙质：既有借题发挥者，比如《贾琏的底线和私有财产保护》一文，就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社会公布《物权法》草案之际，娓娓道出贾琏都不耻的侵占民财之罪，警省世人；也有八卦的二奶性格分析：“尤二姐这个妞，觉得她性格前后变幻太大，骚时太骚，一旦转变方向，又贤惠得没有道理。后来才渐渐明白，所谓盗亦有道，尤二姐奉行的就是二奶之道。”更有人将古典《红楼梦》顺手牵进了虚拟的当代，煞有介事地在网上建立了“大观园小区”，“省亲别墅一号”堂皇标价出租；亦有不少人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呕心沥血地在案头或者网上“拷红”，享受着抽丝剥茧的乐趣，其中有棒喝真理者，也不乏惹笑搅局甚至哗众取宠者。

“就像不要把《红楼梦》看得太神圣，也不要把红学看得太神圣”，沈威风表示，她目前仍然对《红楼梦》情深意笃，但是倘若需要，写完了《职场红楼》，也不是不可以再写《职场青楼》，“实用主义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沈威风一语道破玄机。

“草根红学”的社会生态

非专业红学发端伊始，便与专业红学关系微妙，亦有逍遥派与学术派之分。沈威风“洁身自好”，一早表明了戏说的态度，以免“被人批成猪头”；闫红也借着误读的名义逃之夭夭：“我都说误读了，你就别跟我计较了。”闫红坦承宁担“小儿无赖”之嫌，也不愿意作为靶子被乱箭穿心。

而因特网多的是不畏死者。青年学者、现任一家报社编辑的陈林认为非专业红学热的隐蔽前提是，专业红学研究折腾了这么多年，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等红学的“三大死结”，至今尚无定论。而因特网提供了一个平等的介质，什么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可以迅速在公众中传播，红学研究不再眼巴巴只是看着专家学者大侃特侃，“大家都是猜，凭什么你猜得我就猜不得？”

如今，陈林担任着新浪网“红楼一梦”的版主，那里号称是“草根红学”的集散地，每天有固定的百来号人看，与多数红学论坛相比，这里插科打诨的成分少些，更多的是一些草根文学青年在发奋习艺。不过陈林反对所谓的“草根红学”的划分，认为高贵的不是阶级和身份，而是遵不遵守学术规范，是否实事求是、言之有据？因为“主流可能不实事求是，不遵循学术规范；非主流未必不事实求是，未必不遵守学术规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红学通史》作者陈维昭认为，“草根红学”的出现是有它的现实根源的。他将红学分离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红学是指一切有关《红楼梦》的阅读现象，狭义的红学则是指真正的学术研究。前者只是把阅读、诠解《红楼梦》当作一种消遣，纯属个人兴趣。“没有谁规定得有什么资格才可以阅读《红楼梦》，对于个人阅读行为，规定了也没有用。对于公开出版物，如果事先声明是用游戏的角度，用玩笑的角度来解读，也不妨作为‘草根红学’存在。”而对于作为真正学术研究的红学，则需要严格规范，陈维昭不否认自学成才，但是对红迷们提出了忠告，业余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可以逃避学术规则的约束，先要对中国文学史有常识性了解。

陈林也承认在这个庞大的红学业余爱好者圈子里良莠不齐，很多人就是凭兴趣闹着玩而已，也有极少人在认真研究，但是路子不对。“目前的帖子，有趣的不少，但质量不高，这跟发帖者本身缺乏学术训练有关系。”

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出身的陈林力图突破这个瓶颈，因此把红学研究当成了自己的社会博士论文来攻读。他的观点不可谓不惊人，考证出《红楼梦》为曹雪芹之父所作，这一观点除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外，也在《新京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探讨。 (《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

红学及“×学家”的终结

《红楼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刘梦溪语)，同时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开端。

红学界的政治风云，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的悲剧性写照

不久前北京作家刘心武在电视上“揭密”《红楼梦》，引发主流红学界的“围殴”，认为其“生编硬造”。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红学的弊端，而且为中国学术界现状，提供了一幅轮廓准确的素描。

《红楼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刘梦溪语)，同时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开端。

最先批评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后以“极右”获罪，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而蓝翎李希凡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权威”。“红学”从此沦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红学界的政治风云，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的悲剧性写照。

文革之后，大批学者涌入红学领域，掀起长达十年的复兴浪潮，在“曹雪芹画像”和大观园所在地之类的命题里辗转反侧。但不久之后，基于“材料”匮乏，主流红学迅速丧失了最后的“索隐”和“考据”能力。这种“技术崩溃”触发了红学的“重大危机”(余英时语)。尽管如此，主流红学家仍然拒斥刘心武“猜谜”式的“异端”，敌视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符号学和阐释学等各种新的阐释方法，一味抱守“索隐”和“考据”的残缺。

这种可笑的学术自宫，乃是中国学术研究的普遍征候。就连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张爱玲，都是这一学术道统的牺牲品。她“十年考据”的成果《红楼梦魇》，沉陷于枯燥乏味的文字考据，仿佛是对鲜活人生的一次彻底的背离。在经历了情场的诸多挫败之后，张爱玲这种古怪的“出家”方式，向我们昭示其对于尘世情缘的绝望，但它却为红学的乏味本质，作了最深刻的诠释：《红楼梦》本来是题写生死爱情的热烈宣言，而“红学”却成了逃避爱情的寂寞寺庙。

与红学命运相仿的是各种文学研究会行业。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畸形繁荣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浪潮，不仅“四大名著”皆有自己的研究会，就连那些被官方认可的现代作家，也相继成为各大学术庙宇的神明。以鲁迅为旗帜的鲁学，以茅盾为偶像的茅学，以老舍为对象的老学，如此等等，形成强大的“研究会体制”。

然而，只要返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些官办“研究会”，二十多年来把持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见解陈旧，话语僵硬，缺乏真正的创见和活力，却全面垄断资源(科研经费和学术刊物)，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少数人专营的“饭碗”。

由于效率低下，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研究会”90年代以来都趋于萧条，大多数名存实亡，最多在一年一度的“第N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复活一回，喧嚣数日，又再度落回到“木乃伊”的状态。最近还有人成立“巴金文学研究会”，在小圈子内册封正副会长和理事，以“坐台学术”的姿态书写“巴金神话”，以攫取“巴学”这最后一块“学术蛋糕”。但这样的研究机构，除了重蹈那些“研究会体制”的覆辙之外，并未向我们展示任何新的生机。

尽管如此，在党同伐异、捍卫威权方面，“研究会体制”却显示出惊人的效率。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当推鲁学家和红学家。他们凭借“官学”的身份，掌控学术权柄，痛殴异见争鸣者，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流红学界平素一片死寂，似乎已经蛰入漫长的学术冬眠，但只要面临外部挑战，竟能迅速翻身应战，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刘心武的猜谜式研究，不过是小说家“玩票”之举，竟成为红学家的心头大患，讨伐声势之大，令许多人感到震惊。

这一“过度自卫”事件向我们表明，在21世纪文化多元的社会架构里，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研究会体制”，非但没有推进文学的繁华，反而堵塞了文学研讨的自由言路，加剧了学术生态恶化。

拯救日益衰退的文学研究的惟一道路，就是规劝那些“研究会”自行解散，并且恭请那些毫无建树的“×学家”下岗。或如批评家张闳所建言的那样，在央视举办超女式PK，让失败者在现场温情脉脉地告退。(《中国新闻周刊》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