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作家在为了文学而写作，为了良心而写作，不是为了市场而写作

■我宁愿把所有优雅的读者吓跑，我也让我的小说不优雅

■复杂的东西我真的说不好，你们当然可以尽量把它理论化，理论化的程度越高我越高兴，显得我有多了不起

时间：2005年11月27日上午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曾宪梓楼主讲人：莫言

莫言简历

著名作家。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在家乡读至小学5年级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参军，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另有《莫言文集》5卷。

编者按：市场经济环境下作家应该为什么而写作？为金钱？为读者？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是不是只能生产文化快餐而无法产生文学大师？11月27日，在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2005北京文艺论坛“大家谈”上，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文艺”这一主题，著名作家莫言作了演讲并现场回答了同学的提问。在演讲中，来自农村的莫言认为自己现在还是农民，明确提出作家应该为良心写作而不是为市场写作，并透露他的新长篇《生死疲劳》将于明年1月份出版。本报征得莫言先生的同意，摘登其讲演。题目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的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是滥竽充数

开场时，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介绍莫言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友，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联合培养的硕士。

首先要更正一点，我的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是滥竽充数，有名无实，因为我们在1989年上的学，教室在北京东郊的十里堡，离北师大还有20公里之遥，而且我在上学期间有两次险些被鲁迅文学院的老师开除，因为我老是不上课，考试老是抄别人的卷子（笑声），所以教务长愤怒地说必须开除莫言，以正学风。幸亏当时的指导老师宽宏大度，说开除了他影响也不好，而且对孩子的发展也不利，我们研究生班的名声也不好听，所以这算是把我勉强地留下来。

我读硕士的文凭是很正式的，盖的钢印，有校长的亲笔签名，有国家教委的统一编号，这是假不了的，但我的论文是老师帮我写的（笑声）。你们的硕士论文大概要3万字左右才可以过关，我的硕士论文大概只有12000多字，其中有3000字是老师帮我加上的。因为涉猎到中国古典的经典，涉猎到国外的文艺学问，这我哪知道，所以老师帮我一个一个抄上，然后做的俨然像一篇严肃的论文一样。

因此我说我是师大的研究生徒有虚名，但是我感觉到能够跟北师大沾上一点边也是光荣。这个论坛他们最早让我去北大，我说北大我不去，我还是选择了师大，因为师大不但是在地理上离我的家近，更重要的是感情上离我的心近。（掌声）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而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种外部环境难道会产生出两种文学吗？这是我今天重点讨论的话题。

■《红高粱》改电影只拿了2800元

80年代社会的改革开放为思想的解放提供了外部非常好的条件，这时候我们一批年轻作家把读到的刚刚译过来的外国作品和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作品进行了比较以后，确实感觉到非常的震惊，意识到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所写的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它只能是阶级的狭隘的小圈子的文学，无法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带着鲜明的阶级和政治印记的作品，不可能唤起人类普遍审美意识来。

文学应该超越阶级观念，应该超越政治立场，应该站在高的、广的角度上铺开整个人生里程，它应该是描写全人类共同的感情。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90年代初期，我想这10年应该是新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由于没有市场经济的干扰，我想当时文学的目的比较纯正，艺术的目的也比较纯正。现在大家一切都在向钱看，那时候大家都比较单纯，对艺术比较虔诚，大家都千方百计地进行探索，把文学作为最高目的，并不是把文学当作一些手段。当然那个时候也有稿费，但是那时候的稿费是不能商定的，是国家规定的，千字大概在5－10元之间，最有名的作家每千字10元，没有名的作家可能6元、7元、8元，大家觉得也很高兴，一部长篇能拿到1000多块钱的稿费也感觉到欢欣鼓舞，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最富的标志是万元户，农村哪一个人成了万元户是不得了的，要登报纸的，现在万元户肯定是极其贫困的象征了，很多人都是亿万元、几十亿元了，万元户已经根本够不上有钱人的标准，但是80年代万元户是很富很富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时候，一个同学有1500块钱，大家纷纷高喊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笑声），要均分他的财富（笑声），现在一个人假如只有1500块钱，估计他就要向人家要饭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很正常，比如我的《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当时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莫言到底拿了多少钱，（笑声）实话告诉你们800块钱的原著费。那时候国家规定一部中篇小说或者一部长篇小说转让给电影的改编权法定是800块钱，哪怕是把《战争与和平》拿来也是800块钱（笑声）；电影剧本无论多么杰出，哪怕拍成的电影得了什么奥斯卡大奖也是4000块钱。《红高粱》我作为编剧之一，张艺谋还对我们进行特别照顾，明明我们写了单集的剧本，张艺谋给我们算上下集开稿费，后来我总共拿了2800块钱，现在一个短篇如果有人要拍电影的话我起码要跟人家要10万块钱（笑声）。讨价还价之后，以5万元成交。

坐在旁边的郑洞天教授插话说值30万，莫言接过话说今天来的重大收获就是知道我要少了，下次可以多点。（一片笑声）我的《白狗秋千架》霍建起改成电影《暖》，我咬牙切齿咬了半天要了5万块钱，可见要得少了很多很多，至少可以要20万。（笑声）

通过这个比较，通过小说改编电影版权费的变化，通过小说稿费到版税的变化我们就知道20年左右的时间内市场经济给文学带来了多么大的冲击和变化。由于外在的变化，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的动机、创作的热情、创作的关注点也毫无疑问地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作家应该为良心而不是为市场写作

当前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就是说在市场条件下的中国文学到了什么状况，我觉得也没有像大家想象得那么可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照样或者说依旧可以产生杰出的文学作品，当然它也会产生许多快餐式的文化垃圾一样的东西，但肯定还会有真正的文艺作品产生。

西方国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人家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始终是市场经济，但上百年来西方一直在产生许许多多真正的、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嘛。基于这个理由，我想即便是中国市场经济永远不会再改变，我们的文学也不会像某些人所想象得那样全部都向钱看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还有很多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在为了文学而写作（笑声），不是为了市场而写作，是为了良心在写作，不是为了外部的声誉或者读者叫好在写作。

市场对我们当然有影响，我们也没有清高到看到金钱掉头而去的程度，刚才我不还说要提高自己小说出版的价格吗？不过我们有一个底线，我当然希望多拿版税，当然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买我的书，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不能说这个细节写出来对文学有利，但很可能会吓跑读者，很可能一部分读者会不接受，我就不要这么写，肯定不会的。

假如这个细节是真正文学的，真正能够表现出我内心深处对文学的追求和我的理念，哪怕读者会不喜欢这些细节我也要把它保留。相反，假如有些描写细节或者故事情节是能够吸引读者的，但是跟我心目中严肃的文学作品不相一致，或者说这些东西保留了以后会影响我的小说或者我的其他作品文学的品位，那我会毫不犹豫的把它删掉，这是我写作的基本底线，这个底线永远不会越过。

■读者就像老天一样难以测评

当然在实际写作和市场磨合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有的人挖空心思想写一部畅销书，想向读者献媚，想讨好读者，但是写出来以后读者偏偏不买账。有的人是杠头，拧得很，故意跟读者对抗，故意制造阅读的障碍，他就是完全忠实心中对优秀小说的追求而写作，很多东西写出来歪打正着反而吸引了读者。假如另外一个作家按照成功作家的路数再操作一遍的话，读者可能又离他而去。总而言之我觉得读者像老天一样，老天中国的气象预报还可以猜个八八九九，但是我想读者的热情、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读者的心态是作家永远无法测评的。

当然我想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读者，这么多的作家，有的人确实能够预测准，有的人也会跟风。比如某个作品忽然畅销了，他马上跟着去，即便卖不到50万，卖10万、8万的也有可能。而且我们的社会现在是越来越宽容了，我们允许各种各样的职业存在，我们允许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存在，每一个艺术的类型都应该有自己的读者和自己的观众。

所谓的严肃的纯粹的文学它也不可能那么严肃，也不可能那么纯粹，比如武侠小说的因素、言情小说的因素、惊险小说的因素完全可以被严肃写作的作家所借鉴，也就是说一部小说肯定不可能提纯得像蒸馏水一样，里面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东西。

我们不应该把当前创作的五花八门、作家的形形色色当作一件不好的事情，而应该当作是件很好的事情，到了今天这种社会状况下没有一个能够适应或者说没有一个能够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的作家，也没有一部作品老少咸宜，已经是像社会本身的状况一样读者分成了无数的层次，作家分出了无数的圈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发表自己的个性，每一个个性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花朵，所以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我认为并不悲观，而且是非常正常的、非常好的现象。

而我们刚才所讲述的所谓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恰好是社会不正常的表现，就是因为我们经过了长期的禁锢和封锁之后突然开禁，而且文学变成了当时社会情绪的发泄口，文学变成了拨乱反正的工具，文学变成了给各个领域被委屈的人平反的一种武器或者一种工具，那个时候社会的关注点确实集中在文学和其他的文艺上。现在经过了20年的发展，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当年说出来可以掉脑袋的话现在大家可以随便地讨论，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还希望所谓的文学黄金时代，还希望文学作为一个社会的重点被所有的人所关注，那就是痴心妄想。

金钱和政治结合会产生腐败官员，金钱和文学结合会不会产生腐败作家呢？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考虑。我就讲到这里。（掌声）

■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民

提问：莫言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忠实读者，但是这个读者主要是对您中期前的作品的喜爱，特别是《红高粱家族》，但是从《檀香刑》和《丰乳肥臀》之后我就不敢读您的作品了，我主要是想保留对您以前的好印象（笑声）。因为我觉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作家想保持对经济的抗争，但是在书商和其他的条件下不自觉地向经济屈服了。我特别喜爱《红高粱家族》，另外还有一部不太著名的作品，但是对我的冲击很大，就是《天堂蒜薹之歌》，《红高粱家族》因为写山东高密这个地方受到了当地很多的荣誉，而写《天堂蒜薹之歌》听说受到当地干部的指责，甚至扬言要报复。在经济条件下政治到底现在对您有多大的冲击。

从《天堂蒜薹之歌》中我看得出来您对农民是非常同情的，对农村问题也是很关注的，现在为什么很少了？（掌声）

莫言：这个同学的问题包罗万象可以讲一上午了（笑声），我简洁地回答一下。

首先我不知道你对我过去的作品是不愿意读还是没读，如果没读就下结论的话还应该再读一下。我觉得《丰乳肥臀》和《檀香刑》一直保留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的磅礴和韧性，而这两部作品毫无疑问没有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但可以说《丰乳肥臀》这个书名很商业，很包装，很煽情，当然在书出来的时候也受到了很多类似的批评，我一直在为自己辩解。这个书确实没有考虑到太多的商业，因为考虑到商业的话我就不会用这样的书名，而且我也预感到假如用《丰乳肥臀》这个书名，这本书很可能会带来麻烦，进一步就是要被禁止，一禁止的话我的书就不能再出了，商业上肯定会有大失败。但是我对这本书的书名一直沿用到现在不后悔，我觉得书名和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本书换了任何一个书名都是不合适的。关于《丰乳肥臀》的问题如果你有疑问可以问张清华教授，他是《丰乳肥臀》专家。（笑声、掌声）

关于对农民的同情我要纠正这种同情的说法，因为不仅仅是同情，我觉得我跟农民是血肉相连的或者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民。我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是因为他在没成为作家之前的生活所决定的。我对农民的关注现在依然非常强烈，尽管我现在远离故乡，每年只回去两三次，没有像当年当农民那样天天在地上，但是我对农村的了解与对农村的关注非常强烈，我跟农村始终没有隔断，农村目前发生的一切变化，当下农民的想法，当下农民的痛苦、困惑和他们心中真实的想法我还比较了解。

现在，我对农民的关注和同情不但没有减弱，而是越来越强烈。当一个作家的心中充满膨胀气息的时候，膨胀情绪的时候，他的作品里面不可能不表现，相信你如果继续关注《红高粱》之后的作品，你会从我的小说里读到我刚才所宣泄的情绪。当然也会有人批评，这样不节制了，这样就是宣泄了，这样背离了文学优雅的传统，想优雅就让他们优雅去吧，我是一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对社会的不公充满愤怒的作家，我宁愿把所有优雅的读者吓跑，我也让我的小说不优雅。（掌声）

■作家要善于把别人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

主持人：有一个书面的问题。莫言老师您好，我是北师大文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对文学创作比较感兴趣，但目前还仅限于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创作，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独特的创作经验？

莫言：每个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都离不开写自己的经历，我个人刚开始创作也是走这样的道路，如果一个作家仅仅局限和满足于写自身经历，写自己所了解和知道的事儿，他的创作资源很快就会枯竭。一个人从20岁开始创作，20岁以前的记忆写几部小说就写差不多了，这种创作现象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当时很多老作家像写《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第一部都写得非常好，非常吸引人，写的也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后来的作品就发现编造的氛围非常浓，跟第一部作品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第一部小说是他全部的经历，写光了。

一个好的作家或者说一个能够持续不断地写作的作家必须能够掌握一种技能，这种技能就是说把别人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这种能力我想是一个作家基本的素质。怎么样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第一要借助于想象力，第二要借助于自身的经验。

怎么样把别人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还要有虚构细节的能力，有一种沿着情节往后延伸想象出细节的能力来。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比如说我在几十年前读过一部革命战争小说，写抗日英雄的，有一个抗日英雄经常一个人跳到日本人的火车上去，把押车的日本鬼子的脑袋用大刀砍下来，最后他被日本人抓住了，脑袋被砍掉了，村里的老百姓当然希望英雄不死，于是一个关于英雄没有死的神话在村子里传说开来。说鬼子实际上并没有把英雄的脑袋完全砍下来，只砍断了一半，每当月圆之夜这个英雄就会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沿着街道来回奔驰，这个情节没有说服力，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胡说的，是老百姓内心的一种美好愿望，希望英雄不要死。但是这个作家很高明，也可能是无意的，他在讲述情节的时候加上了两个细节，就是说这个英雄骑在马上，左手托着下巴，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的画着红色梅花的绸巾，这两个细节就把虚构出来的情节证实得栩栩如生，为什么要托着下巴呢？因为头砍断了一半，前面是连着的，后面断了，不托下巴的话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脑袋就掉下来了（笑声），而且脖子上的这条绸巾是固定脑袋的，双重的保险，就使虚构的细节变得像真的一样，大家也感到这个英雄真的没死，否则的话怎么能看得这么准确，这么仔细呢。

这个技能掌握之后你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写下去，写完了自己可以写别人，写完了中国可以写外国。（掌声）

提问：在您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有关感官体验以及意向学组合的东西，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这中间充斥了充分的情感以及非常奢华的想象力，请您谈一下有关情感想象力以及意向选择关系的问题。

莫言：提问的这个同学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关于想象和感官、感觉是许多评论家在评论我或者研究我的时候惯用的术语，我本人在写作的时候确实没有这么复杂的想法，我就上了小学五年级，认识大概500多个汉字就开始写作，后来可能又加上了500多个汉字，现在顶多是1000多个汉字，我怎么会有那么复杂的想法？可能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不自觉地把童年的记忆和经验变成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了，比如我很小就辍学，一个人牵着牛和羊在广袤的田野上放牛放羊，在草地上躺着，看着蓝天、白云和天上的鸟，这时候脑子里经常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身体也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这些幻觉的东西是童年时期所培养出来的对外界事物和大自然的感受，在写作的时候当作经验写出来，结果经验变成了文学的形式。复杂的东西我真的说不好，你们当然可以尽量把它理论化，理论化的程度越高我越高兴，显得我有多了不起。（笑声、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