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不幸的男人：头发稀疏，面若苦瓜，身材就像保龄球瓶；老婆也随着他人到中年，胸上的肉转移到屁股上，身材就像保龄球，丑还罢了，而且凶悍。保龄球一旦撞击球瓶，男人就像炮弹一样带着脆响飞出家门，身体还被弯成折叠椅的角度。从地上爬起来，报一个揶揄的媚笑，然后乖乖回到家中，等待下一次撞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漫画书《双响炮》时的惊叹。当时看的是台湾版，后来大陆也得以引进，由我所供职的出版社出版，由此也与朱德庸结下了一段交情。

朱德庸有着台湾人的礼数和风度，每次来大陆，他和太太都要大包小裹，为这边的诸多相识好友携带礼物；同时他也有着艺术家的敏感和才气，用他太太冯曼伦的话说，单是朱德庸漫画书边栏上的补白，就够奢侈的了，每一条都能再画成漫画。

在我看来，朱德庸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对人生百态的感悟和抽离后的深刻再现。20年前，年轻未婚的他服兵役时，画起了反映夫妻生活的《双响炮》，结果他的母亲在菜市场经常被邻居质问，为什么对老公要那么凶。这样的角色差一直存在于朱德庸的创作生涯中：结婚后，他将单身女性的生活绘入《涩女郎》；人到中年，《醋溜族》开始描摹都市新人类；做SOHO一族良久，又画起了《关于上班这件事》。居于此岸，而能体味到彼岸的光景，这就是艺术家。

我俩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喜欢神秘玄疑的事物，喜欢好莱坞明星梅格·瑞安，还有一条，我们小时候都写过同样结尾的作文：对岸的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去解救解放他们。由于这些相同点，我们的相处还算愉快——抛开工作关系。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来北京不久，我就告诉了他“贱”这个字眼，及其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内涵。他马上同意，犯贱是男人的一种美德，于是，“贱啊”成为我俩交谈中的最常用词汇。

标准的双响炮故事是这样的：夫妻俩一起看电视剧，剧中男女主人公深情款款地说：“让我们彼此相爱，海枯石烂，永不分离。”两口子大为感动，将手握在一起。然后剧终，出字幕：“本故事纯属虚构”，两人看毕，颓然分手，苦瓜着脸洗洗睡了。

人生的悲哀和无奈，到这一步也就行了，日子还得接着往下过啊。

词人乔羽有一次开讲座，有人问他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乔老爷说：“我的诀窍是一个字：忍。”这时他的太太在旁边插话道：“我的诀窍是四个字：忍无可忍。”在我看来，乔奶奶比乔老爷悟得要深，乔老爷只是认识到人生需要忍，乔奶奶却认识到了人生没什么可忍的。这才是真正的心无挂碍。

在漫画中将人生的况味琢磨一遍后，朱德庸和娇妻玉儿在现实中生活得有滋有味的，这也是“贱”的境界吧。

只是有一个困惑一直存在我的脑子里。有一年，我陪他去杭州接受电视访谈，他谈到与太太一起上街，温顺地接受太太的命令，太太喊“闭嘴”，他就不再说话；太太说“张嘴”，他就开始说话哄太太高兴。这一场景令演播室里许多生活在一团怨气中的观众啧啧生叹，而我则开始思考一个语言学问题：“闭嘴”的反义词是“张嘴”吗？似乎不大对头，那么到底是什么？ （张立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