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成为永远的回忆

《旁观者》德鲁克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定价：38.00元

在此书中，德鲁克自谦为时代的旁观者，其实他早已超越，成为时代的解读者，人性的观察家，管理的思想家。

《大师轨迹》德鲁克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定价：32.00元

此书与其说是德鲁克近百年的思想轨迹，倒不如说是20世纪一部“管理”的演进史。作者以其记者特有的敏锐度，鲜活地呈现出德鲁克的原始风味与真实的面貌。

《管理的实践》德鲁克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年12月版 定价：28.00元

全面探讨管理学的第一本著作，被誉为管理学的奠基之作，是率先说明管理是企业的特殊功能、管理者肩负了明确责任的管理书籍。

《21世纪的管理挑战》德鲁克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1月版 定价：28.00元

此书只涉及明天的“热点”问题，即关键性的、决定性的、生死攸关的和明天肯定会成为主要挑战的问题，从6个方面深刻分析了21世纪管理者面临的挑战。

美国当地时间11月11日，被称为“管理之父”的彼得·德鲁克在他洛杉矶郊区的家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天离他96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八天，而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为他准备的第六个生日贺卡再也无法送出。

“每年我们都会有人亲自为德鲁克送上贺卡，但这次刚刚准备好，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常务副院长、德鲁克研究会会长黄建东说。黄建东还记得他在今年1月28日，到德鲁克家去拜访的情景：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房子，95岁的德鲁克带着助听器，自己蹒跚着走到了客厅。“当时他精神还很不错，对我也非常和蔼，一点大师的架子都没有。”

据黄建东介绍，明年，德鲁克生前写作的最后一本书《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实践》将会出版。这是德鲁克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写作的一本书，也是他一生中第39本个人著作。“他不仅是一个管理大师，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从1939年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开始，德鲁克就从来没有停过笔。而他所写的文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管理等多方面。”黄建东说。今年，《哈佛商业评论》为其刊登的最佳商业文章进行评选，德鲁克的文章《什么造就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获得了“麦肯锡奖”第一名———这是德鲁克95年的人生中获得的最后一个奖项。“他可能还想继续写下去，可惜不行了。”黄建东说。

1954年，德鲁克的著作《管理的实践》正式出版，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一门新的学科——管理学就此诞生。虽然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影响波及全世界，他的著作被翻译成37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但德鲁克本人似乎一直不太喜欢人家把他当作管理学家。他曾经说过，他希望别人把他当作一个记者，就像他的《旁观者》所描述的一样，他像一个记者一样敏锐地观察和记录着身边的人、组织以及整个社会，并从中发现被他人所忽视的各种规律、现象以及历史。

我们不知道德鲁克在当年写作《旁观者》时，回忆了多少曾经影响了他的人。但我们知道从2005年11月11日那天开始，彼得·德鲁克也将成为众多受他影响的人的回忆。（记者甘丹）

■管理解读

德鲁克：混沌之中创管理  

彼得·德鲁克走了。

在这个被尊为“现代管理之父”的人身后，是已蔚为壮观的管理学体系。今日，管理早已成为一门显学，渗透在上自国家政策、下至个人生活等诸多社会领域中。

而为我们奠定管理学之基石、注入管理之灵魂的正是这位“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在他之前，人们尚不知管理为何物。从他的身上，我们再一次验证了时势造英雄的真理。

德鲁克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部管理学的发展史。1909年，德鲁克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出版世家，父亲为奥地利经济部高级官员。

他自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机会接触许多杰出的人物。1929年后，德鲁克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国际银行的经济学家；1937年移民美国，曾在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跨国公司任经济学家与管理顾问，由此展开其人生中最辉煌的一页，而打造其辉煌一生的里程碑正是以下诸多经典巨著：1933年，24岁的德鲁克完成了《经济人的末日》，断言希特勒会大屠杀犹太人，会和斯大林缔约，但是第三帝国终会崩溃。那时希特勒势如中天，没有一家出版社相信他的推论，也不愿为他出书，直到1939年他到美国后，才终于出版这本书。

1941年，德鲁克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ofIndustrialMan），在书中他率先提出管理的重要性，并指出企业终会成为工业社会的主体，在这种体制中，不但要实现管理的原则，也要兼顾个人的地位和功能。从此，他研究的兴趣及写作的重心都专注在企业管理方面。

1943年，在阅读了《工业人的未来》之后，通用汽车总裁斯隆请他研究分析通用汽车的公司政策和组织结构。于是德鲁克便以这个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企业为蓝本，针对工业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工业秩序进行全盘性的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写成了《公司的概念》（ConceptoftheCorpo鄄ration）一书，书中对大企业的组织与结构有详细而独到的分析；创新性地主张把员工视为资产而非成本，认为企业应采取人性化的管理，企业主管除了追求营运绩效，也应注意企业的社会责任。另外，他也提出以企业分权结构取代传统威权式的层级结构。这是他在企业管理领域的第一本专门著作，建立了当时尚无人所知且还无人教授的“管理”学科，由此开启了管理热潮。

1954年德鲁克出版《管理实践》一书，从此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从而奠定管理大师的地位；1966年出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成为高级管理者必读的经典之作；1973年出版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则是一本给企业经营者的系统化管理手册，成为经典教科书，被誉为管理学的“圣经”。

1979年，《旁观者》一书出版。与其他书不同，这是一本记录其一生知识及人生旅程的回忆录。要了解德鲁克，此书是不得不看的。德鲁克说：“这本书虽不是我‘最重要的著作’，却是我个人喜爱的一本”。通过与其交往的众多大师级人物的描写，我们得以略窥这位管理大师多彩多姿的一生，以及他对“管理”以外的许多见解，明了德鲁克何以成为今日的德鲁克。

德鲁克贡献卓越，影响深远，一生共写了四十四本经典作品，六度荣获麦肯锡论文奖，发表近四十篇哈佛商业评论的经典文章。晚年，在总结“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时，德鲁克写道：“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宏观的思维与微观的坚持，加上成熟的心智，开阔的视野，超然客观的立场，是德鲁克一生硕果累累的原因所在。事实上，作为第一个提出“管理学”概念的人，当今世界很难找到一个比德鲁克更能引领时代的思考者。他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在于成果。”上世纪50年代初，他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他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说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上世纪90年代，他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此外，早在1969年，他在《不连续的时代》（TheAgeof Discontinuity）一书中已经指出政府功能的有限，因而强调民营化的必要性，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还早。

但是，尽管他成名很早，思想、见解独到超前，但其智慧却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被学界主流认可，如在《公司的概念》出版后，美国学术界对其横加批评，而当时的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更因此不再邀请他参加政治理论研究委员会。时至今日，这种囿于学科和派系纷争的风气依然。对此，德鲁克本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顺理成章。而社会自有公论。

2003年7月，94岁高龄的德鲁克接受了美国总统布什颁赠的美国最高荣誉勋章“总统自由奖章”，这可谓一份迟来的荣誉；媒体也给了他最恰当的评价：“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一个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在商界，包括杰克·韦尔奇在内的众多杰出经理人对其理论身体力行。而所有这些，德鲁克是受之无愧的。

大师已去。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们最后道一声：大师，走好！(曾昭逸)

出版简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德鲁克的作品就被介绍到了国内。只不过当时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以内部刊物的形式，被翻译过来介绍给国内的管理者。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德鲁克的作品才零星地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海南出版社等出版，但国内一直没有系统地引进过德鲁克的作品。

据最早出版德鲁克《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的出版方、海南出版社版权负责人孙芳介绍，最早引进出版这套书时，国内出版德鲁克专著的出版社还相当少。“我们当时觉得德鲁克作为一个管理大师，除了管理学方面的东西很值得引进外，他个人的这本回忆录也是了解他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作品，所以我们就首先出版了这本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只是零星地出版了一些德鲁克的著作，而且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德鲁克研究会会长黄建东提供的资料显示，国内所出版过的作品也大都是局限在一部分德鲁克比较重要的书上，比如《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等。

从今年开始，机械工业出版社将陆续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出版20多种德鲁克的作品。据策划德鲁克系列作品的出版人张渝娟介绍，这20多种德鲁克的作品主要还是集中在管理学著作上。那时候，德鲁克的译名为“杜拉克”，台湾仍沿用了这一译名。

“德鲁克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我们暂时不会出版。”张渝娟介绍。此套丛书的策划者王蕾表示，德鲁克在授予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中文版图书时，都是亲自在授权书上签了名字的。同时，德鲁克还建议中国读者应该先看《管理的实践》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两本书，或许会更容易了解他的管理思想。（记者 甘丹 张璐诗 姜妍）

德鲁克：我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

        彼得·德鲁克（1909-2005）1909年11月19日，生于维也纳，父亲为奥国财务官员，曾创办萨尔茨堡音乐节，母亲是奥国率先读医科妇女之一；1938年，父母因反对纳粹，逃往美国；1931年，德鲁克获法兰克福法学博士；1942年，受聘为通用汽车公司顾问；1946年，出版《公司的概念》，对成功的大企业有细腻而独到的分析；1954年，出版《管理的实践》，奠定大师的地位，并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1966年，出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成为经典之作；1973年，出版《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巨著，该书被誉为“管理学”的“圣经”；至今已出版超过30本书籍。

■管理访谈

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高级执行副总裁、美国ServiceMaster公司前人员发展副总裁及首席培训官M.L.希拉德：

德鲁克是个社会观察家  

新京报：请谈谈你认识的作为“现代管理学大师”的德鲁克。

希拉德：我是ServiceMaster公司的人员发展副总裁，德鲁克就是ServiceMaster的长期顾问，他写书，特意提到美国一家给医院、学校提供清洁服务员工的公司，指的就是我们。我们单独合作不多，但他不时会来访，指导员工，我们一起开圆桌会议，他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

新京报：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德鲁克的原则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

希拉德：德鲁克先生对我的影响源自1966年，当时我读他的书《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就意识到，德鲁克说的东西，我在企业管理方面将很受用。之后我把他写的书都找来看了。后来，北京的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建立，我有机会跟德鲁克见面时，感觉到，他对我个人的影响在于，他对人与对管理的观点完全统一，在管理进行的过程中，他不会把人的角色分开。他说不是去管理人，而是管理工作的过程，但你必须带领着人们走过这个过程。因此没有人是可以管理别人的，只有引导，而被引导者最终完成自己的工作过程后，会感到这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这点是德鲁克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影响。我当管理者的时候，谨记德鲁克的原则，不会去“管理”员工。德鲁克提醒我，我只是从做计划、思考如何开展计划、设定目标这些方面着手，由员工告诉我想做什么，怎样做，我再来统筹，这个过程中我跟员工是合作的关系。

德鲁克另一个影响我的方面，是他擅于用提问的方式来指导，让我们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找到解决的答案。

新京报：在中国，德鲁克的理论实践得如何？有没有难度？

希拉德：有难度，难处来自德鲁克提出的建议，要实践起来，有时候跟中国的习惯、文化背道而驰。

要去改变自己的传统习惯，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因为一般来说，尽管人们认同这种运作的方式，但一旦发现跟一贯的做法相反，有可能就放弃了。比方说，德鲁克问，如何对待一个表现不好、没有达到公司要求的员工？在西方，公司会马上解雇这个人；但他这里不喜欢这样，总是想方设法宽容，因为很多人觉得这样没面子。德鲁克并不是要针对谁“炒”谁的“鱿鱼”，如果表现不合格，就应该离开，继续呆下去，反而会继续“丢脸”，所以其实德鲁克帮了这些员工一个大忙。

新京报：德鲁克理论在其他国家的经历如何？

希拉德：每个国家的习惯不一样，德鲁克一向尝试突破这些限制，土耳其、厄瓜多尔、英格兰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这些国家对德鲁克的理论基本都能接受，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习惯上的冲突。

新京报：德鲁克对目前仍走红中国的MBA有不认同之处，比方他批评MBA课程很少涉及社会，你对此是否认同？

希拉德：我认同，因为德鲁克不允许愚蠢的做法。他之所以批评MBA，因为MBA课程只局限于让学生通过考试，然而拿了文凭的人，却对产品的生产、人员发展、回归社会做贡献等等毫无概念。德鲁克批评的不是管理学考试本身，而是反感MBA成为以分数取人的机器。无数的人追逐MBA，因为MBA似乎成为安逸生活的保证，考上了就有大把的票子，可以买车买房。

新京报：那么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建立之初，有没有想过要取代MBA，或者至少改变人们追逐MBA的功利目的？

希拉德：我觉得我们这样想的话，就像是用筷子去吃一头象。MBA发展得太庞大了。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学生像赶潮流那样追逐MBA，就像他们追逐最新型号的手机、快餐那样。尤其是，考上MBA似乎是让朋友羡慕、家人认可的，但最终有一天他们会睁开眼睛，发现这种标准没给他们真正带来什么。光华管理研修中心体现的就是德鲁克的理论，学院的主要职能是给没有上过大学的管理者提供进修机会。德鲁克毕生都在努力帮助年轻的管理者学习，很多学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上过大学，或者没有考MBA，但这些人其实很多很优秀。我们的学生里也有几年前拿过MBA文凭的，但他们说需要吸收更多有实际帮助的知识。

新京报：据你所知，迄今为止，德鲁克的理论在中国实践得如何？接受程度有多高？

希拉德：我见过的有很多人看过德鲁克一本书以上的，很多人听说过德鲁克，但不大了解这些理论到底讲什么。在过去的两三年间，德鲁克在这里的影响，好像一朵花慢慢地开了，尤其在北京和西安。光华管理研修学院目前就在北京和西安有，西安有个科学院想引入德鲁克的理论，于是前几个月我们就在那儿建了个学院，现在有六七十个学生。

新京报：请谈谈你跟德鲁克的交往？除了他在工作上影响你的那一面，别的方面德鲁克是怎么样的？

希拉德：德鲁克有太多朋友，我跟他认识，但不算太近，他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职务。我们有时候一起去吃饭。他很好相处，是个亲切的人，他可以很出世，他是基督教徒，并不因为他是美国人或家庭渊源的关系，而是因为他真的有这种信仰。他的视角并非一个美国人的视角，而是具有国际性的眼光。也许跟他年轻的时候在法兰克福当记者有关，我认识的德鲁克是个社会观察家，他是个博士，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学院派”。他敏锐地观察与捕捉经济生活与社会上的细微变动，观望各国潮流的改变、宗教冲突、人口膨胀与战争祸患。

■专家访谈

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常务副院长、德鲁克研究会会长黄建东：

德鲁克注重人的角色  

新京报：在国内，像德鲁克研究会这样专门从事德鲁克研究的机构是否还有？德鲁克的思想在国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关注的？

黄建东：彼得·德鲁克是光华管理研修中心的首席顾问。作为机构来讲，德鲁克亲自授权的应该只有这个研究会。我们不仅对德鲁克的思想做一系列的研究，还和人大商学院一起开办了德鲁克EMBA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国内更多的管理者了解德鲁克的管理思想。

实际上，德鲁克的思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介绍到国内了，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他的思想才开始颇受关注。

从那个时候开始，海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就开始翻译出版了一些德鲁克的书。现在，在国内学习德鲁克管理思想的人越来越多。

新京报：你说德鲁克的思想对国内的管理者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哪里？

黄建东：海尔集团CEO张瑞敏在海尔创业初期就成了德鲁克迷，并到处搜集德鲁克的著作。

他根据企业的实际，创造了“日清日高”工作法，使海尔于1988年在行业中以劣势小厂的地位战胜许多优势大厂，摘取了中国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张瑞敏在给《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本书做序的时候，就提到，“这枚金牌要归功于‘日清日高’工作法，更要归功于德鲁克先生。”他说读德鲁克的书，感觉德鲁克就像他的一位同事，虽然与你面对相同的事实，却从不同的视角说出了你不曾想到的新理念。

德鲁克对中国的发展有他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应该有自己培养的管理者，而并不是把国外的管理思想照搬过来，或者是到国外去聘请管理者。他的整个想法都是针对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变化的。为什么他的思想能够在那么大范围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就是他的管理思想是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

新京报：这种不一样体现在哪里？

黄建东：德鲁克并不是简单地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置于一个大的系统中研究管理，得出了与其他管理学者不尽相同的结论。比如泰勒的思想就是教我们如何想办法让工人提高生产力，但却忽略了如何去激励人。

德鲁克不一样，他很注重人的角色，也很注重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他的很多观点，都能分析到企业最根本的问题上，因此他也总是能得到不一样的观点。比如他问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大部分人可能会说是赚钱，最多也就是说创造社会财富，但德鲁克给出的答案却是创造客户。这就是他的不同。

杰克·韦尔奇曾说：“全世界的管理者都应该感谢这个人，因为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我认为彼得·德鲁克比任何其他人更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

新京报：今年德鲁克的20多本著作被陆续地、系统地引进到国内，你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如何能够更有效地来阅读他的书。

黄建东：德鲁克一共写了39本书，包括最后还没有出版的这一本。但一般说来，他每一个年代都会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推出。

1954年，他的《管理的实践》是现代管理学科建立的一个标志，是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管理学这个概念。

而他1966年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更是一本受关注的书，这本书被不断地翻译和介绍，因为在这本书中并没有那些枯燥的公式和推论，而是用各种具体的例子详细地分析。

而1973年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85年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90年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原理与实践》以及后来的《21世纪管理挑战》等都是他非常重要的作品。

这些作品应该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人物追忆

德鲁克的学生，远流管理咨询公司、德鲁克管理研究中心大中华区CEO首席顾问詹文明：

回忆德鲁克的点点滴滴

我是1994年10月6日在台北凯越饭店的一次亚洲高级主管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德鲁克的，当时只是寒暄了几句，并合影留念。3年后，1997年1月20日，我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只身前往美国克莱蒙特德鲁克管理研究中心进修，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还能记起我们合影的事情。当时我就很震撼，觉得这个人真是博闻强志。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对人很冷漠，基本上没有什么话，不热情也不擅于找话题，他认为与不熟悉的人聊天是耽误时间的。上课的时候也很有意思，他经常会一下子讲很多话，然后突然停顿下来，站在那里思考，思考自己是不是说了太多的话，开始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

和一般的长者不一样，德鲁克从不拥抱别人，总给人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他的两眼有神，身体语言的感染力远远多于说出的话。他是一个严于克己的人。在校期间，我寄宿的屋子离德鲁克家仅十几公尺，每晚见他九点熄灯，早晨五点亮灯，拄着拐杖四周散步。

他每天如此，每周也如此，一切回归自然，真正做到中国人常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他生活的健康体现在方方面面，88岁还自己开车，他不喝可乐，上楼梯也从不让人搀扶。所以最后他真的是寿终正寝，很自然就走了，没有痛苦和哀伤。

他很朴素不张扬，连生日也不想庆祝，一生中只有八十大寿那一次有过一点活动。那一次是他的3个学生提前把帖子印好发了出去，他知道后就很生气，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后来，他要求大家答应了3件事后，才同意庆祝生日。这3件事是：操办庆祝生日费用不得超过2万美元（当时集资已超过8万）；不得超过800人参加；下不为例。所以，他80岁的生日成为了他一生中惟一一次大家一起为他庆祝的生日。

德鲁克为人低调到让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别人称他为大师，他就会说“吹牛”或是“dirtyword”（脏话）。他更喜欢被人称为“社会生态学家”，认为人就是平凡的。在学校里如果学生没有认出他，他也不会在意。

他觉得中国的CEO太忙碌，大小通吃，什么事都要管，其实应该做得越少越好，“做少就是做多，做更多就是没做”。他认为中国内地的管理者是以机会为导向的，如果能转变成以管理为导向，那么中国将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他对此寄予厚望。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很感兴趣，他很欣赏中国的古字，他对中国帝制是这样评价的：“一部没有制度的历史，一部只有人治的社会”，他把中国历史看得多么透彻。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也都非常出色，他的大儿子19岁就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24岁成为系主任。他的孙子13岁就成为苹果电脑顾问，18岁取得了建筑师执照。

大师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我，我的生命也因此而改变。向大师求学几个月后，我坐在回来的飞机上就想，即使当时飞机掉下去了，我都觉得心满意足。所以得知大师去世的消息，我整个人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即使自己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难过。 (本报记者 甘丹 张璐诗 姜妍 供图/机工社华章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