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又繁荣起来。但这个时段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与此前的同类题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现代文学史中，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张天翼、丁玲、路翎等，都创作或塑造了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形象，或是张显个人主义，倡导民主自由，意在开启民智；或是表达在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

苦闷彷徨，揭示这个阶层的软弱矛盾；或是书写知识分子在历史紧要关头作出选择时的犹疑不决……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是万花纷呈丰富又生动。这与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自由和独立性相关。进入共和国之后，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但这个阶层的不洁、可疑和问题，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于是，对他们的整肃、改造就成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被坚持下来。知识分子们努力地检讨、忏悔、自我改造，努力接近新的文化和文学的实践条件。林道静就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学形象的典型，她在人生导师的教导和参加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完成了革命身份，然后成为一个凯旋的英雄；进入80年代，这个阶层从炼狱中再生，痛述苦难和表达忠贞是这个题材写作的基本诉求。我们在大墙内外、旷野边地，看到的到处都是"忠亦诚"坚贞的身影。事过境迁之后，这些"忠诚"的"知识分子"们似乎已被彻底忘记。

上个世纪末，准确地说是自《废都》始，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又一次被改写：在市场经济或商业霸权主义的支配下，知识分子优越的精神地位开始塌陷，他们明显地感到了不适。庄之蝶的精神破产，形象地阐释了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地位和心理状态。当然，《废都》也从某种程度上真实地表达或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复杂性或先天缺陷。它当时引起的广泛争论还集中在道德层面，这也反映了批评界眼光和视野的局限。但此后，关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繁荣则是不争的事实：《高老庄》、《沧浪之水》、《经典关系》、《作女》、《我的生活质量》、《桃李》、《所谓作家》、《所谓教授》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或精神状态。它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大概也只有五四时代可以比较。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发现，丧失了启蒙话语之后的知识分子，认同了各种文化或世风。作官和经商是他们的普遍的选择，即便生活在院校做了教授的知识分子们，也试图最大限度获取现实利益。他们曾经热衷的启蒙、人道主义、国家民族等大叙事已经为购车、购房、博士点、一级学科、学科基地、科研经费等小叙事所置换。因此，谁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像当下这样被严峻地提出。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刘兆林先生的《不悔录》。刘兆林先生是80年代以来著名的作家，特别在80年代的军旅文学创作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父亲祭》等作品曾传诵一时。后来，他做了一个省作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事务性的工作使他必须以创作的代价来支付，因而较长一段时间，文坛逐渐消失了他以小说作品发出的声音。但刘兆林显然在工作和散文随笔写作之余，做着可能的创作准备。当我看到长篇小说《不悔录》打印稿的时候，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不悔录》集中书写了一群作家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体制建制里的作家协会。作家协会本来是一个群众团体，它的工作被认为是：鼓励和帮助作家深入生活，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组织推动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和研究活动；扶植培养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文学队伍；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创作题材多样化和各种艺术风格、流派的自由竞赛；加强同台湾作家、港澳作家和海外华侨作家的联系和团结；积极开展中外文学交流，扩大同外国作家的联系等。但是，群众团体在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已逐渐演化为正统的官方组织，主要领导的级别以及它的组织形式及宗旨，和体制内的其他组织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作为"群众团体"已名不副实。

《不悔录》以"自叙传"的形式，生动幽默并带有反讽意味地叙述了作家柳直进入不惑之年到"作协"一年间的特殊经历与心路历程，主要是他同"作协"主要领导和与"作协"相关的人与事的微妙关系。它的主要人物是"作协"副主席柳直和"作协"党组书记盛委、作协主席铁树。但这些主要领导们，特别是书记和主席，每天做的和想的基本是权力斗争，副主席柳直也只能是忙于应付毫不重要的琐屑事务和在书记、主席间的平衡术。这些主要领导只对权术之争感兴趣，他们最不关心的大概就是文学创作了。这些人无论在"作协"内外，基本不谈文学。书记和主席间是互相诋毁甚至公开表示不睦；副主席柳直也不是有自信心和正义感与鲜明立场的作家。在"开舞会"、"发稿件"、"选作协新大楼地址"、"换届"等所谓的"主要工作"中，他们各怀心腹事，勾心斗角、恩恩怨怨。"作协"的日常生活和特殊时期的没落状态被刻画得跃然纸上淋漓尽致。作家们也不是怀有使命意识和旺盛创作力的群体。在《不悔录》中，竟没有看到一个作家写作或作协出面认真讨论一部作品。因此，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价值或意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揭示了作家或知识分子，在权力体制中逐渐暴露出或诱发出的丑陋和虚伪。他们不仅丧失了文学的想象力和创作力，而且膨胀了比普通人还要丑恶的利欲熏心。但它却不是以喜剧或漫画的方式表达的，它虽不乏幽默与反讽，却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

作品客观地呈现了几个典型人物，叙述者虽然没有对"作协现象"直接地作出批判，但他通过主人公不乏自审意识地对"作协"日常状态的客观表达，已经隐含了他批判的立场。他在最后一语双关地看到了"曙光"，即表明了他的希望与批判态度。因此，《不悔录》以小说的方式再次提出了体制以及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真问题，他的叙述貌似平和，但却有绵里藏针、震慑人心的艺术力量。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当下关于知识分子题材以及体制问题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一定会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孟繁华

2005年1月18日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