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世平传》获得中国首届传记文学作品奖并不是偶然的，它为琳琅满目的传记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崭新的艺术形象，它以独特的创造奠基了一座精神之塔。廖琪苦心孤诣着力建造的精神之塔既是个人的，又是民族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时的；既是平实的，又是写意的。作家透过庄世平的精神内核折射了一个民族的辉煌，聚焦了一个时代的风云。

在色彩斑斓的传记文学谱系中，廖琪的《庄世平传》有着别样的质泽和深刻的内涵。这部十年前出版并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的长篇传记文学，最近又被“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中国作家创作成果报告编委会”和“中国优秀人才杰出贡献新闻文荟编委会”联合评为金奖，作者廖琪还被提名为“构建和谐社会中华民族知名作家”。

廖琪是小说家，小说家对世界的把握方式主要经由虚构故事的途径来实现。但是，这一回，廖琪以14年的时间——从33岁到47岁——人生最可宝贵最具创造力的一段年华，来经营一部非虚构的作品。是什么使廖琪对这个角色如此痴迷？廖琪在再版后记中写到，是庄世平先生伟大的“人格力量”，使作家心甘情愿地投入了生命中弥足珍贵的一段时光，去回溯、追踪一个人的精神历程。

题材的优势与作家的选择

传记文学这种题材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一开始就获得了为虚构性文学所没有的“优越”之处。首先，是题材对象的知名度高，为世人所熟悉。一般而言，传主不是政坛领袖、商海奇才，就是学界巨擘、艺苑翘楚，他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具备某种传奇的成分。《庄世平传》是契合这种题材特征的，作为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庄世平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由于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侨领，在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中更享有崇高的声誉(他是现任和第三、四、五届全国侨联副主席，还拥有众多的社会兼职)。其次，是题材对象的“含金量”重，哲理性强，伟大人物常常与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题材往往蕴含深沉的历史思情，值得作家做全方位的开掘。庄世平的一生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他在香港上空挂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他第一批获授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勋章，他第一个向中央提议在古都西安建立“香港回归纪念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庄世平已经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香港联系在一起，而民族大义始终萦怀于心。

但同时也要看到，传记文学的题材对象是一个优势和局限并存的混合体，其题材属性要求作家既要注重时代背景和生活事实的真实和准确，又应当像小说家那样追求人物形象的鲜明和完整，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题材对象是人所共知的名人，从接受美好的角度看，读者已预先产生了较高的心理期待，但在阅读时，因为熟知人物的故事梗概，缺乏一种审美的距离，从而失却了艺术欣赏中所不可或缺的陌生化效果。廖琪在这两方面的处理上做到扬长避短，显示了独具慧眼而又深具意味的文学选择。

首先，《庄世平传》突出的是一片陌生的领地。从庄世平富于传奇的一生来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但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不是走向冲锋陷阵的国内主战场，而是另辟蹊径，到国外，到港澳去办实业，联络华侨，筹集经费，通过外围的运作呼应中心去发展。庄世平的形象是集侨领、革命家、爱国者于一身的复合的形象，庄世平的历史是融铸了华侨史、革命斗争史、英才成长史的一部交响诗。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使《庄世平传》区别于以往那些单纯的人物传记。

其次，作家强化了题材本身和时代关系的功能特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廖琪认为，文学的功能和责任，不在于历数奇迹，而在于叙说奇迹背后的艰辛与运筹，从而揭示一个时代和人物的辉煌。庄世平作为一位长期活跃于港澳的金融家、银行家，他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实践，对改革开放的真知灼见，都是内地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的现代化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廖琪把它作为其中一条主线贯穿全书，以凸现人物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这部传记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我们留下某种理性规范、某种行为模式，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

再次，作家与传主的互渗交融达到了异质同构。作家选择传主，传主也在选择作家。廖琪的执着、朴实、机敏获得了庄世平的信赖，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在这里，主客体遇合、默契、交融渗透的程度愈高，作家的潜能就发挥得愈好，题材蕴藏的意义就得到更深广的开掘，作品成功的可能就愈大。

所有这些，都为廖琪建造庄世平这座精神之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勇·大智·大仁

庄世平饱经忧患，却始终奋发蹈厉。他所走过的，是一条从上下求索、追求真理到自觉承担，献身理想的路，从荜路蓝缕、白手创业到扬帆香江、敢为人先的路，从牵线搭桥、亲力亲为到运筹帷幄、一呼百应的路。作品沿着由爱国者到革命家到著名侨领这样的发展脉络完成了庄世平的形象塑造。

青年庄世平是以一个爱国者的姿态投身社会的。这一时期，他的性格基调是“勇”，无所畏惧，直面人生，洋溢着一股天生我才的激情。他勇敢地站在华侨代表团的立场上，义正辞严地驳斥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的论调；在险恶的环境中，毅然拿起手中的笔，为宣传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在敌人撒下的天罗地网中与对方巧妙周旋，克服千难万险，胜利到达大后方。自觉地服务社会、服膺民族，并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庄世平这一性格特征形成于青年，贯穿于一生。

作为一名战士，一个革命者，庄世平对发行前苏联影片问题上与前苏联大使馆的较量，既针锋相对、敢作敢当，又有进有退、掌握分寸；对中艺在泰国的演出问题上与国民党驻泰大使馆的接触，既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又积极化解、争取主动；对护送民主人士回国参加开国大典的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做到万无一失；以及成功策反郑铁如，安全转移国内美元，发行南方券，创建商业银行，等等，这些都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庄世平在特殊的战线上屡建奇功的大智大勇的感人形象。当然，庄世平也经历过忍辱负重的心酸时刻。在“左”倾路线横行肆虐的年代，面对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惨遭迫害，却欲哭无泪。政治的高压也曾使他奉行过“多做事，少说话”的人生准则。然而，庄世平毕竟是庄世平，在他的人生哲学中，没有“休战”，只有“进取”。在逆境面前，他从未退缩，而是更加勤奋地投入工作，他率先在公司招聘女职工，从此结束了香港金融界没有女工的历史，他冲破重重阻力，为南洋商业银行购置行址，使中资机构有了自己的物业。凡此种种，不仅凸显了庄世平的韧性战斗精神，而且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庄世平的思想性格内涵。

如果说青年庄世平是勇之大者，中年庄世平是智之大者，那么，晚年庄世平则是仁之大者。他诚于中而形于外，为了家乡的建设事业，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当历史的车轮驶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在古稀之年迈出青春步伐，奔走国事，精神抖擞，任劳任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创办特区，他高屋建瓴，建言献策：引进外资，他不甘人后，带头在深圳办起第一家境外银行，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不厌其烦地动员、说服广大华侨回国投资办企业，或捐资办福利。另一方面，当官僚主义作风与体制的某些弊端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时，他又是不遗余力、据理力争，为投资者排忧解难，为民族的振兴殚精竭虑，赤子之心，可昭天日。

毫无疑问，大勇、大智、大仁的庄世平是廖琪所建造的精神之塔的主体与灵魂。

真实地还原人的历史

传记文学不但要真实再现历史的人，还要重构人怎样创造历史的实践。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廖琪成功地达到了他的创作目的：从一个人表现一个时代，既重视描摹人的历史的轨迹，又致力于历史的人的定位。那么，廖琪是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对传主的历史的重构与还原的？面对庄世平跌荡起伏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习惯了虚构的廖琪却乐于充当历史的书记官，在对庄世平人生历程的叙述中，作者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作，宽于选材，精于取舍。他采访、搜集的关于庄世平的资料有几百万字，而写进作品的只有五分之三，在创作手法上，直接继承了“直书其事”的史传传统，用事件本身去显示历史的内在意蕴，让人物的行动去作出历史的价值判断。

当然，强调传记文学的纪实传真的属性，并不意味着作家就无所作为，或者可以简单摹写照搬历史。在尊重“基本事实、基本是非”的前提下，传记文学仍然为作家施展艺术才华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这里，廖琪作为小说家的光芒仍然闪烁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如楔子一节所营造的浓厚的历史氛围，一开篇就把传主置身于有历史纵深、又有宏大场面的时空交错的背景之下，好像放电影，由远景、中景、近景，最后推出一个特写镜头，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作品的前半部，有15处写到喝茶，对传主喝茶时的动作、神态、氛围做了逼真的描写，足见作者浪费一番苦心。功夫茶作为潮汕地域文化的代表符号，对庄世平文化人格的刻画起到一种点化和提升的作用。

就总体而言，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一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叙述。真实的是最好的，这就是《庄世平传》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也是廖琪成功地建造这座精神之塔的秘笈。 □张培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