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版

直到今天，还是有人相信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属于沈从文而非埃及人马哈福兹。“如果沈从文活到1988年底就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看，即使得奖的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英国人哈罗德·品特，外间仍然热衷于从马悦然口中套这些话来，把这桩公案继续下去。好在沈从文身上从来不缺少传奇:上世纪20年代从湘西出走北京的青年，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卖文为生者，连中学都没有读过的小说家、教授，给自己的学生写大量的情书连胡适都帮他说好话，和鲁迅、丁玲之间的恩怨，乃至解放之后彻底放弃小说创作，每一桩都吸引人，而事实上，沈从文的热爱者绝不是少数，这个题目也正是借用网上读书论坛里某个跟帖——那主帖谈的正是沈从文。

其实胡适当初劝告沈从文的是“不要让别人骄傲地说，她轻易地伤害了沈从文的心”，其实后来也读到《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这样讲婚外情的“忏情之作”，但我还是记得十多年前买的一册旧杂志，1934年的沈从文和张兆和有点泛黄，当时年纪还小，天地尚清，一读之下“中毒”，就一定要找沈从文的文章来读。这也是一个津津乐道式的开端，并且历经每个沈从文热爱者的必经阶段:如何买他的文集，如何一再重复，如何买昂贵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如何搜寻他过去的种种版本包括香港出的字小如蚁的盗版。至今沈从文的全集我还一次都没读完过，(他的若干个选集本子中，我最喜欢的是1983年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的12卷文集，林墉设计的大红大黑封面完全是沈从文风格。)他最为人知的是《长河》，而他本人正是一部大书，尤其他远远不只是那些情爱故事和花边新闻的始作俑者，每次我读那些从未读过的沈从文的文章(比如他在上世纪40年代写的那些颇有意识流风格的小说)，都觉得这位在1950年以前就写了500多篇作品、号称“大仲马式的作家”是何等的难以想像。

应该有一本书，完全摒弃个人的爱好，以研究者的态度将沈从文一辈子的纹理脉络厘清(正如苇岸回忆海子曾经对他说的，伟大的作家要看全集)，将他的作品与时间与地点联系起来，与沈从文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也正如斯蒂文·欧文所说:没有时间，就没有一切)，这是传记的必要性，在这里，传记作家甚至会比他们写到的作家更为伟大，是他们让读者超越普通的“喜爱”，不再是怀抱一种粉丝心态，去吸取那些“大书”的养分而非花边。这一点不是仅仅热爱沈从文所能做到的。对于沈从文来讲，成书的大概只有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就像分析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金介甫把湘西作为了理解沈从文小说的地域氛围，并且在旧中国乃至世界的范围里看待小说家沈从文，世界和内心的冲撞与影响，在此之下性格的生长——在那些传奇之下的，是沈从文一直自顾自写自己小说的独立姿态，以及他对于文物发自内心的热爱。少年从文的人不少，暮年裁衣的有几个？

这才是“沈从文的转业之谜”。

我第一次借的湖南文艺1992年出版的《沈从文传》，同时还有夏志清、聂华苓评论沈从文的复印件，包括我现在对照着湖南文艺版读国际文化出版社新出《沈从文传》，这些文字都在说明一件事:眼光，而非喜爱。沈从文最为著名的追随者汪曾祺(他是另外一本大书)为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写过序言，开篇就说:“高尔基沿着伏尔加河流浪过。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领港员。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当我重读《沈从文传》时，最大的感受是严肃批评与深邃感人的区别，而中国人向来擅长后者。

1985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重印了沈从文有关文物艺术的一部集子《龙凤艺术》，编后记的最后一句说，“今年是沈先生从事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六十年，所以是书的编辑出版，特别有纪念意义。”不知道现在还有出版者这样注意年代么？号称“全译本”的国际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沈从文传》我新旧对照，也没有看出“全”在哪里，相反没有了以前版本的“沈从文著作年表”，书中的人名错漏相当多，插页图片印得一片模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一本了)——但不管怎么说，有，总比没有好，谁也不能保证即使是这样的“书”就不会给冥冥中的某个读者带来缘分。 戴新伟(广州，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