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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反腐题材就怕人对号入座
记者（简称记）：当听到人们称您为“反腐作家”时，您是否感觉有点冤枉？
陆天明（简称陆）：说一句实话，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确不喜欢人们称我为“反腐作家”。这可能和我自己、也和文学界长期存在的一种错觉有关：好像作家接近了现实，被局限在“反腐”、“改革”、“涉案”、“主旋律”等这些“帽子”下，就不那么高雅了，不那么纯正了，也不那么光彩了。但现在我不那么想了。作家反腐和反腐作家并不就低人一等。比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题材和情节来说，它就是一部涉案小说。但它却被全世界的文艺理论家一致公认为永远的文学经典。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所以说，题材不能决定一部作品的高下优劣，同样也不能决定一个作家的高下优劣。
况且反腐又牵涉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关乎亿万大众的喜怒哀乐，足以表达和表现人性最复杂和最深奥的方面。就看你的笔力到没到那程度。我为自己能拥有“反腐作家”这个称号而感到光荣，并为此自豪。
记：一部反腐作品，即使明知是文学作品，可人们还是想对号入座找点“纪实”的影子，这种阅读心理是否也对您写作造成了压力？
陆：是的。写反腐题材就怕人对号入座。而且对号入座者中，有一些是有点权势、自身又不太干净的人，他们比较难缠。还有一种就是拿现行政策来对号，要求你跟现行政策完全相符。可是要知道，政策是在变动中的。它虽然也需要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又必须顺势而变。而作品是对一段历史、一段人生所作的本质审美（或审丑）表现，它应该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历史观照度。
记：哪部作品给您造成过比较多的麻烦？
陆：哪一类的麻烦？
记：有可能牵涉到作品存亡和作者前程的。
陆：那就是《苍天在上》了。
■我不担心我没有读者
记：写反腐的作品当今也不少，可人们却认可了陆天明。您认为这是为什么？也就是说自己成功在什么地方？
陆：我成功了吗？“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成功”不是一码事。但我一直认为，要达到真正的我所要的那种文学上的“成功”，自己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我这绝不是故作谦虚状。
记：您曾说，《苍天在上》写了五个半月，《大雪无痕》写了两个半月，《省委书记》连采访带写作用了一年，但《高纬度战栗》则写了快两年时间，这部小说除了是彻底反腐，还更好看，怎么解释“好看”？
陆：《高纬度战栗》是我这几年来写得最累的一部小说，其原因不仅仅在于要把它写得好看而已。说一句不谦虚的话，如果仅仅为了“好看”，两个月我就能写这样一部小说。但是，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远不止是“好看”。我就是想结束自己小说创作中同样存在过的、出现过的那种“分裂”现象——人为地强行把“文学”和“大众”分开，强行地把“纯文学”和“贴近现实”撕裂开。
在“好看”方面，我要让它做到别人拿起它就放不下。希望不同层次的大多数人都喜欢它。能清楚地表明我是为大伙写的。但我又希望它能比较深层次地表达我自己对这个世界和当下生活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又是我独立获得的。我要用我的独立思考，为当下生活的进步负责任地起一点点它能起的和应该起的作用。要做到这一切，的确太难了。但我认为必须去做。只有做到这一点，我才能说，陆天明，你小子在文学上总算开始在成熟了。
记：一向以写“正剧”“主旋律”为重，您认为您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哪些人？是否担心有一天他们会兴趣转移？
陆：我没做过调查。但我知道，《苍天在上》的收视率曾达到过百分之三十九左右。《大雪无痕》曾达到过百分之十九。即便拿十九来计算，每天晚上都有两三亿人在看这些作品。这个收视率拿到现在来说，可能都可算“天文数字”了。我以此证明，这些作品的读者观众对象群是非常广大和庞杂的。同时我也相信，而且是坚定地相信，中国永远会有一批，甚至是一大批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我同样相信，这些人就是我的基本读者群和观众群。所以，我不担心我没有读者，况且我会不断改进我的“小说作法”。
■和陆川都有强烈的合作愿望
记：您最希望自己的写作能传达给读者什么？能对我们当今的社会风气带来什么？
陆：每部作品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很难笼统地说。我最想做的，就是以鲁迅式的韧性来完善自己的作品和自己这个人，传达一种生存意志和冲动。我很感慨于日本当代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说过的一句话：“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我要用全部的作品和一生的奉行来体现同样的理念。
记：新作投拍电视剧是必然的，听说谁做编剧谁当导演让您很伤脑筋，但不会和儿子陆川合作，因为“戏就算再大也是戏，伤了父子感情不值”，是这样吗？
陆：（笑）这个问题不太确切。我自己就是个熟练的编剧，放着这么个现成“人才”不使，瞎伤啥脑筋哦！至于导演问题，从来不是编剧能决定的事情，但有决定权的人会来征求我的意见，所以也不必去伤什么脑筋。
至于那个已经被许多记者炒得有点焦黄了的老问题：“父子合作”问题，准确的说法是：我们父子俩都认为，父子合作是个神圣的事情，我们都有强烈的愿望和对方合作。但必须慎重。千万不能为了满足什么眼前利益而草率从事。合作，就得做出对得起广大观众的作品，对得起大家伙儿的期待，否则宁可不干。
记：您１４岁就从上海下乡当知青，因病回城后于１９６４年再次“上山下乡”，远赴新疆建设兵团，在那儿呆了１２个年头，这些下乡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陆：有影响。而且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生活让我深刻体验了底层生活，感悟到大众的情感愿望，刻骨铭心地懂得，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定得把老百姓伺候好了。老百姓太伟大了，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太能吃苦了，太能承受重担了。
■星儿是个活得很认真的人
记：您的妹妹陆星儿也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作家，一个家庭出了两个作家，还有一个比较有思想的导演，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吧？您认为从事写作的人来说，天分很重要吗？
陆：（笑）我也搞不清，陆家怎么会这么“不幸”地出这么些搞文艺的人。说起来还不止我们三个。我父亲，也就是陆川的祖父，虽说是商人，但从小喜欢文学。只是后来为生活所累，无奈放弃了文学。但他十九岁时就在昆明的报纸上发表过散文和类似小说那样的叙事短篇文章。我五个叔叔中，大部分是文艺工作者，他们的职业涉及器乐、绘画、作曲、舞蹈、作词等多个艺术门类。我的妻子，也就是陆川的母亲，虽然不做具体的艺术创作，但绝对是文学艺术的狂热爱好者。但我的祖父，也就是陆川的曾祖父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人，而且是个比较木讷的商人，没有半点艺术细胞。再往上的列祖列宗们又是啥样的，就搞不清了。所以很难说绝对是遗传和血缘在起作用。但做艺术，绝对要有天分。天分对于写作和艺术的重要，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天分在文学创作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因素。
记：知道您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人，很不幸陆星儿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了，您怎么看自己这个妹妹？
陆：星儿是个活得很认真的人，很认真的作家。活得非常刻苦的人，也是非常刻苦的作家。一个极善良的人，即便在众多善良的作家中，她的善良也要算是出类拔萃的。
■最想写小说《中国三部曲》
记：即使对一个有天分的人来说，后天的经历和阅读相比，哪个更重要？
陆：（笑）这两样东西是同等重要的。缺一不可的——我当然是指要成为优秀的杰出的作家而言。如果一定要比出个名堂，依我个人的体会，经历似乎要比阅读稍稍重要一些。文学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形，一个有天分的、阅历又非常丰富的人，稍加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便能写出相当不错的东西。但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只要缺乏足够的人生经历和感悟，是很难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特别是要他持久地写下去，那就难上加难了。
我记得俄罗斯有个著名的作家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十八岁前就当了职业作家，那是个悲剧。我要为他再加上后半句话：如果有人着意地“挖掘”吹捧所谓的“少年作家”，他其实就是个“谋杀犯”——在“扼杀”这些有天分的年轻人。如果出于商业动机蓄意这么做，那他（她）就更是一个卑劣的“谋杀犯”。请原谅我这方面的“偏激”。要知道，在文学创作上有天分的年轻人太可贵了。确实不容如此“糟蹋”。
记：有人说您是一位“思想型、信念型、苦行型”的人，您怎么看自己？
陆：这句话是王蒙老师在给我长篇小说《泥日》作序时写下的。现在几乎都成了许多人界定我为人的一句通用语了。让我自豪，也让我脸红。至于我怎么看我自己，对不起，这可不能公开。请大伙儿“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记：手头正在做什么？下部作品仍是反腐败吗？
陆：暂时还没有动《高纬度战栗》。正在做另一个剧本，是关于中共一个战略情报工作人员的传奇经历的。至于再下一部作品，一定会涉及反腐，但不一定是专门写反腐的。如果身体还允许，容我再写十年，那么，我最想做的，便是小说《中国三部曲》。
信报记者 李冰／文 陆天明／供图
■采访手记
《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一连串的电视剧让陆天明这个默默写字的作家成了大众所熟悉的准明星，更成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事实上年过六旬的陆天明从没有让这些浮光掠彩冲晕过头脑，４０万字的《高纬度战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不久即再度抢得眼球，读者的青睐不说，电视剧改编也正在紧锣密鼓中：已经和上海东方卫视签了电视剧合作合同。该剧还由他自己担任编剧。
有人说，书没写出来就有人盯着改电视剧的作家有俩：一个是海岩，一个是陆天明，二人一个鼓捣言情剧，一个钟情主旋律，都那么受人待见。看来，还真应了陆天明那句话：既大众，又文学，既严肃，又好看，既深刻，又很通俗，既富有内涵，又饶有情趣，既能表现我自己的文学追求，又能比较充分地表达当下民众的生存愿望和挣扎……这样的作品，怎么会怕没有读者？
但他似乎并不买电视的账，反而很清楚细致地分析出有人不看小说只看电视剧的原因——纸质媒体的最大威胁不是电视，最大的威胁恰恰来自于自身的这种“分裂”：纯文学和俗文学的分裂，文学和人民大众现实生活的分裂。这种分裂一天不解决，“影响萎缩”的忧虑就会存在一天。文学如果真的存在“萎缩”，也千万别拿电视说话。这才是有出息的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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