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够知人知面，也许还容易作到，知心可就难了。有人说孙犁“人淡如菊”，我以为这是知心人语，他读懂了孙犁。孙犁在世时，我曾三次拜访他，前两次在他的家中，最后一次在天津总医院的病房里，三次拜访，都与书画有缘。

1949年，我在《天津日报》、《文艺报》上看到孙犁的作品。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与众不同，我爱看他写的东西。读他的作品多了，就萌生了好奇心，很想见到他。唐突求见不恰当，1981年，我编的《刘半农研究资料》出版，正好送给他请他指正。我与孙犁虽说是素昧平生，妻与孙犁却是故交，引我去见他的正是我的妻子。

1949年，孙犁进城后，就住在多伦道204号的天津日报大院。我妻袁连芬住在202号的家林大院，两个大院就隔着一个门。妻告诉我，两个大院都有花木，有假山，有水池，孙犁住在树木掩映的楼房里。妻和孙犁的妻妹相识，后来又在同一单位工作，一来二去，就与孙犁一家人都熟悉了。孙犁在大院里住了25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迁到佟楼中学后面的平房里住了3年。他老伴去世后，妻曾经去平房里看望过他。经过落实政策，孙犁搬回了变成大杂院的大院，住进了面对大门的平房里。

1981年的冬日，妻陪我去拜访孙犁。走进大院是块空地，假山和水池都没了。孙犁的房前，有些有土无花的瓦盆，屋里的墙壁前都有书橱，空隙处堆着木箱装的《三希堂法帖》。孙犁坐拥书城，笔耕不停，平时很少出门。初次见面，彼此都有些拘谨。我将书送给他，与他交谈些鲁迅、刘半农那代人的轶事。妻与他温馨如故，聊些家常话。临走时，孙犁从书橱里取出他写的《风云初记》，题名后送给我，他把我的“晶”字写成了“静”。

我认识的朋友里，有人收藏名人字画，受到启发，就想请孙犁给我写几个字留作纪念。1983年菊黄蟹肥的时节，我与连芬买了宣纸后，再次拜访孙犁。他的房前有几盆菊花，屋里也摆放着菊花。这次见面亲切自然，他的话也多了。妻请他写字时，他笑着说他写的字不好，要他的字不能着急，写好了会给我们。说说笑笑了一阵，我们怕影响他休息就告辞了。临走时，他从书橱里取出他写的《澹定集》，题名后送给我，这次他没有将我的名字写错。

过了好些日子，请孙犁给我写字的事，我几乎都忘了。1984年的春天，妻下班回家后笑着对我说，“你想要的东西，给你取回来了。”我一看是孙犁给我写的字，是首旧体诗：“有客天一方，寄我梧桐琴。迢迢万里隔，托此传佳音。冰霜中自结，龙凤相与吟。弦以明道直，漆以故交深。”

本想求得几个字，没想到求来了一首诗，还是孙犁很少写的旧体诗，真使我喜出望外。我将他的字装入镜框，挂在墙壁上，看着它就来劲。我不懂旧诗，对他的诗似懂非懂，只是感到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我俩的期望和厚爱。

我很少去看望孙犁。从私心上说，我想多见他，多向他讨教，谁认识了高人能错过求知的机会呢！可是，我知道文人珍重心灵的宁静；再说时间虽然对人平等，但对每个人的意义却不同。我不想打扰他，只是期望他有更多的作品问世。妻与他的妻妹音讯不断，常请她带信问候孙犁。她还带着儿子看望过他。

有一天，友人告诉我，孙犁病倒住院了。还说他精神不好，几乎整天都不说话，有人去看他时他也不语，就是对家人也说不上几句话。记得又是在冬天里，我和妻去天津总医院看他。他一人一室，房子不大，窗外的白杨树光秃秃的，这种环境会使人更感到孤独。他躺在病床上，人很憔悴，见到我们没有不说话，只是有问有答，很勉强。连芬送给他一幅彩绘的“寿”字，那是她在老年大学学习“手绘”时画的，祝他早日康复。孙犁凝视那幅画，点点头，脸上也没有笑容。看他精神这么不好，我想那么睿智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躺在那里，几乎不言语，都想什么呢？不想使他再伤神，我们就告辞了。

后来友人告诉我，孙犁逝世时，孙犁的公子孙晓达向人询问过我的住址，那时我已经迁居北京了。孙犁生前，我没有为他写过片言只语，表达我作为读者对他作品的感受，想起来就心有隐痛。孙犁是大家，研究孙犁早成“孙学”。我读孙犁的作品，虽然有些感悟，但是见识有限，看到“孙学”专家的著述，觉得自己没有新意，也就不愿重复劳动，耽误别人工夫。几十年一晃而过，回头看去我朦胧地感到，孙犁在上世纪60年代前的作品，像是自我燃烧的火焰，光亮照人；文化大革命后的著述，像是火烧过后的舍利，那是经过了异样人生的智者智慧的结晶。

友人刘宗武，研究孙犁多年，他看过孙犁给我写的字，就劝我写篇文字说明经过。孙犁在《耕堂书衣文录》里说过：“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无。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片断。此后，或有说者，或无听者；或念者少而忘者多。或知者不言，或言者不知。”他对身后事心里明镜似的，这些话说得多么透彻。孙犁毕竟是孙犁，神清气定，人淡如菊啊！（鲍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