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滩最红火的高产作家。解放后，她却突然去了香港和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究竟是为什么？

张爱玲注视着解放后的上海，但她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当时曾与张爱玲几度合作过的龚之方等人约请张爱玲为他们的《亦报》写稿。这样，张爱玲便以“梁京”为笔名，在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的《亦报》上连载了小说《十八春》，这部描述城市中上层旧家庭的小说引起巨大轰动。

1950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有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说：“不会。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这就出现了时代要求与自身状况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于是，她去意萌生。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抗战时期的报纸上曾登过她去日本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消息，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还有人说她曾和汉奸胡兰成结过婚，和“汉奸无二”；《海派》报纸干脆说她因为穷困做了美国兵的“吉普女郎”……这些议论使张爱玲感到人言的可畏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

夏衍很赏识张爱玲的才华，指名让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别人都穿着列宁装，只有她穿着旗袍，很不合群。她感到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考虑到写作和政治上的诸多因素，她唯一的选择便是“离开”。夏衍曾委托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同时婉转地撮合她与著名导演桑弧的“亲密关系”，但张爱玲只是摇头，说：“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决。

她当时对外公布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内地去了香港。（于继增 《文史精华》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