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读了一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那是陈原同志于２００１年５月在他“最后一间可爱的小屋”中完成的最后一本著作：《我的小屋，我的梦——六十年往事：“如歌的行板”》。陈原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他１９９９年在医院做完手术后，躺在病床上“忽发奇想，想把自己经历的几十年风风雨雨写下来，留给我的

亲人们做个纪念。主要不是写我自己而是如实地把我接触过的人们，我景仰的人们，我深深怀念的人们描写下来，岂不是绘出一幅生动的、带着时代气息的风俗画么？昨夜星光灿烂——这六个字，老是在我的脑海里盘旋。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一个美梦，要变成现实可太困难了”。

陈原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美梦”终于在２００１年５月实现了。可是４个月后，他于９月２２日离开家去怀柔参加商务印书馆筹划出版《赵元任全集》的工作会议的第二天突发脑溢血而病倒，从此缠绵病榻三年又三十三天，长期处于痛苦的失语状态，终于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６日凌晨静静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的小屋，我的梦》这本书，作为纪念陈原而出的最后一本著作，出版社在装帧设计上是用了功夫的：１６０页的篇幅用小３２开本平脊精装，枣红色的全封上烫银色书名，外加宝兰色和鹅黄色相间的护封，上部斜列扁宋体大字书名，配有陈原笑容可掬、形似传神的漫画头像和签名；下部用小字印着６行陈原在《后记》中所写的最后一段话：

回味往事，写不出（昨夜）灿烂的星光，只能告诉我的亲人，我在那一间又一间小屋里，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充满苦恼和希望、激情和友爱的几十年。

我想，一生热爱书和讲究书籍装帧艺术的陈原，如果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很高兴的。遗憾的是，他离开我们已有２５０多天了。

陈原写的这本六十年来的往事漫忆共分为２０节，始终围绕着他住过的一间又一间小屋和做过的事，抒发了他亲身经历的几十年风雨人生。

书中第一节说的是他在北京一住２０年的小屋，他写道：

我一辈子都住小屋，现在还住小屋。

我的小屋，其实应该叫做书屋。套用古人的名句“环滁皆山也”，我这里是“环我皆书也”。斗室中除了我就是书，真可以说，几乎没有转动余地。旧时描述自己家穷，说什么“家徒四壁”，我家不富，可也不能说穷。但我却“家无四壁”，四壁都被顶天立地的书架所掩盖，确实看不见一点墙壁。

……

这小屋，仿佛是一片浩瀚无边的书海，我日夜在这书海中冲浪，似若反思，似若沉思，似若冥思，尘世一切俗念与引诱都化为乌有，只剩下老人与海，老人与书海——天连海，海连天，好一幅风流潇洒的画面！灵魂得救了，超脱了，自由了，可以飞翔了。

陈原的女儿回忆说：有一次她爸爸出了远门，一天突然来电话要她帮助找一本书。由于家中充满了高耸到屋顶的书架，都挤满了书，一时不知从何处才能找到。而她的爸爸在电话中轻松地说出了这本书的位置：就在里屋左面书架的最右侧，眼睛平视的地方。果然按照这个坐标，她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心中不由得惊叹爸爸对于书的钟爱和熟悉。

接着，陈原笔锋一转，谈到他人生旅途中住过的第一间小屋：

我独自一人拥有一间小屋，是从三十年代读高中三年级时开始的，一直住到我大学毕业。这是我最初的小屋，我最初的梦。

那是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岁月，虽则小屋充其量只容得下五六个人，可是充满着希望、悲愤、激情、欢乐、烦恼以及永远不会消失的最高贵的战斗情谊。

我从这里踏出了人生第一步。我从这里开始了人生的战斗。我在这小屋中尝到了密友之间的友谊，同志之间的情谊，男女之间的爱情的真味……

其后的回忆，陈原写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历的艰苦岁月，他撤离广州后，辗转于曲江（韶关）、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１９３９年初，他在桂林参加新知书店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在书中回忆了在这些地方的战斗和生活经历，深情地写下了他接触过的人们，他景仰的人们的事迹。在书的最后一节中谈到，他在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被港英“政治部”（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列入了“调查”的名单，因此组织上安排他尽快离开香港。他一家四口被安排搭上一条海轮北上。一驶进渤海湾，就“自由”了，解放了，可以放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陈原兴奋地写道：“透明了。新的时代在向我们招手，可我没有忘记侵略者曾经三次炸毁了我的小屋。我的小屋可以被炸成平地，可是我的梦是炸毁不了的。”“我又开始做梦，新的梦……”

这本书中收有陈原各个时期的工作、读书和出国访问等照片１３幅，他的手迹、随手画的画各１幅。书后的“附录”部分收录了陈原生前的同事、老友们的９篇纪念文章，深情地回忆了陈原的学术成就和对出版工作的突出贡献。他的思想、道德、精神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出版人。“附录”的最后一篇，是陈原的女儿陈淮写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的一封８０００多字的《寄往天国的信》，信中寄托了女儿对她亲爱的父亲倾诉无尽的思念之情。

我读完陈原的这本最后的著作不禁掩卷沉思。他的音容笑貌，多年来和他在一起工作或接触时的历历往事，一一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我于１９６２年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调入文化部出版局出版处工作，陈原时任出版局副局长，主管出版工作，因而经常受到他的教益。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间，陈原协助陈翰伯主持制订中外语文词典十年规划，我参加了规划小组，在陈翰伯、陈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１９７５年８月，词典十年规划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务院发文下达后，陈原负责主持《辞源》修订的领导和担任《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两部新编大型汉语辞书的学术顾问。当时我在国家出版局负责辞书管理工作。因而和陈原保持多年的接触，在工作和思想上受到他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４日，原文化部出版局的三位老领导（局长王益和副局长陈原、王仿子）约集原出版局工作同志在中国版协“出版之家”聚会，这是一次难忘的、充满温情、喜悦的活动。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出版局全局工作人员４２人中，此时已有１６人去世，其余在京人员中因病，因事不能到会，实际参加的仅有１７人。其中８０岁以上的有６人，其余都有在６５至７０岁上下。不少人“文革”分手后已３０多年相互未曾见过面。在位老领导中，以王仿老的年龄最大（８４岁）、其次是王益老（８３岁）、陈原老（８２岁），三老都欣然到会，高兴地和大家交流。中午他们三位老领导还自费请大家到“出版之家”对面的酒楼中聚餐。谁也没有料到，这次聚会竟是我们和陈原同志相见的最后一面！（方厚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