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之后，记忆中的日常生活被徐晓写出来，集结在她的随笔集《半生为人》里。

在书里，徐晓对一段监狱生活的描述翔实细致——阳光把窗棂的阴影投在墙壁上，她靠阴影的移动来判断时间。在那间屋子里，人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能从独轮车发出的吱呦声，听出是装水的木捅还是装饭的铁桶；能从脚步的轻重和节奏中，听出是哪位队长值班；牢房的夜晚是真正的不夜天。本来可以是昏暗的长明灯，到了晚上却刺眼地亮在头顶，让人没有美梦、没有幻想，也感觉不到白天与黑夜的轮换。于是日子挨着日子，现实连着现实，无处可逃。

后来的日子被徐晓形容为“自我拯救”的日子。“如果沉沦下去，我就完了，从此我就变成一个胆子特别小，特别怕事，没有勇气的人，其实就是你被压垮了。后来的日子就是我有意识地强化自己，鼓励自己不被压垮，尝试勇敢，要把勇气外化出来，要向自己证明。”

在《半生为人》里，徐晓写了生命的衰败和死亡，至亲者和至爱者的生离死别。这是个人的体验，也是一代人的经历。

1975年，那一代年轻人经历了“文革”风暴的洗礼、经历知青岁月的磨砺，有的人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人陷于反省之中从书籍中寻求出路。他们共同经历了中国在“文革”后期最黑暗的年代，也迎来了中国政治解冻、思想开放的复兴时刻。

徐晓用了更多的篇章写到一本影响广泛的民间杂志《今天》，和为它奉献热忱、激情和心血的人们——他们阅读、思想、写作；他们争吵、辩论、演说。他们艰苦困难地工作，浪漫而快乐地生活，这些人包括北岛、芒克、赵一凡、周英、郭路生、史铁生、万之、阿城……当然也包括那些默默无闻又有奉献之心的人，这些人被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当然还有“星星美展”、“四月影会”……这些人与事的记忆是片断的，零星的，片面的，历史的纠葛、情感的困境交集和缠绕在徐晓的个人化的叙说中。

《半生为人》记录了那一代青年的生活。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凌乱、破败。“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去装订杂志。那个院子里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厨房和矮棚，但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时，他们在那里朗读自己的小说、诗歌、剧本，有时候也读名著——在那里，徐晓读到了叶甫图申科、帕斯的诗，知道了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字，并对她的小说《琴声如诉》推崇备至……

2006年，是“文革”30年祭，也是“知青运动”30年祭。作为“文革后”一代人中的一员，那段历史给徐晓什么样的烙印？

“有时给我一种虚幻感”，徐晓说，“实际上‘文革’、‘知青运动’也只有30年的历史，可是恍如隔了几个世纪”。《半生为人》出版以后，有年轻人读了书特别感动，但怀疑这些是不是真的。徐晓告诉他们“是真的”。“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不管是从日常生活还是思想观念，我们那一代人经历和体验过的现实和现在，完全是两个世界”。

徐晓在《半生为人》的前言中写道：当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母亲，所有角色都面临困境的时候，我要为自己活着寻找一个结实的理由。“我一直认为，人宝贵的品质之一是‘一以贯之’，可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这是我们面临的精神困境”。

那段离当代社会并不久远的历史，严酷、惨痛、荒谬以及它的纯真、浪漫与理想主义，如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已经褪色。对于徐晓而言，追忆这段往事是写作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

“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威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之魂将长久地徘徊”。

有评论者把20世纪70年代末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当成是政治解冻、思想解放的一个社会标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被很多人记住，“我不相信”表达了许多人的心声——它们表达了那个逝去时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

“当时的诗人和诗歌是被人宠爱的，诗人的思考和表达也很容易引起普遍共鸣和呼应。现在的诗歌就没有这样的力量了，诗人也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感召力了”。（记者 夏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