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窗外照进病房，从清晨、晌午到黄昏，光线渐渐黯淡。

天色似乎应和着老人的逐渐离去。10月17日下午15点多，病床上的巴金心跳仍有70多次/分钟，不知是否由于呼吸机的原因，老人像离开水的鱼儿一样，嘴巴轻微地一张一合着。下午17点多，心跳降到50多次/分钟，嘴巴已经不动了，胸口仍在微微起伏。医生通知家属，“只有一个多小时了”。

忽然之间，在重症隔离病房的医生向外叫家属，女儿李小林冲了进去，贴着父亲耳朵大声叫着“爸爸，爸爸！”“爸爸，你说了要永远陪着我的啊！”一声声的叫唤即使透过密闭的玻璃窗，也让人听得格外清晰而凄楚。7点06分，当阳光彻底隐去，老人永远停止了心跳，几十年形影不离的女儿放声痛哭。

其实，这不是一场没有预期的离别。

101岁的老人已经有6年没有离开过华东医院的这张病床了。自从1999年2月病重，巴老的病情时有反复，切开气管的老人已经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熟悉巴金的人都知道，病前老人胃口一向不错，遇到喜欢吃的东西总要给身边的人多留几份。老人也很注重仪表，即使晚年行动不便，凡客人到来，必定换上整齐的衣服;只要能走动，即使是对待普通晚辈，也一定坚持把客人送到门口。

临终前的生命已经无法让老人感受到乐趣了，切开气管后，清醒的思维和无法言说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折磨。熟人们探望得少了，一则同时代的老人们渐渐提前远行，二则巴老脆弱的身体极易被外界带入的病菌感染。而从内心情感上来说，看着巴老身上插满管子，假牙早已没法戴了，衣衫也难以讲究了，“就像一个永远上着刑的人，看了让人难过。这对老人是一种折磨。他不愿意自己的这个样子被人看到”。

巴金曾提到过希望自己病重后安乐死，病痛中他曾无奈地说道，“我为你们而活”。似乎活着成了他的一个职责。身边所有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着，只要大家知道他还活着，好像身边就会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所以即使重病在身，为了不给周围人添麻烦，老人永远是坚强地配合治疗。2005年10月17日的这个下午，在病房的落地玻璃窗外，亲人朋友们从各地聚集过来，长久地注视着他们尊敬的百岁面孔，静静地送走老人的最后一程。据身边熟人介绍，这次是巴老的家属要求放弃抢救，他们不愿再看着他为别人而痛苦地活着，最终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

除去身体的病痛，晚年巴金一直处在“文革”后的心灵折磨中。在起伏的政治运动中，身处其中的巴金既超脱不了当时的环境，又不愿陷得太深。他超越政党之上的爱国主义，最初试图对新政权保持局外者的冷静，却终于被各种改造运动深深地拽了进去。对于自我忏悔式的《随想录》，他曾说，“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这个自称“五四运动产儿”的知识分子，一生曾像圣徒一样追寻着“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内心痛苦而执著。早年的思想启蒙使他一直梦想着“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同时也在个人道德层面约束着巴金。就在老人逝世的前几天，家人还按照他的习惯，以“李尧棠”的本名为南亚地震捐款。年逾百岁、一生不拿工资、只靠稿费养活的写作者，此时已经默默地为国家捐款超过50万元。虽然直到逝世时，他的理想也没有完全实现;虽然人到中年时，残酷的政治运动让他暂时遗失了早年所追求的，但是老人坚持要在晚年把它们拣起来。

巴金曾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

无论是早年逃离封建家庭束缚的决绝，还是晚年逃避心灵惩罚的彻底，这个一生爱国的理想主义者一直在以不同的手段与形态，同人性及制度的层层牢网永不停歇地作斗争。巴金一生都以托尔斯泰为榜样，早在1994年4月2日的家信中，他就说道:“说真话，我并未放弃过手里的武器。我始终在疲乏地奋斗。现在我是疲乏多于战斗。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只是我太累了。”

这次，疲惫的老人终于安心地睡了。(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