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炮楼》，张者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8月版，22.00元。

张者显然有着自己的经验的刻度，并以这个刻度来构筑他的小说世界。《零炮楼》延续了《桃李》的叙事风格，因为幽默俏皮而好看，又因为所涉事件的重大与讲述故事方式的轻松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而耐读。但比《桃李》更值得肯定的是，这部小说显示了张者扩展自己表现领域的愿望和能力，并大有斩获。

张者以长篇小说《桃李》名世，写高校知识分子洋相百出，在法的门前“唱歌”，在学者的身边“跳舞”，在话语的缝隙里实施话语霸权，吹皱一池春水，吸引眼球无数。其中还有一对眼球属于杨绛先生，杨先生甚至称《桃李》为当代《围城》。近两年，我和张者一同呆在西郊厢黄旗，相谈甚多，深知他是写作此类故事的高手，所以和众多读者一样，急着读《桃李》的续集。我自己也喜欢拿知识分子的故事说事，小说无可奈何地总是有些沉痛，所以很想学习张者的轻松和俏皮，更是盼望阅读《桃李》续集。不料，他现在拿出的这部小说，写的却是抗战，名曰《零炮楼》。

今天还在以小说的方式写抗战的人，无疑都没有参加过抗战。所以后人写抗战，都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诸多影响，小说因此成为意识形态的通俗化表达。二十年来记忆中最好的写抗战的小说，是莫言先生的《红高粱》，最好的战争小说是乔良先生的《灵旗》。说写得好，除了指故事好、文笔好，还是想说它们逸出了常见的意识形态之外，简单一点说，就是另类战争小说。好了，现在又出了个张者先生的《零炮楼》。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分两口气看完《零炮楼》，第一个感觉就是，他讲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方式，故事的意味，都是另类的，而且与莫言先生和乔良先生的“另类”不同。

写乡村老百姓的抗战，写这种抗战的“自发性”，以及自发性当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是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绵延千年的乡村自治、乡村宗法制度，在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候，自然要产生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冲突。小说中的几个关键故事，相当精彩:比如人在前方抗日，老婆却被村人当成“花姑娘”扭送给日本人为保村人之平安；比如日本人要建炮楼，村里的有识之士动用中国风水学说，给炮楼寻找地址，找的却是个“死穴”。类似的故事不时闪现，令人难忘。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我想类似的故事，以前并没有人写过。即便有人写，也会把国人分成正面反面两类。张者没有这样的二分法，他笔下的中国人都是好人，都是好人依据地道的“民间理论”、“底层学说”，在强敌面前认认真真做下的“抗战伟业”。这辛辣的一笔，让人过目难忘。

但不管是什么故事，到了张者的笔下，讲起来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口吻相当淡漠，动作相当随意，像老人叼着烟袋在村头的老树下“讲古”，像北京人在侃大山，像东北人唠嗑，像河南人在田间地头吟唱颠倒歌，其间伴之以点烟、咳嗽、吐痰、雄起等日常动作。那些惨烈的故事，因为时光的磨蚀和淘洗，如今变成了传说，变成了谣曲。这样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讲述抗战的方式，我最初阅读起来还是有些吃惊，有些替张者捏一把汗。但渐渐地，我能感受到这种方式的妙处。妙处之一，是它的真实，我说的是这种讲故事方式对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故事来说，非常有效。事实上，我们都无法回到故事的现场，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回到讲述故事的现场。因此，我以为张者的这种方式，是对目前熙熙攘攘的抗战小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弥补，并因此显得卓尔不群。妙处之二，是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与故事本身形成强烈的对比，有如冷脸对着热屁股，可玩味之处甚多。

多年来，张者作为一个小说家一直游离于各种文学潮流以外。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应该采取的方式。但在张者，这既是一种文化选择，也是因为他的性情使然。他的目光总是忍不住要从人们的兴奋点移开，甚至会从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兴奋点移开，而投向另外的地方。他显然有着自己的经验的刻度，并以这个刻度来构筑他的小说世界。《桃李》如此，《零炮楼》也是如此。这部小说还是延续了《桃李》的叙事风格，因为幽默俏皮而好看，又因为所涉事件的重大与讲述故事方式的轻松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而耐读。但与《桃李》不同，或者说比《桃李》更值得肯定的是，这部小说显示了张者扩展自己表现领域的愿望和能力，并大有斩获。

摘完桃子，就端炮楼，谁知道张者下一步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这部《零炮楼》无疑将在抗战文学的谱系上，占据绝对的一席之地。(李洱 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