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刘心武推出了两本“红学”畅销书，而他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也遭到红学界渐成燎原之势的“围剿”。先有《艺术评论》今年第十期集中刊发“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如蔡义江、孙玉明和张书才等）对刘著“生编硬造”表示“不屑”的专文与访谈，后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在《新京报》上直言刘著“胡说八道”的批评。对刘著的猛烈抨击主要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刘心武不讲“学术规范”，不讲证据，他的著作是在“误导大家”。可是，如果细究“误导”的实际效果，反而是所谓的“主流红学研究”为害更甚。

以考据为特征的“主流红学研究”推出的两个主要论点是：现存120回《红楼梦》前80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后40回是续作。这两个观点集中体现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996年再版的120回《红楼梦》《前言》里。及至今年7月，这个版本累计印刷16次，印数接近100万册，主流观点的普及程度和信众人数恐怕远非刘著所能及。然而，这两条主流观点没有一条能够得到任何切实证据的支持。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索隐派之所以能重振旗鼓，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考证派红学对于几个基本问题尚没有确切的答案。举例言之，《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这类基本性的问题在考证派红学中虽有种种的解答，但由于材料不足始终不能定于一是。”既然如此，“主流”的观点始终是一种没有实证的猜测，只不过这种猜测得到了所谓“权威学术机构”的支持，使其不讲学术规范、不讲证据、不实事求是以及误导广大读者的事实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命正确和权威，要求索隐派“缴械投降”（蔡义江先生语），则不但是“五十笑百步”，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周思源教授在今年6月29日的《新京报》上声称曹雪芹的生前好友敦敏敦诚兄弟在诗文中提到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很遗憾，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周先生连一条像样的孤证都举不出来，而是在广大读者面前公然捏造证据。

著名主流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红楼梦》出版《前言》中判决后40回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低于前80回，可是他在今年2月21日《北京日报》发表的访谈报道中却自相矛盾，他说：“宝黛爱情的悲剧是震撼人的灵魂的悲剧，是唤醒人们自我意识的悲剧，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处于巅峰的爱情悲剧，是古典爱情最高最新升华的悲剧，是具有近现代生活意义的悲剧，是对社会后世影响无比深远的悲剧。”没有现存的后40回，哪来什么“宝黛爱情悲剧”呢？冯老简直是在为后40回大唱赞歌了。

以上两个小小的例子足以让我们警惕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红学”对公众的误导。当专家学者将“学术规范”的锋利矛头指向刘心武时，其实更应该反省有更大影响力的、头顶“学术”耀眼光环的“主流红学”。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