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个女性在政治的雷暴与生活的风沙中艰辛跋涉的消息，时移事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欲说还休，不过，不变的是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刚强、独立，一如她的文字，紧密、结实，有种倔强的纯洁。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做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多了一个“南玲北梅”的称号，“南玲”是张爱玲，“北梅”是梅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两位当年在文坛上非常活跃的女作家经历不啻南辕北辙。张爱玲在命运的辗转中寂寞地客死异乡，连同她的作品被塑造成一个“传奇”，为无数中国人津津乐道。而梅娘的人生更为坎坷，她相继失去了丈夫和一双儿女，长期戴着“汉奸文人”、“间谍”、“右派”等数顶大帽子，为了基本的生存备尝艰辛。近些年，她的身影终于在“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中重新浮现，她依旧笔耕不辍，新旧作品开始陆续结集出版。

今天重提“南玲北梅”，让我想起一首宋诗——“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妄议前辈不敬而且危险，不过我仍然愿意做这样一个比喻：张爱玲有雪的凛然，散发着冷冷的光辉，而梅娘却有梅的品格，迎风绽放，老而弥坚。以文才论，梅娘不及张爱玲，以风骨论，在同样寂寞的境遇里，梅娘却散发出她特有的刚健清冽之气，沧桑中充满尊严，尊严里蕴涵开阔，气概足以傲雪。

新出版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主要收录了梅娘的散文近作60篇，书信88封。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个女性在政治的雷暴与生活的风沙中艰辛跋涉的消息，时移事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欲说还休，不过，不变的是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刚强、独立，一如她的文字，紧密、结实，有种倔强的纯洁。

梅娘是一位真正见过大世面、经过大磨难的老人。她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有种罕见的明智：“我既无法诅咒过去，也不愿意渲染当前。”“我一直很反感人们拿我无可奈何的过去做煽情文章。这种廉价的叫卖，实质上是心灵的残缺，对我等同伤害。”电视台有记者找上门来，她却拒绝接受被编排，因为她明白，年轻时真诚的呐喊在今天会被包装变形。相反，以往岁月中的温暖她铭记不忘，看了《回忆赵树理》等几篇文章，我终于明白了她当初为什么放弃稿酬，一定要将《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翻译出版，那并非仅仅出于友情或感念，也是对于朴实、善良理想的惺惺相惜。

梅娘有篇散文叫《我忘记了，我是女人》，写的是她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面对满屋盛装的人悄悄逃离会场，换下自己简陋的衣服，穿上一件考究的丝质长衣重新赴会，获得了友人“不老”的赞叹。不过，梅娘这篇文章流露的并非对青春流逝的感慨，或者对往日磨难的控诉，她写道：“所谓的不老对女人来说，就是高扬的女性、母性。生命赋予女性的天职就是要把美播散到她所在的任何角落。高扬的女性、母性是那种执著于创造性劳动的不懈。”这就是梅娘的“女性意识”。

当代理论早已重新为女性意识、女性写作定位，将女性对身体欲望的展览视为挑战男权的一种方式，可惜，“挑战”与“诱惑”的界限很难区分，女性写作依然徘徊在男性的目光下。这种尴尬的当代策略与梅娘的视野无关，她相信：“持久不衰的是女性的宽宏与深邃。”从青春时代起，她就用小说《蚌》、《鱼》、《蟹》来呼唤女性的独立自主，倡导女性追求事业，选择爱情。1949年之后，她曾为女性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自主权欢呼雀跃，她也用自己的命运见证了女性如何在人生的磨难中“不坠青云之志”。到了晚年，她的声音中增添了一丝悲怆：“尽管已经有了各式各样的男女平等的世象，有些女人仍然处在被男人消遣的境地。痛心的是：容忍男人消遣，是她们自愿的选择。”

梅娘从来不谈什么“女性主义”。可是，她的人生、她的写作都画出了这种已被扭曲变形的“主义”最本质的追求：女性应该摆脱人身的依附性，自尊，自信，自强。她阅尽沧桑，初衷不改。其实，梅娘从来没有忘记，她是一个女人。她活出了一个女人的境界。

《梅娘近作及书简》/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