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井先生走了。孩子们永远地失去了一位熟悉的老朋友；我永远地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前辈和老师。我对严文井先生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喜欢他的童话，也不仅因为景仰他的为人，我怀念严文井先生，还因为在我前进的路途上，曾经得到他的帮助。他不止一次地给过我支持和鼓励。

1978年夏天，我所在的研究室（国家出版局设在版本图书馆内的审读处）解散。我们一些从大学分配来还没有几年的年轻人，则面临一个重新找工作的问题。在这个岔路口上，我首先想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因说来也很简单：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投过稿——是一部长篇叙事诗。虽然书稿最终没有被采用，那张随退稿一起寄来的退稿信，却让我觉得自己毕竟与这家出版社发生过了一次关系，感情上似乎有了某种亲近的感觉。此外，由于对所读过的一些人文版图书的喜爱，也使我内心里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这家出版社的一名员工。后来我如愿以偿了。我听说，是严文井社长亲自点名，让我来这里工作的。

我只是读过严文井的一些童话，却并不认识这位令我喜欢和尊敬的前辈。他怎么会点名同意我去他那里工作呢？后来想一想，大约他是看了或是听人介绍了我在研究室工作的情况之后，才收下了我这个小兵。

我来到人文社的时候，正赶上社里为年轻人举办“文学进修班”，我就顺理成章地参加了进修班的学习。进修班的课程，以教授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主。担任教师的有外请的名流如启功、王力、柳鸣九等，也有本社的专家如牛汀、舒芜、王笠耘等。

学员们除了听课、作笔记、课堂讨论等活动之外，课下还有一项功课是写作文。我在进修班的一年间，写过两篇自由命题的作文，这两篇作文，一篇是《沈园游记》，一篇是《绍兴的东湖》，都是我在鲁迅工作会议之后，赴绍兴作调研时的收获。记得有一天，忘了是为什么，我到了社长的办公室。他和气地让我坐下，手上拿着几页稿纸对我说：“你这两篇作文我都看了，写得很不错……”接着，他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记得当时我拿着那两篇作文走出来的时候，内心很是激动，也很兴奋。不久，我就提前一年，被分配到了现代部，在组长李启伦老师和牛汀老师的指导下，参与“五四”以来作家作品的整理出版和刚创刊的《新文学史料》的组稿等项工作。而那两篇经牛汀老师指导和严文井社长肯定的作文，很快也正式发表了出来。

大约是1980年前后吧，在严文井社长支持下，人文社成立了《朝花》儿童文学期刊编辑室。当时我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儿童和儿童文学空前地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便将平时写下的一些关于孩子的短文，挑出了几篇，交给《朝花》的老师看看。不成想，竟很快就发表了出来。后来，我这些被称作儿童散文诗的习作，还陆续在人民日报、厦门日报、《榕树》文学丛刊等处刊登了多篇。到1999年，这些散文诗结集为《星星月亮的梦》，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几篇习作在《朝花》发表的时候，有一次和严文井社长在楼道里遇见了，他对我说：“我看到了你在《朝花》上的儿童诗……”在收到《星星月亮的梦》之后，他亲自打电话对我说：“我收到了你的儿童散文诗集。祝贺你！”只因不愿打扰老社长，许多年里，我失去了很多向他请教的机会；但是，我知道，在这许多年里，老社长是一直像关心出版社里的每一个年轻编辑一样，关注着我这个小兵的。

在严文井先生《蚯蚓和蜜蜂的故事》、《小溪流的歌》等童话作品的滋养下，我尝试着创作并发表了《花池里的邻居》、《阳阳的奇遇》等几篇童话；而先生那篇题为《给匆忙走路的人》的散文，自从读过之后，却几乎影响了我此后几十年来对待生活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人生比做流入大海的溪水，深情地昭示读者，应该怎样珍惜时间、善待人生。他说：“它的闪光，它的旺盛”，“它的力，它的曲折”，“这些长处都显现在它奔流当中的每一刻上，而不是那个终点”。文章以生动贴切的比喻告诉我们，不要为了专门等待一个最后的好时刻，而忽略了“我们途程上的每一瞬”。在读过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原来就正是这样一个“匆忙走路的人”；才知道自己先前是多么地愚昧。而先生的文章是收在1937年出版的《山寺暮》一书中的，殊不易得。于是，1986年，趁着选编《中国现代散文选萃》这本小书的机会，我把这篇文章选了进去。

严文井先生已驾归道山。作为曾经在他领导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过的一名员工，作为一名有幸得到过他的教导和鼓励的一名小兵，我会更加努力地从他那纯真质朴、充满哲理的作品中去汲取营养。我会永远记得他那睿智而慈祥的微笑。(岳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