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接触让我更加深切地意识到，我们确实没必要像当年大喊“赶英超美”那样过分地在意诺贝尔文学奖，正如阿兰自己所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北欧小国的18个老头老太太在按照他们自己的趣味和理解力每年度履行一次一个疯狂的北欧小国发明家的遗嘱而已。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是普通的人，有着普通人所应有的焦虑和委屈，他们的评选结果并不代表一种叫做“世界”的东西。

这些天，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和瑞典学院、瑞典驻华使馆联合举办了一个“斯特林堡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虽然是瑞典的“国师”斯特林堡，但这次会议最吸引中国媒体关注的，大概还是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到来，尤其是在中国文化界颇为知名的唯一一位熟谙中文的评委马悦然先生。让一位81岁高龄的老先生全程跟进研讨会紧凑的日程本来就有些残酷，如果再让他频繁地接受那些似乎患有“诺奖谵妄症”的媒体的“特别关爱”，就会显得更加地不人道，或者说，“不老到”。我这里的“不老到”特指对老年人行不义，这和普通的naive意义上的“不老到”一样，是中国媒体的通病。为此，瑞典方只安排马悦然接受了“某方”周末的专访。很多媒体被拒后，自然而然地开始在其他能够与马老先生密切接触的与会人员身上打主意，于是，此前与马老八竿子打不着的我，就进入了他们的“关爱视野”。实际上，我仅仅只负责研讨会现场的会务工作，和马老独处的鸡零狗碎的时间全部加起来，还没有我在会场上望着一些陌生的美女发呆的时间多，而和另外两位诺奖评委，斯图尔·阿兰和博·拉尔夫，私下交谈的机会就更少了。

马悦然：“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第一次和马老独处是在瑞典使馆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见马老手里攥着一包烟丝在前排做心神不安状，就招呼他出去一起抽烟。我好歹写了十几年的诗，在诗歌圈里听说过很多马老的轶事，也读过他的《另一种乡愁》，知道他嗜烟、嗜说四川话。我用川话告诉他我出生在重庆，他立即用标准的川话回应：“原来你娃儿是重庆崽儿……”（在“某方”周末对这一场面的转述中，我被叙述为“一个前去套磁的工作人员”。）他1946年开始在瑞典跟着高本汉学汉语，可是学的都是书面的古汉语，1948年首次来中国，居然就径直去了四川做方言调查，所以，四川话应该是他最早熟悉的口语态的现代汉语。人老了之后，语言也会怀旧，在怀旧的声带上，我听到了远比普通话熟练的半个多世纪以前鲜活的四川话。我们谈烟。马老说他抽了60多年的烟，曾经戒过，戒不掉。他觉得卷烟是烟的末流，从来不抽，只用烟斗抽烟丝，偶尔抽抽雪茄。他告诉我，做瑞典学院的院士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每周都要开碰头会，除了诺奖，他们的日常议程还包括其他50多个奖项的评定和研究项目的审核。但有一样东西诱惑了他并把他牢牢地拴在了那儿，那就是每周开完会了以后，瑞典学院都会给吸烟的院士提供一根极品雪茄。我说他长得像博尔赫斯，他露出了老年版小飞人卡尔松的北欧笑容。

第二天去人艺小剧场看赵立新的《父亲》，由于座位的预定出现了一些纠纷，马老和他的忘年知交、台湾出版人陈文芬小姐被挤到了一个很偏的位置上。间或有一些中国作家挤过去问候他，但他一直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看戏，像老年的博尔赫斯努力地看着水晶球一样。出来的时候，我问马老感觉如何，他客气地说还可以，但陈文芬告诉我，马老觉得剧中的音乐用得太奇怪了。

第三天，也就是研讨会的当天，马老和陈文芬小姐派给我一个很诡异的“使命”——给长得酷似《功夫》里面的包租公的作家李锐占座位，无论是在研讨会会场、餐厅还是在晚上看学生演出斯特林堡戏剧的时候，马老和陈文芬都想和“包租公”坐在一起。他们怕其他人坐到他们旁边之后不好意思请走，每次都叫我先坐在马老旁边的位置上陪他们聊会儿天，等“包租公”一来我就“交接”。马老从不掩饰他对李锐的偏爱，他要我给他看这些天媒体的报道的时候，我怕一些媒体关于他偏好李锐的报道会让他觉得不妥。他说没什么，他个人喜欢哪个作家不受诺奖内幕“50年内保密条款”的约束，用不着避嫌。马老其实一直不掩饰对自己喜好的执着，这种执着有时候到了“一根筋”的地步。1988年，在沈从文因为去世无法获得诺奖的情况下，迷恋沈从文作品的马老无数次试图说服瑞典学院破例把诺奖授予死去的人，在最后一轮近乎疯狂的劝说无效之后，64岁的他哭着走出了会场。

那一天傍晚我领着马老和陈文芬从民主楼去农园餐厅吃晚饭的时候，为了避开追逐的人，我特意选择了未名湖边的一条小路。马老居然还想得起来他以前从未名湖边走过的情形，甚至还想得起来友人告诉他博雅塔仿的是通县的燃灯古塔。1958年和1981年，为造访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和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他曾两次来到北大。我不知道他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景物、追思两位均已作古的故人时候会想到些什么，他一路上很少说话，只是叼着烟斗四处顾盼。唯独有一瞬间他笑得很开心，就是当我们走过临湖轩的时候，我告诉他这是原来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的寓所，他突然一乐：“呵呵，《别了，司徒雷登》，这个我很熟。”

第四天晚上，马老在北大讲“我的学术生涯”，爆满，莫言、余华等人不约而同齐来捧场。很多只把马老和“诺贝尔文学奖”一词联想起来的听众可能是第一次了解了他作为一个全能型汉学家的方方面面。他讲得断断续续，想一阵，说一阵，很像纳博科夫一本书的名字———《说吧，记忆》。他谈了他在汉语方言学、音韵学、古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古代典籍翻译、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等各个领域的种种治学经验，最后说他想要客观地评价自己，认为自己是个“万金油”似的学者，没有一样做到了精深。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梦想是翻译《左传》并写一本他自己的《左传》校注，我想起他刚刚提到，他最早跟着高本汉学习汉语的课本就是《左传》，脑子里顿时冒出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里的一句诗：“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这个联想让我不禁一寒。马老说完他翻译《左传》的梦想之后，稍微低头停顿了一会，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更加感到命运之寒的话：“现在看来，我可能没有时间去完成了。”一个81岁的老人在回顾一生所作所为的时候说出这句话，足以让所有抱怨他提名中国作家、诗人的时候眼光有问题的人偃旗息鼓了。这句话让我想起他写给四川籍亡妻陈宁祖的两首俳句———

“天色渐暗，

让我拉着你的手：

我们快到了。”

“天空的星星，

是死者的眼睛么？

爱人！你在哪儿？”

斯图尔·阿兰：谁也左右不了诺奖！

77岁的斯图尔·阿兰和60岁的博·拉尔夫都是语言学家，他们俩的身份本身就足以说明我国对SwedishAcademy的一个惯用翻译——瑞典文学院——是多么的不准确。SwedishAcademy的直译应该是本文所用的“瑞典学院”，就像法兰西学院一样，它的功能不局限于和文学相关的事项，而是负有全方位地推进瑞典人在人文艺术领域所进行的探究并赋予这种探究以庄严的秩序感的使命。在人员构成上，18个院士中一般只有一半是和纯粹的文学有关的，譬如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文学翻译家等等，必须保证另一半属于历史学、艺术史学等其他领域，尤其是作为“立院之本”的语言学领域。

斯图尔·阿兰不但是个语言学家，还是北欧计算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他长得像个标准的老贵族，跟马老一样满头的白发，但比起时不时露出小飞人笑容的马老，斯图尔·阿兰显得更加“有范儿”，不苟言笑且动作常常具有pose感。这可能是和他以前曾经长期担任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长有关系。常务秘书长在瑞典学院的体系里位置非常高，握有诺贝尔文学奖终评的仲裁权，每年获奖结果也是由常任秘书长宣布的。阿兰说在他手里诞生过从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到葡萄牙的萨拉马戈，来自四个大洲的13个诺奖得主。1985至1999年间，他一直是外界了解瑞典学院的最正统的“门户”，因此，虽然他现在已经遵从“70岁自然卸任”的规定从常务秘书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多年来养成的说话密不透风、行事不偏不倚的习惯一直改不过来，再加上每届诺奖的运作内幕（包括提名情况、初选和终选的过程、评委们的分歧、促成仲裁结果的具体原因等等）都有50年的保密期，作为一个曾经知道最多秘密的人，他在这些天的谈话自然要比其他两个人显得更加善于使用外交辞令。

我和斯图尔·阿兰在研讨会那天中午坐在一起吃午饭，席间难免闲聊几句。让我觉得有趣的是，阿兰和我的谈话一直被一种奇怪的焦虑笼罩着，他唠叨了半天“谁也左右不了诺奖，只有瑞典学院自己”等常识性问题，似乎担心我等东亚知识分子被权力扭曲的脑海中无法浮现出对一个绝对独立的学术机构的正确想象。我告诉他在中国确实曾有人把瑞典学院和颁发其他诺奖奖项的“瑞典皇家学院”搞混了，他显得更加焦虑，拿出笔颤抖着做下了记录，准备在第二天他要在北大做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专题报告上着重阐明这个问题。

我问在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的同时又受到保密条款约束，无法使过程透明化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保证程序的公正性、避免学院内部的腐败？他很老练地避开了这个问题，转而和我讨论北欧的中餐厅和北京的餐馆在味道上的巨大差异。

他说他一直很喜欢他所执教的哥德堡大学附近的一家广东餐厅，觉得那家厨师的烹饪充满了奇异的想像力，但来中国吃了地道的中国菜以后，他决定回到瑞典以后一年之内不去吃当地的中餐厅。我开玩笑说要不瑞典学院再加授一个诺贝尔烹饪奖吧，中国人肯定获奖。他说，要是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再多评这么一个烹饪奖，那18把椅子肯定不到一年就被迅速催肥的身体压垮了。

热衷于常识普及的阿兰紧接着又向我普及了为什么古斯塔夫三世设立瑞典学院的时候定下了“18”这个数字作为院士的总人数。法兰西学院有40个院士，古斯塔夫三世认为以瑞典的规模，20个人就合适了。可是在瑞典语里，20的发音和“糖”听起来很接近，不符合瑞典学院的“庄严”的使命，18这个数在瑞典语里听起来非常悦耳，于是就定下了18个院士的编制。原来院士数目的确定也跟俺们国家的乡亲们挑小灵通的号一样，要讲求个数字的吉利。

博·拉尔夫：我并不是只会“捣糨糊”

博·拉尔夫院士虽然已是花甲之年，可是在瑞典学院的这些诺贝尔评委里面，他还属于响当当的“少壮派”。“少壮派”自然精力比较旺盛，所以在会议期间我几乎见不到他，不知道他在北京的哪个角落去挥洒他的少壮派体力去了。拉尔夫是斯堪的纳维亚语系历史语言学研究方面的权威，也是瑞典各种大型词典的主要编撰者之一。我听说他自1999年当选为院士之后，一直是终评阶段激烈的分歧意见的主要调停人，就告诉他，和事佬在中国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他很委屈地说，他在瑞典学院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可不这么看，有些人坚信他没有独立的审断眼光，只会捣糨糊。

和阿兰和拉尔夫的短暂接触让我更加深切地意识到，我们确实没必要像当年大喊“赶英超美”那样过分地在意诺贝尔文学奖，正如阿兰自己所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18个北欧小国的老头老太太在按照他们自己的趣味和理解力每年度履行一次一个疯狂的北欧小国发明家的遗嘱而已。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是普通的人，有着普通人所应有的焦虑和委屈，他们的评选结果并不代表一种叫做“世界”的东西。(文 胡续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