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作品集》，四卷，包括《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猜到尽头》、《你不知道她有多美》，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5年9月版，每卷20.00元。

2005年第三期的《收获》发表了一位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据说，从编辑钟红明接到稿件到主编李小林审定，仅仅花了五天时间，这在《收获》的审稿时间记录中堪称一个“奇迹”。小说很快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普遍好评。这部小说叫《后悔录》，这个作家是东西。

近年来，东西的作品在影视界备受关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被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响亮》和电影《姐姐词典》，蒋勤勤因出色扮演牛红梅获得第二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被改编成电影《天上的恋人》，由董洁、陶虹、刘烨主演，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中篇小说《猜到尽头》被改编成电影《猜猜猜》；中篇小说《美丽金边的衣裳》被改编为20集电视连续剧《放爱一条生路》，由陈宝国主演；短篇小说《我们的父亲》被改编为2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刘子枫、尤勇、杨若兮、史兰芽主演，近日登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在黄金时间热播。

如果你看了上述影视剧，一定会觉得东西是一个“写故事的高手”，但这仅仅是东西作品的表象。如果你看了他的小说，一定会从荒诞的情节背后体会出更多的关于生活、关于人性、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难以言说的微妙。有评论家称，东西的作品是“升级版的王朔”，少了点痞子气，多了一份深刻和豁达。

最新出版的《东西作品集》共四卷，以完整的面貌呈现了东西的创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策划者匠心独运地将著名画家方力钧的作品用作封面主图，使得文字和画作在和谐中互相凸现，可谓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编者

深度理解

胡传吉(博士生)

残酷好比地狱一样，是我们永远不能排斥拒绝的东西，“它就是在那里”。有的作家逃避残酷，有的作家清洗残酷，有的作家诗化残酷，能坚强书写残酷并有寓言式暗示的中国当代作家，不多，以我看来，东西是其中之一。

东西的作品表现出对残酷的书写热情:有的是“圆全人”(借用阎连科的说法)对非“圆全人”的残酷(残缺与圆全的对立)；有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折磨的残酷(人与人永恒的矛盾、“他人就是地狱”)；有的是信仰沦丧后的残酷(“我自己就是地狱”)。这些对残酷现实的书写，有一些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对人心的猜想、对世道的拷问。

残缺与圆全的对立、“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的冲突，最是触目惊心。《没有语言的生活》想努力表达出非“正常人”的语言。聋子王家宽听不到父亲的呼救声，结果王老炳被马蜂蜇瞎，后来，王家宽娶哑女蔡玉珍，在“正常人”的轮番欺负下，生子王胜利，王胜利很“正常”，可还是被“正常人”取笑羞辱。作家也绕不过“正常人”所设置的障碍，所以，只好诚实地让“圆全”的王胜利失去语言，“他跟瞎子、聋子和哑巴，没什么两样”。残疾人的语言，也许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发生过，再或者，是生生地被剥夺了。没有语言的生活，也是生活，不过，是悲惨的生活。看到残缺的悲凉、圆全的薄凉，需要很高的写作境界，东西看到了局部的现世残缺，看到了人为罪恶下的残缺，看到了隐约埋伏的“人为性”脉络，可惜又心生畏惧，小说止步于世俗语词中的残缺，当然，这样写，小说不至于彻底血肉模糊。与史铁生笔下的残缺相比，东西有东西的写作遗憾。

在书写“他人即是地狱”的残酷时，东西有一个关键词值得高度注意:猜。《猜到尽头》、《耳光响亮》、《不要问我》、《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等作品都有类似的伏笔。由猜到疑、再由猜疑到折腾，距离不会超过五秒钟。猜的尽头，是背叛与生不如死。作者似乎中了“猜”的魔障，一路猜猜猜。《猜到尽头》、《不要问我》、《美丽金边的衣裳》，是男女之猜，是永无止境的想死又死不去的窒息，东西笔下的女人，就跟湖底的混沌水草一样，阴柔、难缠。轻度纠缠的结果是耗尽感情直到分手成为仇人，重度纠缠的结果是同归于尽。《耳光响亮》既是对亲人的猜，也是对未来的疑，你伤害我，我伤害你，中国自称最牢靠的血缘伦理被残酷肢解，心灵早已被涂写得面目全非，那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害怕一回头，“我们就会回到贫穷的生活里”。萨特曾经说:“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如果禁锢自己的同类，自己也将被禁锢，有限的自由也终将消失。

东西很坚决地书写了禁锢中的残酷，以至于小说中频频出现死亡、消失、毁灭，在少数篇目中甚至有些失控，比如说《祖先》等。正是有精神上的自觉，隐匿在理智背后的感性才会偶尔失态，即使像东西这样拥有强大叙事能力、叙事欲望的作家也不会例外。

站在“他人即是地狱”背后的，就是“我自己就是地狱”。以《我们的父亲》为例，那位父亲摔死在大街上，表亲庆远从女婿医院的太平间扛走尸体，在公安局的儿子东方红亲自为老人的死亡记录签上领导意见，直到尸体被草草埋葬，表亲、女婿、儿子没有谁发现那个摔死的老人就是自己亲爱的父亲。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那位意图千里背尸的老人。两个老人悲惨而荒谬的际遇，是相同的。在读到那些悲惨的现实之后，谁又可以全身而退呢？

这就是东西想告诉我们的，“它就是在那里”，尽管如此，他骨子里，还是贪恋世俗的乐观。比如说《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这也许是东西迄今为止写得最为温情的小说，或者说，他用一种温情的方式对残酷进行了展示。在具体的小说场景里，那种温情是可以理解的，它源于对美的苛求，直至肉体美消失了，作者才让奇迹般还生的“我”说出，“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这是对美与爱的信仰，“它与苦难无关，它只是说明生命中存在爱的奇迹”。

他的小说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不断获奖，影视认同了作者世俗的乐观。东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文字很善于唠叨，热情而狂乱地，唠叨出世俗、唠叨出锋利，以至于读者在看到残酷的时候，虽然有些无地自容，但又不至于过分沮丧懊恼，有时候甚至会有些莫明其妙的欢欣。叙述中的残酷也好，世俗中的残酷也好，“它就是在那里”，只不过，在东西笔下出现，“它”竟然能让人偶尔欢欣，这般那般地举棋不定，作者对此有无自觉的警醒呢？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东西的《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嫖村》、《我们的父亲》等作品，不仅是优秀的小说，也是响亮的批评。

作家专访

“生活真的比我的小说更荒诞”

作者写肥皂读者读出毛巾

记者:此次结集出版的四卷本作品集具有里程碑意义或仅仅是个总结？

东西:我从1985年爱好文学，已和文学结缘20年，尽管写了20年，我的作品并不很多，作品集装了我的各种风格的作品。但作品集不是文集，只是一个总结，除了《后悔录》这个长篇，作品集收录了我大部分个人比较满意的作品。

记者:画家方力钧第一次将他的油画作品当作图书封面，这对书所起到的配合作用，是一种画龙点睛还是阅读期待的超越？

东西:他的画我很喜欢，画中夸张、荒诞、泪水之后的微笑，苦难却又不失理想，其中蕴藏的复杂性与我作品的精神气质相似。

记者:你希望你的作品被读者更多记忆和认可的地方，是它们结构上的新颖还是主题上的深刻？

东西:我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父亲是个哑巴，他比划着，四方的，能擦身体的，他希望儿子买条毛巾回来，可儿子是聋子，他按照他的理解买了四方的，能擦身体的，肥皂。这一细节暗喻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作者可能提供肥皂，但读者却读到毛巾。

记者:你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作家，陷入常规思维的困境时怎样摆脱？

东西:有一次，写一个人自杀时，想写得不一样，很苦恼。一部印度电影《死亡宝座》启发了我。故事讲一个村庄通电了，政府首先送去了电椅，有一个偷香蕉的人被判死刑被电死，所有人都羡慕他坐上了电椅。而在中国，作家会是什么样的思维呢，他会先写农民致富了，孩子晚上可以在灯下读书了。但印度编剧讲人虽死亡，还被人羡慕。这样的角度就很新奇，我就喜欢这样的野路子。

记者:作品集中收入的中篇小说《肚子的记忆》也被收入台湾大学中文系课外阅读篇目，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种全知视角式的蒙太奇语言，能否给我们谈谈它在叙事上的突破之处？

东西:台湾《世界中文小说·大陆卷》收录了它，作为台湾中文系学生课外阅读的篇目，对此评价是:在福克纳的叙述上翻了一番。它挑战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圈内人读过后都大呼过瘾。小说中每一个段落里出现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叙述者，上句是A讲，下句也许已经变成B了，但是故事并不因此而打断。无数个第一人称就像无数架摄像机，通过剪辑，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故事的叙述。

记者:《耳光响亮》是一部漫画似的长篇小说，这从主人公姓名牛青松、牛红梅等名字就可看出，为何以变形夸张的笔触写作？

东西:那是1996年，我常听国际歌，有种呐喊的感觉，也很喜欢崔健的摇滚乐，希望以嚎叫的姿态反抗压抑，恨不得一夜成名，所以写得很张扬，很自由，和当时的状态有关。

身体在脚下心灵在远方

记者:在创作《把嘴角挂在耳边》、《口哨远去》等作品时，为何会选择一条“器官写作”式的路子？

东西:这点是无意识的，是评论家发现的。像写《目光愈拉愈长》时，我看到一条新闻，哈勃望远镜能看到几亿光年以外，我们的目光能看到很远，但脚下的东西却被忽略了。身体在脚下，心灵在远方。

记者:如果许多年以后回望一番，《后悔录》在你个人写作的历史中的意义是“承前启后”还是“空前绝后”的？

东西:对我而言，《后悔录》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这至少证明写了很多剧本后，我还仍能写小说，在作品中我延续了对小人物精神困境一贯的关注。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希望创造一个人物。一提到鲁迅，你看到他身后一大排人物，阿Q、祥林嫂、闰土、孔乙己等等，我就希望曾广贤是这样一个经典的人物，他身上后悔的特点也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其实，鲁迅一生写的小说也没有现代作家两年写的多，现代作家在追逐着量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质。质量和品位是我永远追求的。

曾用阅读名著来充饥御寒

记者:有评论家用“身体穿过历史的荒诞现场”概括你的作品，但你认为，生活比小说更荒诞。

东西:其实生活真的比我的小说更荒诞。那时我家是富农，1976年我母亲作为坏分子的名额被拉去乡里批斗，当时批斗会现场我没有去，我坐在喇叭下听现场批斗，那些批斗我母亲的人点了我母亲两个错误，全都是子虚乌有。当时我才10岁，这种公然说谎让我觉得现实很荒诞。

记者:《肚子的记忆》等作品中，主人公对贫穷的极度恐惧与你的个人经验有何暗合，能谈一段你和肚子相关的记忆吗？

东西:少年时候生活在乡村，饥饿感时常袭击我。读大专的时候，每天晚上下晚自习回到宿舍我都做强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我去吃了米粉，明天早晨我就没有了早餐，不吃又饿，只能用意志战胜饥饿。那时候，我就用阅读名著来充饥御寒。

记者: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具有冷峻色彩的黑色幽默叙事风格的作家较为少见，你为何偏爱这种风格？

东西:小人物往往用黑色幽默来抵抗强大的势力，用冷幽默来释放压力。在生活中，我是去发现幽默而不是传递幽默。电影金鸡奖在南宁颁发的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懒觉，凡一平(《理发师》、《寻枪》的原著者)打电话告诉我，他在晒底片，“24寸的”。我说你平常不是晒5寸的吗，他说我和巩俐合影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五厘米。我很生气，后来说，“凡一平，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都跨越不了这五厘米。”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小说不一定比电影更高雅

记者:你的多数作品被你改编成影视剧本后，是否有所损害？如果存在这种损害，具体体现在哪里？

东西:《我们的父亲》小说的本意是农村父亲进城来，想用农村的办法解决城市的问题，最后他处处碰壁，想从子女的眼皮底下溜走，直至死了，儿女都不知道，哥哥以为他在妹妹家，妹妹以为他在弟弟家。事实上，子女参与了父亲死亡的过程。我想表达这是一个没有父权的时代，没有了绝对的权力。这是我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但在电视剧中，它不得不收缩，世俗化，降低为父亲与孩子间的亲情叙事关系。

记者:池莉、苏童、毕飞宇都表示过在风华正茂时将全力投入写作小说而不将精力投注在影视作品，你对于作家触电怎么看待？

东西:我觉得，我们的作家不要过分自恋，对影视剧也不要一棍子打死。你看很多欧洲电影，会认为电影比原著差？小说不一定比电影更高雅。让读书的人读书，让看电影的人去看电影吧。

记者:你将作为广西民族学院驻校作家上大课讲文学影视欣赏，会给学生讲什么样的阅读经验？

东西:我看到一个报道，“9·11”之后，美国市民都在抢购带钢板的地下室，如果有恐怖袭击则可以躲避两三天。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卡夫卡写过《地洞》，写一个虫子因为恐惧在地洞里建了无数的通道，逃跑，建完之后，它还不敢住在地洞里，它埋伏到对面的草丛里，观察什么样的动物会来欺负它。在读小虫子的恐惧时很难想象今天人们对灾难的恐惧。我愿意把这样的现实生活与小说嫁接。 曹雪萍(新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