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完全无需一个探索与试着相互了解的过程。我们对看一眼，就明白了我们享有一个公分母，那就是：“爱书”

    前些时有家刊物出题要我作文，题目是《书缘》。而此前不久，梅绍武兄因病不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心绪做比较严肃的工作，所以文章也一直未写。10月11日，与绍武告别的仪式举行了，报上陆续刊出了朋友们所写的纪念文章。到此时，积沉在自己心底的一些记忆才逐渐泛了上来。事情大抵琐碎平凡，却似乎都与书相关。莫非武哥与我几十年的交往真的能用“书缘”二字概括不成？

11日那天，佩芬和我没有去八宝山告别。对我们两个有病的老人来说，走这段路与做这件事，无论从精神还是从体力上来说，都不轻松了。但前此几天，我们曾带了一只素色花篮上西便门梅家，在绍武大幅照片前鞠了三个躬，与他告别。花篮上别有一张卡片，我们挑选的是印有紫萝兰小花装饰的那种，在卡片空白处上我挤着写进去莎翁《CYMBELINE》里的几句诗：

Fear no more the heat o’the sun，

Nor the furious winter’srages；

Thou thy worldly task hast done，

Home art gone，and ta’en thy wages：

原来后面还有两句，是：“Golden lads and girls all must，/As chimney－sweepers，come to dust.”(此处几句诗朱生豪的译文是：“不用再怕骄阳晒蒸，/不用再怕寒风凛冽；/世间工作你已完成，/领了工资回家安息。/才子娇娃同归泉壤，/正像扫烟囱人一样。”) 但是绍武是通达之人，做完尘世上的工作(还领有工资)就走了，也无需“有人陪绑”之类的空言安慰了。

认识绍武已有四十多年了。最初见到他，是在北京图书馆他的办公室。图书馆当时还在文津街，主楼的西北侧有一幢红砖洋楼，他所在的“国际交换组”就在这里面的底层。记得绍武的办公桌是在一扇落地长窗的旁近。我看到他办公桌上有一架英文打字机，左右两侧以及地上，全都堆放着外文书。他听见有人找，便转过身来面对我。我见到的是一个英俊儒雅的青年，比我似乎略大几岁，因为他什么时候都显得那么老成持重，那么有修养。认识以后，我也从未见到他有失态的时候，哪怕是一次。

我找绍武，是听说他那里有丰富的新资料，且乐于助人。他自己也搞文学翻译，是个内行。果然，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完全无需一个探索与试着相互了解的过程。我们对看一眼，就明白了我们享有一个公分母，那就是：“爱书”。不知有多少次，我在他的一个记事本登记一下，便借回了刚从国外图书馆交换回来的尚未登记注册的新书。没过多久，我与佩芬就上尚在护国寺的梅府登门拜访他与屠珍，并且见到他们三个还很幼小的孩子了。我们之间的话题仍然是书，还有书人：吴兴华、陈(梦家)太太(赵萝蕤)、钱锺书、杨绛……那么多位我们共同仰慕的饱学之士。“文革”动乱风头稍过，我们又上西旧帘子胡同他和母亲、妹妹十来口人挤住在一起的小院去看他们了。而那时大家慨叹的则是书被焚烧、书人被折磨致死这样的人神共愤的噩耗了。再稍后，绍武那里又成了我与佩芬了解西方文艺新动向的地方。他借给我们的港版《何索》(即索尔·贝洛的《赫尔佐格》) 使我们初次见识了比较新的写作风格，在当时来说也算是大开眼界了。还记得在他那里曾看到一本港版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觉得很有参考价值，便大着胆子托父亲在香港的熟人买一本寄来，却不料被海关退了回去。这件事曾使我在一个时期里精神上很不愉快。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总算开始能做一些介绍外国文学的事情了。较早出版的是冯亦代、汤永宽先生负责的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选》。在这里面，我们这些喜爱美国文学的人每自译了一篇，有绍武和屠珍的，也有乐山和咸荣的。我译的是麦柯勒斯的那篇《伤心咖啡馆之歌》，不想从此走上介绍美国南方文学这一条路。前几天重新翻了翻那本集子，不想里面居然还有认识张爱玲的李君维先生译的一篇呢。以后绍武较集中治的是特罗洛普、纳博科夫与美国戏剧(奥尼尔与阿瑟·密勒)，当然，还要做许多宣扬梅派艺术的工作，我则较集中地介绍了福克纳和他的几部作品。绍武走前来不及说，但我揣测他最为遗憾的事，恐怕莫过于未能将特罗洛普的长篇小说《首相》全部译成。他已经译了一部分。但我相信，一定会出现有心人将之续译出版的。

去年，我忽然复古，并且Anglophilic(崇英)起来，竟与上海翻译家蔡慧搭档，承译了奥斯丁的《爱玛》。由于那本书在出版社里是划归“名著X译插图本”类别的，需要有好的插图。出版社已找到一些，但我想试试找到更好的，至少是印制得更精良的，于是便托了时在美国的绍武。不久后便收到绍武小女儿寄来的书，书开本小小的，很精致，插图印得特别清楚，而且还正好赶上了发稿。我们的译本印出来时，知道绍武已经昏迷。但我还是挂号寄去一本，可惜这根“感情缰索”份量太轻，增添上去还是未能挽住老梅。

四年前，我搬家到潘家园附近。到旧货市场那两长排书摊去淘宝已经成为我周六必做的功课。去年，见到地摊上有绍武译的《特罗洛普中短篇小说选》，遂以二元廉价购下，转赠绍武。当时一并归回给他的还有多年前借他的一本Evelyn Waugh的Brideshead Revisted。绍武当时对我说，特罗洛普这本短篇小说集他家中倒还存有一些。他译本中缺失的是匈牙利作家约凯伊·莫尔的《一个匈牙利富豪》。他所藏的最后一本被冯骥才索去“借阅”，至今不还。他很郑重其事地委托我尽可能帮他买到一本。可惜的是，直到绍武离去，此书我仍未找到，实在是有负于他的嘱托。我欠他的书上的情份总是不能还清，让自己心中常觉遗憾。写到这里我又记起他身体不好时还为我编的一部集子翻译与校订的事，他甚至把工作带到美国去做，自己做不动了还费神帮我找别人续成。他真是俗话里所说的“帮人帮到底”了。

写这篇关于书的情缘文字时，我的音响里一遍又一遍地放着Alfred Brendel演奏的舒勃特的即兴曲——《Impromptu》( Op.90 D899 No.3 in G flat)。钢琴家按下的沉郁徐缓、让人回肠荡气的旋律，它所诉说、所咏叹的，在我听来，恰似是绍武的一生。这里面有奋斗、有迂回，也有嬉戏、调侃与从高处发出的深深的喟叹。旋律是那么凄楚、甜美。临近曲终时，旋律更是提升了一个层次，象征着作曲家精神上的升华。这不同样也是武哥晚年亢奋、执著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吗？(李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