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张惟英委员的“门槛论”

一场关于外来人口进京是否应该设立“门槛”的讨论，近日在“首都之窗”网站激烈进行，与网民直接交流的是民革北京市委张惟英委员，她提出的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北京人口规模的建议，曾被有关部门答复“同意”。张惟英委员在回应网友们的反对意见时表示：“我提这个提案，不是就对某些人有利、某些人不利出发的，而是从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这个角度来提的。”（《北京青年报》１月２４日）

实际上，外来人口进入北京的“门槛”，一直都存在，张惟英委员提出“人口准入制度”，大概是要抬高业已存在的“门槛”，以此控制北京人口的快速增长。在传统户籍制度逐渐松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降低外来人口进入“门槛”，并给予外来人口“市民待遇”的今天，这种抬高进京“门槛”的提议无异于与时代潮流唱反调，明显不合时宜，而这个提议出自政协委员之口，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张惟英委员提议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其理由无非是北京人口太多了，给城市就业、住房、交通、教育等等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样下去，谁都过不好”；而众所周知的是，市场经济需要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抬高进京“门槛”构成了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是不公正的——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应该如何决断？笔者想起了前年的“孙志刚案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激烈争论。当时也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将会引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是他们惟独忽视了一个问题——收容遣送制度是不公正的制度，它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于是我们看到，为了公正，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哪怕废除这项制度会引发很多现实问题。当时社会舆论发出的“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的呼声，振聋发聩，让人回味无穷。

是否公正是决定制度存废首要的、最基本的“标尺”，这是“孙志刚案件”以及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给予我们的启示。如果以此观照今天北京市应否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争论，孰是孰非不言自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在短期内也许“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但是，如果每个城市都以是否有利于自身发展来设立制度，那全国将会是何种景象？这和地方保护主义有何区别？为何只是站在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而不是站在是否有利整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维护百姓权益的角度看问题呢？

北京外来人口不断增长，从短期看确实会给北京发展带来很多压力，但是压力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学历和不同劳动技能的人员在这里工作、学习、生活、消费，又将给北京增添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满足城市发展对于不同人才和劳动力的需求。常住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和人才竞争，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连张惟英委员也说，北京需要什么人、不需要什么人，应该由市场来决定，那些不为北京所需要的外来人口，自然会被市场“淘汰”——既然市场能够决定一个外地人是否适合居住在北京，又何须制定什么“人口准入制度”，以政府的名义来加以限制？

去年五月，北京市政府废止了针对外地进京人员的四项管理规定，此举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一片叫好声。北京是国家首都，也是全国政府经济文化中心，是人心所向之地。首都当然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襟。北京对待外来人员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北京的形象、首都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形象。因此，首都应该是“首善之区”，应该是一个具有浓郁的民主、自由、平等氛围的现代都市，是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入之地，人人都能受到公平待遇和政府关爱之所。全国许多城市（包括人口最多的上海）都适时降低了外来人口准入“门槛”，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市有何道理反其道而行之？ （晏扬）

试看今日之首都，竟是“北京人”之天下？

在北京“两会”召开之际，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了《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该建议的要旨，是为了保持北京市的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必须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对外来人口进京实行准入制。（１月２４日《北京青年报》）

当我认真拜读了关于此事的报道，以及张委员在“首都之窗”与网友们的交流后，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试看今日之首都，竟是“北京人”之天下？

为了城市的良性发展，必须协调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北京市所面临的问题，而几乎是所有发展中的城市都需要解决好的问题；但是，以有利于北京发展为由，建议实行对外来人口实行门槛更高的“准入制”，在目前已经有诸如“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绿卡制度”等等备受非议的制度的前提下，建议者可谓是用心良苦啊。

支撑张委员提出实行“外来人口进京准入制”的主要理由有二：第一、人口增多加大了北京自然能源与公共资源的危机。第二、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很完备，必须依靠制度来控制人口的流动。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理由都不足以构成实行“外来人口入京准入制”的理由。

首先，外来人口问题并不是造成北京自然资源与公共资源产生危机的主要问题。北京市人口众多不假，但没有北京户口的所谓“外来人口”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人口密度远远大于北京的汉城、东京等城市，为什么没有对“外来人口”流动做出限制，把资源的危机“栽赃”到外来人口的头上？其实，外来人口造成北京市自然资源及公共资源紧缺是个假问题，而政府部门如何协调好、规划好城市的职能，做好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完善公共服务才是个真问题。近日，北京市政府公布要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中，表示要“建立多个城市职能中心”、“大力发展新城”、“改善现有交通”等，才是对这一问题的正视态度。

其次，因为出于“国情”，必须对外来人口进京做出严格限制，这是一个诡辩。现在，所谓出于“国情”需要的种种理由，似乎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青睐。张委员为自己观点辩护的理由是：其他国家之所以没有对人口流动做出限制，是因为他们的市场经济已经完备，可以对人口流动进行有效调节；但是我们的“国情”不同。可是，能否因为市场调节的手段尚未完备，而拒绝市场对人口流动进行“调节”、“操练”呢？谁有权力将几乎不言自明的“公民具有迁徙自由”的权利予以剥夺？更何况，人口的自由流动，正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完善的原动力之一呢。事实证明，人口的自由流动，并不会使城市陷入混乱，而是使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流动”之时，更加趋于理性。汉城与东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着“户籍制度”这一门槛的存在，外来人口自由流动入京的难度已经很高；现在，张委员又建议再来个“外来人口进京准入制”，看来是想把北京市变成一座“围城”。文末，我只想戏仿“新东方”教师罗永浩在批判“暂住证制度”时的“著名演讲”，作为我对“外来人口进京准入制”的态度：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对这种观点感到由衷的反感！都是中国人，凭什么你能住在北京他人却不能进来？你怕北京会混乱你到其他城市去，他不怕北京会乱他留在这里。 （庞皎明）

外来人口“准入制”是个馊主意

一场关于外来人口进京是否设立“门槛”的讨论，１月２３日晚在首都之窗网站激烈进行，与网民直接交流的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她曾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据说有关部门同意其建议，并且认为外来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问题，比较紧迫，需要解决，但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措施。（１月２４日《北京青年报》）

就连户籍这个城乡间的最后壁垒，在市场浪潮冲刷下也显得异常不合时宜，深为人所诟病。如今又有人打着影响城市发展的旗号，提出对外来人口实行“准入制”，让人莫名其妙。难道像城市这样的公共资源永远是“谁的地盘谁说了算”，让“北京人”根据自己的喜好与意愿挑挑拣拣，对来自其他城市的劳动者打上“外来”烙印予以拒绝，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艰难之路上再挖一条名叫“准入制”的鸿沟吗？

对外来人口实行“准入制”，绝对是个馊主意，它起码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公然违反法律的公正要义。在一个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法制和市场气息的社会里，劳动力的流动与配置主要受市场因素制约，而不应该过多地受到人为干预。具体到一个人来说，在不同地区间流动意味着在实现自己的人身权、就业权等各项生存权利，这种权利谁也不能随意剥夺。某个城市如果整体工资水平高、生活成本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社会氛围比较好，与其他地方相比存在较大利益落差，自然会吸引到更多的外来劳动力，城市也能够借外来之智、外来之资、外来之力加快发展。假如在这个城市工作难找、薪水难保、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不仅外来劳动力不再问津，恐怕很多“城里人”迟早也要跳出小圈圈，向外谋发展。

由于计划经济和历史的原因，过去各级政府在项目建设、资金投放和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倾斜，城市垄断了高质量的公共设施，城里人享受到了大部分就业机会和公共福利政策，由此衍生了城乡差别、城乡鸿沟，就是同为城市的大中小城市也产生了地区差别。填补这些历史造成的发展鸿沟，让社会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正需要城里人和外来人口同等地享受城市资源等公共品，最大限度地拉平起跑线。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人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地盘，从内心深处排斥外来人口，埋怨人家抢了他们的饭碗，分掉了他们的生活资源，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人的小家子气，暴露了个别人的“自恋情结”与“封闭情结”，显示了他们对他人的粗暴和歧视。

以邻为壑，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一个顽固排斥外来人口的城市，迟早要陷入封闭落后的怪圈；一个盲目拒绝外来劳动力的城里人群体，最终将丧失竞争力。把用血肉之躯撑起城市发展手脚架的外来人口视为累赘，最终受害的还是城市和城里人。有关部门和公众实在用不着在这一不合法、不近情理的建议上费那么大精力。至于人才分布不合理、某些行业人才饱和等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职场岗位预警和其他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和权力色彩浓厚的“准入”，不能像药方一样乱开乱用。 （张培元）

《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