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绝不是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否定，而是对20多年来经济建设中的发展思路、发展观念、发展模式所作出的新调整，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的重要标志，仍然是我们必须追求的重要指标，也是我们全面发展的基础
只有让最富有经济活力的东部沿海地区保持更好的发展势头，才能为开发西部、振兴东北、发展中部，提供更多更好的人力物力财力与经验的支持，才有利于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之间发展的差距
无论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亲民爱民，都有一个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的问题，都需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从根本上、整体上解决问题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
科学发展观注重统筹发展，而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统筹，应当主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辅以政府的宏观调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同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也是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当前，各级领导干部都在认真学习、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谨防认识上的片面性。
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建设共同进步，但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统筹兼顾，加快发展，关键在于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有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才能赢得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公共事业的关注，包括加强基础教育事业、科技文化事业、社会卫生事业、社会治安和保障事业等，都要建立在经济全面发展、财富不断涌流的基础上。因此，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丧失了物质基础，什么城乡与区域的协调发展，什么社会与生态的全面进步，什么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都很难做好。
科学发展观绝不是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否定，而是对20多年来经济建设中的发展思路、发展观念、发展模式所作出的新调整，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同样道理，对GDP增长也不能盲目否定或忽视。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的重要标志，仍然是我们必须追求的重要指标，也是我们全面发展的基础。我国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都是以GDP增长作为衡量的首要指标的。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保持GDP的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以就业为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创造80万-100万个岗位。
中国的GDP增长率如果低于7%，不但实现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且会给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矛盾和困难。过去，把GDP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结果造成盲目建设，破坏资源，降低效益，扩大差距，这是不足取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为了纠正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要否定GDP的核算方式。所以，我们在对待GDP的问题上，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科学发展观注重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决不等于平均发展
根据中国经济落后而又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战略发展新路子，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践证明，这是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沿海先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现在，对于发展中出现的地区差距，中央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接着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今年3月初，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发展中部的要求，同时提出，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的可以率先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协调区域发展的布局，执行得好，可以取得“东西南北中，全面大发展”之效。但是，如果搞不好，特别是如果产生“劫富济贫”、“压快拉慢”现象，搞平均发展，那就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了。协调城乡发展亦如此。一定要把“三农”问题摆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切实采取措施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防止社会群体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要注意二次分配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发展起点不平衡，比如区域资源条件的优劣，主体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掌握资源、发展机遇的不同，发展结果的不平衡现象总是存在的。有的地区发展得快一点，有的社会群体发展得好一些，这都是正常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为了防止地区间、城乡间、人群间差距过大，通过有意识的调控来防止“马太效应”，即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要注意的是，这种调控又不能变成逆向调控，即好的越来越差，差的越来越好。科学发展观的要旨是让好的仍然越来越好，差的逐渐越来越好。就是说，承认不平衡，利用不平衡发展规律来求得较快的发展，逐渐达到相对的平衡，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总之，只能让差的赶上去，决不能把好的拉下来。事实上，只有让最富有经济活力的东部沿海地区保持更好的发展势头，才能为开发西部、振兴东北、发展中部，提供更多更好的人力物力财力与经验的支持，才有利于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之间发展的差距。否则，任何忽视、延缓、削弱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都会直接削弱国家的整体发展。这与科学发展观也是背道而驰的。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但并非只限于关注弱势群体
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依靠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又在生产力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提升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以人为本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历史进步的哲学。坚持以人为本，就等于否定了以神为本、以官为本、以钱为本、以物为本，就是尊重人权、珍视生命，一切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依归。经过20多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广大人民群众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福利和实惠，走上了小康道路。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弱势群体，如失地的农民、失业的工人、失学的学生、失去赡养的老人与孩童，等等。这需要政府的关心，社会的保障以及慈善事业的救助。因此，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要求在实践中进一步关注弱势人群，需要亲民的政府，需要关心民生的各级领导干部。但是，无论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亲民爱民，都有一个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的问题，都需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从根本上、整体上解决问题。以人为本的着眼点，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反过来又通过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服务于人的根本利益和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旨也在这里。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弱势群体，也要看到强势群体，既需要访贫问苦，也不能忽视访贤问能。在调节社会矛盾时向弱势群体适当倾斜是应该的，但要防止把个人利益、眼前利益的胃口吊得过高。
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巧妙地结合起来，才能统筹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统筹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实践证明，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大开发西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力度；要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并把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好，关键在于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从深化体制改革入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政府充分调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如财政的转移支付，在坚持一次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同时，加大二次分配的公平调节。这样，就可以避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统筹的弊端，不会再走到计划经济时代那种统筹的老路上去。
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动力在于改革，一定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不动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是把树立科学发展观作为深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来的，是把实现“五个统筹”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提出来的。这就是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正是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不但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还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卫生体制等一系列体制性改革。仅以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领域各项改革来说，我们应当对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经营性事业单位要加快向企业化转制，公益性事业单位也要深化内部改革，增强活力。在科技体制方面，要重点解决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问题，改变科技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尽快形成科技开发的动力机制，真正解决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在技术上的瓶颈问题。在教育体制方面，要加快解决教育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脱节的问题，增强各级各类学校创新、创业的能力，通过教育体制和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教育结构进一步适应市场需求，使所培养的人才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要重点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的状况，切实增强农村医疗资源供给。同时要解决医疗费用过高、伪劣药品屡禁不绝等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最终要体现在发展质量、发展效益、发展的人文水平上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结构不合理，一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相当严重，由此带来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求紧张状况进一步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再度加快，物价总水平继续上升。显而易见，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潜藏着过热的隐忧。它造成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大量消耗，意味着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资源供给约束型短缺。如果继续沿用低效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发展模式，不仅能源、原材料等资源难以支撑，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也难以承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问题。然而20年过去了，许多地方的GDP增长依然靠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为代价。目前，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耗大国，石油和电力的第二消费大国（仅次于美国）。去年我国创造的GDP仅占世界GDP总量的4%，竟消耗了全球48%的水泥、27%的钢铁、35%的铁矿石、20%的铝和铜。以此粗放型增长方式快速发展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即使全球的石油、铁矿石、铝、铜等资源，也支撑不了中国13亿人口现代化的需求。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要以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这才是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和关键之所在。 （作者周瑞金：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解放日报 2004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