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安教授是近几年活跃在经济学界的“少壮派”学者。１９９４年在厦门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８月作为“引进人才”到山东大学。由于他在教学、科研方面的突出成绩，１９９４年底破格从讲师晋升为教授。１９９８年在西北大学遴选为博士生导师。黄少安教授主要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他创建了山东大学产权经济研究所。

１２月１日，在参加西北大学召开的一次研讨会期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产权改革问题专访了他。

产权改革至少应在六大领域展开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深化产权改革包括哪些内容？

黄少安：直接属于产权改革的主要有：

１，宏观的所有制结构改革即公有制以外的所有制的发展以及不同所有制的数量比例的调整。因为所有制性质由财产的归属权（狭义的所有权）状况决定，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的发展、对公有制做数量和布局的调整，实质上就是所有权（狭义）的宏观结构的改革。这一方面的改革，尽管还会有数量的变动，但是，作为基本格局作为数量变动的机制，已经形成。所以，可以说，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基本到位。

２，所有制深层结构或实现形式的改革，即特定所有制、更具体到特定所有者的财产（主要是生产资料）如何与别的生产要素结合和组织起来、从而保值和增值的形式。由于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生产资料是以企业为载体而存在和运作的，因而企业制度或组织形式实质上就是所有制的深层结构或实现形式。

对这一方面的改革，我们认识上已经清楚了，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都可能是多元的，多种所有制可能共用同一种组织形式。而且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股份制是主要的实现形式。无论是股份制、承包制、合伙制等，实质上都是依靠特定的契约来界定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权利和义务，涉及到产权的分离组合，因而实质上都是产权改革。在实践中，这一方面的改革进展很大，但是还没有到位，还需要深化，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３，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虽然所有制深层结构改革也包括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但是，至今为止（今后就不一定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我国产权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它涉及的内容太多、影响太大，与众多主体的责权利高度相关。我们现在还不能说这一项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对改革必要性、方向、目标、思路的认识已经清楚了，而且已经取得实质性的重大突破，离改革目标相距不远了。

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一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到位，而且改革任务还很艰巨。

５，集体企业产权改革。以前人们高度关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是必要的。但是，集体企业的产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产权改革本身（不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来说，可能比国有企业更复杂。现实中的集体企业，有真的，有假的（单纯戴“红帽子”），也有真假难分的和所有权主体不明确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提出，以产权改革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这是非常正确的。

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毫无疑问，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土地产权改革，无论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现在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以及可能的进一步其他形式的改革，都是如此。应该说，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巨大成功，但是，它不等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终结，还需要适应新的情况进一步创新土地制度。

此外，还有税费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教育和科技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虽然不直接属于产权改革，但是，都是因为单一的公有产权变成了多种产权、公有产权本身的具体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才要求对这些体制进行改革。

产权改革将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经济时报：产权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入和产权格局的变化，将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您的判断是什么？

黄少安：首先，收入分配体制、分配依据和分配格局已经、并且还将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产权不仅意味着收入，而且意味着获取收入的手段或依据。

其次，影响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实物资源的空间布局（流量和流向）；二是对资源的产权的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源产权的配置比资源实体本身的配置更重要，对优化资源配置的影响更大。

再次，影响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包括调控对象及其重点、调控手段等，都会发生重大影响。

最后，必然会影响政治体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产权关系变了，与市场经济接轨了，政治体制肯定也要相应改革，以便与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我们现在对这些影响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也还缺乏经验。

国资委怎么管人？管什么人？

中国经济时报：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制改革的论述被置于突出位置。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改革总原则上有了重大突破。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十六大报告及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对新体制勾勒了原则性的框架，但是具体的改革方案以及一些相关问题、甚至是重要问题，仍然需要深入而且具体的探索。您认为仍然需要深入而具体探索的问题有哪些？

黄少安：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管人和管事、管资产相结合”、“谁管人，管什么人”。

按照“十六大”以后确定的机构改革方案，原来的国资局和经贸委撤消，相应职能合并到新组建的国资委，企业工委合并到国资委。那么，应该是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它怎么管人？管什么人？怎么管资产？肯定是它具体找人去代理国有资产。所以问题的关键之关键是它如何管人、管什么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是：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一般是国有独资），这些经营公司都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受国资委的委托行使国有资产的投资决策和管理权，他们决定国有资产投资的流量和流向。国资委对这些公司来说是委托人，这些公司是代理人，这些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又向其它企业（公司）投资——控股或参股，从而有构成委托代理关系。那么，国资委就是通过对这些经营公司的人的管理来实现管事和管资产，而不是直接去管资产的经营之事。这些经营公司也应该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治理结构。

中国经济时报：国资委管什么人呢？

黄少安：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它作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老板”，决定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经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应该由董事会从市场聘任。国资委如何决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我们应该设计这样一种机制：首先，应该从组织上明确，它选派进国有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或参股企业的董事长、董事，都不是干部；其次，这些人员的确定应该市场化、公开化。由国资委制订一定的规则，出面组织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包括政府官员、相应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管理学家和相应行业的技术专家，还必须有人大代表。这个委员会可以有一部分相对固定成员，一部分不固定成员（不同行业的技术专家参加不同的技术问题讨论）。它负责选拔国资委要派的人员；再次，招聘的条件应该合理、公开，可以有学历、专业、工作经验、政治素质等方面的条件，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应聘。国家公务员如果被聘用，必须放弃其“干部”资格。再次，对这些派出人员，建立合理、可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最后，派出的监事或监事长，是否可以与派出的党委成员同一，双重身份，纳入“干部”序列，可以讨论。要避免把党政机关的干部不经过委员会的严格选拔、不改变干部身份而派出管理国有资产和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这些公司的党委会成员如何确定？

黄少安：一律按照组织部门的干部原则选派和任免，纳入干部管理系列。而且，他们的个人待遇，为了有保障和便于监督，最好与其所工作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完全由同级财政全额解决。

确定相对最优的治理结构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在谈到公司治理问题时，总会讲到“内部人控制”这个话题，这个棘手的问题如何解决？

黄少安：目前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在法律规定、机构设置和实际运作上的不一致或矛盾，是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的。从《公司法》的规定看，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是借鉴欧洲大陆模式，既有董事会，又有监事会，是二元治理结构。而从公司的机构设置看，是多元治理模式，既有董事会，监事会，还有党委会，职代会，工会等，后来又引入了英美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从公司的实际运作看，是一元治理结构，而且这种“一元治理结构”被推上了极端的集权化，即“内部化控制”。可见，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定型，实际上还在英美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之间、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企业原来的治理结构之中徘徊和选择。这种选择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必然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出现治而不理的现象。因此，应该尽量缩短这一过程。应该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确定相对最优的治理结构模式。

实际情况是，“外部人内部化”加剧了“内部人控制”。更多的人已经关注到了我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比较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既企业内部的经营者权利过大，通过多种手段危害国家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甚至使公司陷于困境却无法追究其责任。其实，比“内部人控制”更严重而又与“内部人控制”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外部人内部化”。

所谓“外部人”是指与企业相关但是不在“企业经营者”行列或者按规定不在“企业经营者”行列的人。他们是一般股东以外的国有股权代表、党政机关的少数官员、原来行业主管部门改牌而来的行业性总公司的管理者等。所谓“外部人内部化”，就是这些“外部人”因为能通过实施一定权力而能直接或间接地从公司中收益，从而与公司经营者即代理人串谋。公司经营者也乐于“收买”他们，与之串谋，共同损害国有资产和其它股东利益，同时加剧公司治理结构混乱，加剧“内部人控制”。这种现象确实很恶劣，对公司治理的危害甚大。（记者 柏晶伟）

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