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决定》是推进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起草人之一。近期,围绕《决定》的起草过程、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决定》的基本精神等方面的问题,郑新立副主任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它的贯彻落实,对于我们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将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决定》的形成是一个集思广益、民主决策的过程

郑新立介绍说,《决定》的起草工作,从今年4月份开始,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在起草过程中,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由国务院各个部门、各个研究单位,针对有关专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件初稿形成以后,又发到各个省区市、各个部委,包括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听取意见。还听取了有关专家的意见。收集的意见达到1700多条。起草小组认真地听取了这些意见,对《决定》(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文件的起草,始终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进行的。胡锦涛总书记几次主持会议,对《决定》的初稿内容进行讨论。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又对文件进行了讨论,修改了几十处。可以说,《决定》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集思广益、民主决策的过程。这个文件的贯彻落实,对于我们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十年来改革理论的突破推动了改革实践的进展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这两次会议到现在,已经经过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时间内,我们党在改革的理论上有哪些创新?郑新立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的理论建树:一是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16个字;三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资本、劳动力、房地产、技术等要素市场,特别是提出发展劳动力市场,是理论上的一个大的突破;四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六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观点,即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七是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写进党的十六大报告的关于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观点;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等等。

他说,十年来,上述改革理论的突破推动了改革实践的进展。这十年改革进展很快,国企改革深入进行,改革的进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1993年到2003年,是我国历史上平稳增长最长的时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改革理论的突破密切相关的。

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地方集中体现为六个方面的问题

郑新立认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经济体制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通过改革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城乡分割的体制,影响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局、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突出的矛盾;第二个问题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产权制度,使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产权清晰”很难做到,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第三个问题是在市场体系里面,资本市场的发育滞后。现在全社会资金的融通使用,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过去几年一直是70%左右,今年前三季度又上升到90%,通过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下降到10%,这就使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直接融资一般占到70%。资本市场发育滞后严重制约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第四个问题是收入关系还没有理顺,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着一部分人的生活和积极性;第五个问题是政府的职能还不到位,政府行政机关改革、人员的精简,中央机关带头做得比较好,地方政府现在正在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但总的看,政府职能里面,有一些应该交给市场的还没有转移出去,行政审批还比较多,对经济干预比较多,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像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调节等职能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第六个问题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的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经济领域的改革比较起来明显滞后。今年上半年的SARS灾害已经在这方面敲响了警钟。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关键靠改革

郑新立告诉记者,当前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之处,需要我们总结20多年来改革的经验,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把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头20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内,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关键要靠改革,要靠改革的推进。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今后20年,我们能不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上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实现了20年的快速增长。上世纪70至90年代,韩国实现了30年的快速增长。我们国家人口多,地域广,经济发展不平衡,我们的高速增长期应当而且可以超过日本和韩国。如果我们再实现20年的快速增长,我们的快速增长期就可以延长到40年,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记录。实现今后20年的快速增长,靠什么?就靠改革。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不针对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进行改革,要实现今后20年的快速增长是很难的。

他还强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我们还面临着新的问题,我们国家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遇到过的,也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比如,1996年以前,我们主要是防止通货膨胀,防止消费膨胀、投资膨胀,这些就是我们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1996年以后,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增加投资成了考虑的主要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就是这样,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矛盾和问题,必须用新的思路,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就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发展遇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现在,我们实行扩大内需和积极财政已经连续7年了,今年我们社会投资的增长速度增长很快,新的消费热点已经形成,在这样的形势下又遇到了新的矛盾,经济发展又处在一个新的转变时期。此外,今后十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随着科技进步的加快,我们还会遇到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应对这些不可测的因素,也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

按“五个统筹”的原则推进改革是《决定》最为突出的特点

郑新立认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及时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特别是提出要按照“五个统筹”的指导思想来深化改革,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这“五个统筹”的要求,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适应新形势、新阶段的任务提出来的,也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是我们这次确定改革目标的重要出发点。这也是这次《决定》最大也最为突出的特点。

他认为,如果说十年前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基本框架和基本要求,引导了我们十年的改革,那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主要之点是在于我们要实现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决定》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文件,而是一个深化改革的文件,是在薄弱的领域、需要加强的领域着重提出改革的具体要求的文件。

最后,郑新立表示,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提出改革的目标,体现了改革发展稳定紧密结合和相互统一的思想,反映了我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也标志着全党认识水平的提高。《决定》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提出了六个方面的任务。同时,还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即“五个坚持”。也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五个坚持”,是我们以往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对确保今后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记者 范伟)

简历

郑新立,1945年2月生,河南省人,经济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70年参加工作,1976年任邯邢冶金矿山建设指挥部副处长。1981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处级调研员、副组长。1988年任国家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1990年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2000年6月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学习时报 2003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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