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参加内地统招的第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就根据内地情况，决定取消录取过程中面试这一环节。该大学有关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因为这种面试将需要学生家庭出一笔不菲的费用，而这笔费用对于内地贫困家庭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这意味着一些贫困家庭的学生不得不因此放弃。“而我们希望尽量做到机会公平，不能因为面试把大部分人排除在外。我们要给更多人，尤其是家境贫困的学生以机会，所以我们决定取消面试”。

在中国内地许多高校越来越强调招生中面试的重要性时，在亚洲乃至世界上排名都很靠前的香港中文大学，却以“机会公平”的理由主动取消面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更深入思考。

长期以来，国内不少经济学家在论述公平问题时，也强调“机会公平”。而对于到底什么是“机会公平”，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厘清。在他们看来，“机会公平”就是“让大家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否“让大家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就已经算是“机会公平”了呢？其实不然。比如，在同一个起跑点上，我们让一个专业的长跑运动员，与一个有着先天残疾的孩子赛跑，尽管起点公平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机会并不公平”。所以，真正的机会公平应该充分考虑到先天条件的不平等，然后在比赛规则中体现对弱小者的照顾。也正因如此，在美国流行的“复活节找彩蛋”游戏中，主办者总是“将那些年纪较大、体格较强的孩子有意识在距离或时间上要比年纪较小、体格较弱的孩子安排得靠后一些”（引自布坎南语）。这才是真正的“机会公平”。

香港中文大学之所以在内地取消录取过程中面试这一环节，就是基于这种考虑。正如该校校长助理所言，在中国的北京、上海与广州这样的城市，考生家庭的富裕程度已与香港不相上下，承担面试过程中需要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在更广大的内地与西部地区，许多考生家庭却十分贫困。因此，让富裕的家庭与贫困的家庭都一样承担这笔费用，表面看来“机会是平等”的，但实质上这样做将肯定把贫困家庭的考生排斥在外。因此，真正的“机会公平”就是干脆取消面试。

其实，在我看来，香港中文大学取消录取过程中的面试，不仅仅通过减轻了穷人家庭的负担而真正履行了“机会公平”，而且同时还通过其他途径而真正履行了“机会公平”。在中国，不仅仅存在财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且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城乡之间也极不平等。30%的城里人享有70%左右的教育资源，在城里孩子从小生活的环境中，有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网络室；而占人口70%的农村人只占了30%的教育资源，有些地方农村孩子连一间像样的教室都没有，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除了书本与农田，几乎与任何现代化的东西没有任何接触。因此，论所谓的“能力”，无论在语言能力、交际能力、操作能力还是研究能力上，城里孩子自然强于农村孩子。而农村孩子惟一可能超过城里孩子的地方，就只有他们因期望改变命运而拼命读书造就的“书面考试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高校招生如果越来越注重所谓“考查学生实际能力”的面试，只会将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排斥在接受高端教育的大门之外。而香港中文大学干脆取消面试，只以卷面分数论英雄，表面上看“没有重视实际能力”，但这才是真正把城里学生与农村学生置于平等对待的位置。

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之害后，应该说，对于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强调“机会公平”而不是“结果公平”，老百姓也是认可的。但问题还在于“机会公平”并不是简单地“让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相反，要实现真正的“机会公平”，政府的公共政策就应该主要照顾社会中的弱者，而那些本来就掌握了大量资源的人群则应该有所收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否则，“起点公平”的最后还是令“赢者通吃”。老百姓目前对社会公平状况的不满，也绝对不是有的经济学家所说的“对平均主义的留恋”，而是对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进行腐败，或利用雄厚的财富进行寻租的官商勾结的不满。

因此，这个时候，我倒要提醒国内一些强调“机会公平”或“起点公平”的经济学家注意他们的前辈经济学家布坎南的一席话：真正的“机会公平”就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因为“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坏了”。所以，只有社会政策使得“公平的权利分配优先于竞争”，这才是“机会平等”的真正实现途径。（卢周来经济学博士、青年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