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模式”的崛起，凸显出政府“无为而治”的管理经验，备受全国各地瞩目；而近年来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逐渐崛起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被人们归结为“市场经济、有为政府”。目前这种“义乌模式”正在被更多的地区尤其是中部各省作为自身发展的借鉴。

5月27日，由几位义乌商人具体操作和运营的南京义乌小商品城成功开业；与此同时，占地5000亩的由浙商投资的颇有“义乌模式”风格的“中原国际小商品城”也正在紧挨郑州的荥阳市豫龙镇兴建。

“义乌模式”似乎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落地生根。

浙江民营经济开启了中国经济的亮点，义乌市场又是浙江经济的一大亮点。改革开放以来，义乌从“鸡毛换糖”、马路市场起步，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小商品市场和日用工业品市场，走出了一条以商贸业为主导的独特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子。

“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在这方面，义乌的做法给了人们更多的启示。”6月初，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浙江行政学院副院长马力宏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介绍说。

从“鸡毛换糖”到“前店后厂”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始称乌伤。相传古国於越境内有一孝子名颜乌，其孝行感动了一群乌鸦，乌鸦帮其衔泥葬父而受伤，因此得名。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乌伤县。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称义乌。1988年撤县建市。目前，全市下辖6镇7街道，2005年底全市人口160余万，其中户籍人口68万，外来建设者近100万。

走在义乌的大街上，你会看到在这座雅致的江南小城，各种肤色的外国商人，穿梭于林立的商铺中。

“我们厂现在的生产规模虽然还不是很大，但是已经有国外的客商联络我们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楼D区7893商位艺鑫水晶店铺前，楼秀珍女士兴奋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是2004年从浙江浦江到义乌来的，浦江是专业做水晶的地方，之所以选择到义乌做生意，主要是看好了这里的“人气”旺。“我们那边有很多人都到义乌做生意，我们也就跟着来了。”据介绍，目前他们的水晶产品已开始远销国外。

义乌的百姓商业意识非常浓厚。义乌自古有“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80年代初，义乌在全国率先放宽个体户工商登记，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开放城乡市场。放开手脚经商的农民如鱼得水，纷纷加入经商队伍。这期间，部分经营户通过经商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买进机器办起加工厂，形成了“前店后厂”工商一体的家庭经营模式。

“这个地方原来很穷，农业自然条件不好，很多农民只好外出经商，摇拨浪鼓卖糖。义乌政府在当地老百姓生存都困难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都在驱赶‘马路市场’的时候，只能考虑接纳他们使之能够生存下来。不敢说义乌市领导有先见之名，当时只是出于一种本能：为了扶持农民，为了发展经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浙江行政学院副院长马力宏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义乌政府的慷慨接纳使当地老百姓的生存条件改善了，从政府角度讲，税收增加了，城市发展就更有底气了。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市场一经形成，流通量大了之后，商人们就蜂拥而至。一时间，金华、永康等地方的小商品都集中到了义乌，义乌市场逐渐强大，最终形成了一个集散中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赫赫有名。

目前，义乌市场已形成营业面积达260万平方米、商位5万多个的超大型市场，联结着10万多家国内外生产企业，展销品种达40万余种。有人算过一笔帐，如果按一天8小时计算，义乌市场5万多个摊位各逛1分钟就得120天。难怪去年8月，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震惊全球的中国数字》报告中称，“义乌市场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充分肯定了义乌市场在全球贸易领域中的特殊地位。

“在义乌市场萌芽和初创时期，政府作为一种市场主体之外的力量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义乌人之所以能释放出巨大的经商能量，地方政府的开明政策无疑起到了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当地党委、政府顶住重重压力，在全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同时，还提出政治上鼓励、资金上照顾、技术上指导、税收上优惠、法律上保护等扶持政策。”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祖强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积极实施“引商转工”、

“贸工联动”策略

“从义乌市场发展轨迹来分析，义乌小商品市场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独占鳌头，就在于义乌没有孤立地搞专业市场建设，而是在推进‘兴商建市’战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商贸资本雄厚、市场信息灵敏、经商人才众多等优势，积极实施‘引商转工’、‘贸工联动’策略，引导民营企业家和商业资本向工业扩展，大力发展小商品制造业，形成与专业市场紧密联动的工业产业体系。”义乌市市长吴蔚荣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受“引商转工”、“贸工联动”策略影响，转型最成功的莫过于浙江梦娜针织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娜”）。董事长宗谷音作为梦娜的创办人，最初也是从义乌市场摆摊位起步的。

“我是义乌人，最初我只是在义乌市场帮一家台湾商人开办的袜厂卖货，后来才自己办厂，当时义乌都是做生意的，很少人办厂。”宗谷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梦娜3月1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梦娜袜业成为北京奥运会袜类产品独家供应商，这对浙江民营企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宗谷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梦娜现在有7500名工人，一天可以生产80万双袜子，有3700多台袜机，到今年到年底要做到一天170万双产能。以前他们在拼命地做规模，目前正从量到质的转变去提升，更多地进行创新。

据义乌市政府给《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市共培育了2.5万家工业企业，发展了20多个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引领国内外潮流、具有世界市场影响力的小商品制造产业，形成了针织袜业、饰品、服装、工艺品、拉链、化妆品、文化用品、玩具等16大优势行业，其中袜业、针织内衣、玩具、化妆品、工艺品、饰品、拉链等产业的产销量占全国30%以上，呈现出“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

辨证看待政府“有为”与“无为”

“我们坚持科学调控，把握市场发展的主导权不动摇。”吴蔚荣市长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市场是义乌经济的命脉，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义乌市政府始终牢牢把握市场资源和物流场站两大资源的调控权。从马路市场到中国小商品城成功上市，从市场规划到市场建设，从行业布局到市场管理，从市场硬件提升到市场功能提升等等，政府都会倾全力来组织、实施好，始终牢牢把握住对市场资源的调控权。同时，物流场站作为市场最重要的一个配套设施，他们始终坚持政府投资建设，然后以最低廉、最合理的价格租给货运公司经营的运作模式，努力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

人们所赞誉的“义乌模式”背后其实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牢牢把握着市场资源，最终形成“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地结合。这一点似乎和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形成强烈的反差。

“温州和义乌历史发展进程不一样，温州政府的治理措施是无为而治，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温州的影响比较大，受到各个方面的关注，说温州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地方，政府为此要承担很多政治压力，温州政府在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的两难选择中，采取了‘无为’的行为方式，这种‘无为’是相对于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打击约束的‘有为’而言的。”马力宏副院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温州和义乌这两种模式都有着各自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合理性，都是当时当地环境下政府的最佳理性选择。当然这两种模式都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研究员胡仙芝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民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决不是简单的政府“有为”还是“无为”就可以解决，并不是政府的所有作为都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目前，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正在融为一体，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格局对于民营经济来说挑战大于机遇。在国家经济层面上，我国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力措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和政策支持。”胡仙芝说。

对话

如何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

采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嘉宾：

马力宏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浙江行政学院副院长

吴蔚荣

浙江义乌市市长

高小平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胡仙芝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研究员

“政府与市场犹如夫妻，谁都离不开谁”

《中国经济周刊》：义乌市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可以总结为“市场机制、有为政府”。一方面，政府要有为（注重管制）；另一方面，企业（或市场）要创新（总要突破一些管制）。该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高小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犹如夫妻，谁都离不开谁，但又经常吵架。从政府方面来看，相当于丈夫的角色，几千年都居于家长的地位，现在妇女解放了，很不适应，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居高临下的架势，具体表现有时是“不作为”，懒得连碗都不洗，有时则“乱作为”，在酒场上什么都敢答应；从市场方面看，相当于妻子的角色，有一双勤劳的手，但常常在一些领域过度膨胀。我们把这种相向而去的力量称之为“角色错位”。

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明确他们作为资源配置的不同手段，各有其特定的功能，也各有其内在的缺陷。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实行的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就是为了放大各自的优点，缩小各自的缺点。界定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边界很重要。政府要准确定位，就是要从“过度干预（越位）”转向“适度干预”，从公共服务的“缺少干预（缺位）”转向“加强干预”，从对微观领域“直接干预（错位）”，转向对宏观领域的“间接干预”，从绝对掌控资源的“权力中心（不让位）”，转向“服务中心”。

胡仙芝：在义乌模式中，政府是一个有为政府，它的作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如：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主要以对市场萌芽和发展的默许的方式和方法来支持；在市场发育的过程中，义乌政府就开始介入其中，通过加强管理和合理疏导，引导、规划和培育市场的成长；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则政府开始引导小商品市场“走出去”，实施国际化战略，提升专业市场的层次和现代化水平。应该说，义乌政府对民营经济的“作为”与市场机制的建立、完善需求是一致的，“义乌模式”之所以成为一直可供研究、借鉴、推广的经验，正是因为她比较恰当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市场、企业与政府三者的关系。解读义乌模式得到的对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内涵，不应该是原来大家认为的一直管制和反管制的逆向博弈关系，相反应该是一直相互扶持、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伙伴合作关系。

新型政企关系：

平等公平的公共服务

《中国经济周刊》：那么义乌市政府的“有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马力宏：市场机制加有为政府是对义乌发展模式的一种很好概括。只有打破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模式，创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模式，鼓励市场和企业不断创新，地方政府才能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创新是政府有所作为的前提。

吴蔚荣：在致力政府管理创新，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我们着力抓好“三个有所作为”。一是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力求在创新民营经济发展路径上有所作为。县域经济，作为典型的基层经济，其实质是“微观主体”的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政府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微观主体”活力竞相迸发；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调控和服务作用，致力创新独特的发展路径，使民营经济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二是坚持开拓创新，切实转变职能，力求在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层次上有所作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营经济的先发性体制机制优势正在弱化，迫切需要提升发展层次，进一步增强区域民营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坚持依法行政，规范和谐发展，力求在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上有所作为。任何环境的创造，都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打造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政府和企业都要承担责任，只有“政企共努力”，才能“着力优环境”。

《中国经济周刊》：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民营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政府在引导、服务、管理民营经济应该如何把握好度？

高小平：现在从总体上说，还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够的问题，是需要研究如何加大力度推动民营经济更快、更全面发展的问题，谈论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还为时太早。当然，凡事都有个“度”。在“非公36条”和国家其他法规、政策中也专门有规定，哪些领域对民营经济有限制性“门槛”，有的是不允许进入的领域，有的是要经过行政许可才可以进入的领域。民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一样，都要加强信用建设，国家应该依法加强对所有经济主体的监管，严肃打击商业贿赂。这是一个具体操作性的政策问题，不属于宏观政策“放”还是“收”的所谓“度”的范畴。

马力宏：在义乌民营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有为，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无所不包的管理有着根本的区别，这里的“度”主要有：一是以市场为基础，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二是以创造市场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为目的。三是以规划为主要的引导手段，不干预经济个体具体的经济活动。四是以服务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内容，不是通过居高临下的管制和行政力量来体现政府的作为。

胡仙芝：在新型的政企关系模式下，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是一种平等的公平的公共服务，而绝非是与个别的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去破坏市场运行规则；政府为企业提供的主要是制度和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而绝非是越俎代庖，替代其决策；政府为各类企业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不是与企业进行交换的商品，因为，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之外，绝不能提供针对个别企业的特殊服务，尤其是这种特殊服务不能给市场秩序和其他权益主体造成不公平的损害。这也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内在所要求的。

借鉴温州义乌模式应分别对待

《中国经济周刊》：温州模式是“无为政府”，而义乌模式是“有为政府”，如何评价这两种模式？

马力宏：其实也不能说温州模式是“无为政府”，只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环境下，温州地方政府对个私企业实行了不压制、不打击的宽容做法，这种无为而治是在特定条件下地方政府为保护和推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而义乌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则采取了鲜明的积极扶持引导的做法。实践证明，温州在改革开放之初特定环境下的“无为而治”是推动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但是，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在这方面，义乌的做法给了人们更多的启示。

胡仙芝：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得比义乌要早。两地发展民营经济的的时代背景以及政治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两种模式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温州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往往可以被义乌等后发展地区的地方政府所借鉴，而在各种条件具备，加上义乌政府的主观努力下，义乌的民营经济发展后来居上。我认为，温州模式比较适合民营经济先发展地区的政府管理模式，而义乌模式则可以为一些民营经济后发展地区的地方政府所借鉴。当然，也许在当前发展民营经济的大好形势下，其他地方的政府也在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我相信今后可能还会有后来居上的成功模式，也会探索出更多的具有不同特点的其他模式。

（记者 王红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