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公车私用和长期以来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制度不合理有很大关系。任建明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2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公车改革要走出"职务消费货币化"误区
职务消费货币化果真是公务用车改革的出路吗?不,货币化乃是公车改革的误区。一直以来,职务消费货币化被视为公务用车改革的出路,任建明教授不过只是老调重弹而已。这种观点,非但没有击中公车泛滥的要害,反而可能引发腐败或不公。公车私用的实质,乃是公权私用。用发放补贴的办法,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不能根治公权私用。从按官职高低的阶梯式补贴办法不难看出,公车的功能已经异化,要害在于依据官职而非公务需要,依然是特权的象征。公车改革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特权的抵制。用发放交通补贴来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特权,只是变换了特权的形式,即把拥有公车的特权,改换为拥有高额补贴的特权。这种“改革”因其缺乏法律的支撑,最终不可避免地将流于形式。
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实质是什么?面对现实,从已经实行货币化的地方看,“职务消费”已经异化为“权力消费”。为什么?因为确定货币化的依据是职务的高低,而不是公务的需要。结果自然是,职务越高,货币化程度越高,比如处级每月就高达3000元。显而易见,“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实质在于“权力消费”货币化。这样的改革,只能强化官本位,毫无疑问要遭到抨击。
其实,公务用车的消费,不是职务消费,而是公务消费。使用公车是公务需要,“公务”和“需要”,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公务活动支出,属于行政成本。将行政成本转化成“货币”进入个人腰包,结果是什么?成本和津贴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被混淆了,公、私之间的界限被抹去了,这就使化公为私得以实现。把行政成本变成个人利益的驱动力,以至于执行公务,还得在工资之外追加薪金,其效果无异于向不正之风乃至腐败让步。
公车改革的目的,在于使公务车回归到执行公务的本位。所谓“本位”,是指购置和使用公车乃公务需要。“公务”和“需要”,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公车私用决不仅仅是违纪,更是违法,如果用纪律处分代替法律追究,法制岂不被架空?因此,治理公车私用,当追究法律责任,而不是用车贴去赎买。
一辆公车,得四十个农民养活,大约可办一所希望小学,解决近千贫困子女读完小学。果真要改革,我以为首先要确定公车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即坚持公车办公务,走法制化之路。从国外看,那些对公车管理制度健全的国家,无一不将公车纳入法制化轨道。论其经验,要而言之有三,一是建章立法,将公车制度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二是引进公开监督机制;三是对违规行为依法惩罚。因此,要走出公车泛滥的无序状态,必须走法制化之路。法不立,车轮腐败之顽疾,终究难治。 (文志传)
“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的财政勒索意味
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在“治理公车私用”的访谈语境中说这样的话确实不合适,有一种与纳税人交换条件的勒索意味:只有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公务员才不会滥用公车。试想一下,公众所以敦促治理滥用公车,正是出于约束和节省公共财政,以“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来治理滥用,财政岂不要放更多的血?那还不如就让他们滥用公车呢!
当下诸种改革中流行的“赎买式改革”:为减小改革阻力,用货币购买官员占有的一些非正当福利,如廉政奖金、公车补贴等等,正是一种“财政勒索”。
当然了,如果公权能受到民权的制度性约束,公众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公务员的,不会眼红自己的“公仆”能体面地拥有私家车,体面的公仆才会更卖力地替主人服务。我们的公众所以对这句话异常反感,主要在于这句话触到了自身权利贫困的痛处:纳税人连自己公务员的家底都不知道,也无从监督公务员如何干活儿,凭什么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实际上,舆论早就呼吁官员公布财产,而这个群体一直以“属于个人隐私”为理由拒绝公布,新实施的《公务员法》也因此回避了这个制度———试问,不向纳税人交出家底,如何有资格向纳税人提出“买得起私车”的要求。
另一方面,在当下的制度格局中,纳税人无从监督公务员如何干活,凭什么要为公务员供养私车?中国尚未富裕到绝大多数人都有私车的程度,普通公务员的生活水平是不能超越大众平均水平的———那么,公务员通过薪水拥有私车应该是一种带有奖赏意味的事,只有那些认真为公众服务的公务员,公众才会奖励他“让他的收入能买得起私车”。如果服务没做好,比如自己职责内的政策服务让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这些部门的公务员有什么脸向纳税人和公共财政要求“让自己买得起私车”。
北大教授曾经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买得起轿车和别墅;清华教授如今说,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中国顶尖学府的学术精英们,你们的屁股到底坐在哪里?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