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每日新闻》20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有近2／3的人支持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民意调查还显示，围绕小泉纯一郎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后，其支持率仍高达81％，仅比6月份下降了3个百分点。再联系前不久发生的闹得沸沸扬扬的教科书事件，应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日本向右转与经济恶化有关

    这些事态的出现跟日本90年代以来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潮密切相关。随着9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10年大萧条时期。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治安恶化，整个日本社会失去了方向感，日本国民也失去了自信心。当日本国家陷入政治经济困境的时候，日本人的“民族感”就特别强烈，因而导致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盛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在历史观上，即宣扬皇国史观，反对所谓自虐史观、主张重塑日本民族形象，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此外，90年代以来，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即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为右翼势力重新编写教科书推波助澜，并在舆论上散布中国威胁论，使中日友好的氛围受到损害，从而为教科书事件的再次出现，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舆论条件。

    其次，这些事态的出现跟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总体趋向保守化分不开。有人将日本战后历届内阁划分为经济型和保守型两大类，其中鸠山内阁、岸内阁、中曾根内阁、小泉内阁被称为保守型内阁。小泉本人属自民党内鹰派，而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家中曾根和右翼分子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均是小泉强有力的支持者。小泉竞选期间及担任首相后的言行，均表明其政治理念具强烈的保守色彩。

    　 中日友好基础正被逐渐削弱

    将近10年来，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科书事件等问题也反映了中日关系的重大变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日关系面临着重新定位问题。80年代，由于冷战格局的存在，特别是中美日三国联合制衡前苏联战略需要，因此，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往往被冷战格局所掩盖。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并无多大改变，但日本的对华政策却出现了调整的迹象，中日关系也面临着重新定位。

    二、这些事态的出现反映了近20年来，中日友好的社会基础、舆论氛围均发生了重大变化。90年代，具体地说1994年以后，中日政治关系急剧降温，以日本政界调整对华政策为背景，日本新闻媒介亦抛开政治中立或批评政府的立场，而是与政府遥相呼应，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反对“谢罪外交”，诱导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因而，中日友好的氛围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舆论基本朝着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方向演变。战后出生或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具有强烈的亲美倾向，而对侵华战争却没有负罪感，对侵华历史的认识也是模糊的或轻描淡写的。

    　 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仍困难重重

    90年代初，日本派扫雷艇赴波斯湾，1992年6月日本国会又通过了PKO法案（《联合国维和活动合作法案》），为自卫队开出国门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90年代中期日美安全同盟的再定义、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以及《周边事态法案》的通过等等，日本已为其成为军事大国铺平了道路，但是日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想重走军国主义道路仍困难重重，这是因为：

    一、从国际环境看，美日同盟具有双重性，美国一方面想以日本在亚洲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但美国对日本也戒心重重，决不愿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所谓日美同盟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把日本置于美国的监控之下。同时，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亚洲的力量格局，韩国也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对象，俄国虽然大为衰落，但仍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和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亚洲从总体上来说，处于一种战略均势状态，适于近现代日本的发展道路不再适于当代和将来了。而且日本是一个岛国，经不起现代高科技战争的打击，更难以承受核战争的打击，一旦复活军国主义，必将毁灭无疑。

    二、通过战后的民主改造，日本建立了现代民主体制，民众参与决策的程度大为加强，而且战后和平主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日本国民之所以支持一些具鹰派色彩的政治家，往往是出于对现有当政者的不满，并不表明他们希望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日本也还存在和平宪法的限制，即宪法第九条所规定的日本永远放弃以国家名义对外行使战争的权利。尽管近年来自民党内修宪的呼声很高，但迄今也没有成功。小泉在竞选时表示要修宪，但他当上首相后，又改口说，修宪在现阶段并非指修改宪法第九条。

    《扬子晚报》2001年08月21日